第七，记载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民族源流及其多姿多彩的风物人情。 

新疆地区是个多民族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很多少数民族的繁衍生息之地，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新疆图志》特设了《藩部志》和《礼俗志》，来记述这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源流和风物人情。其中《藩部志》六卷，记载了布鲁特部（今柯尔克孜族）、哈萨克部、回部（维吾尔族）、旧土尔扈特和硕特部（蒙古族）四个主要藩部的民族源流、户口多少、归附受封等情况。如“布鲁特分东西部。东部在天山北，汉时为乌孙西鄙，故所谓塞王种也。汉后为悦般国，随时属突厥，唐贞观中分国为十部，左五咄陆，右五努失毕，号十姓，以碎叶为宗会，即今特穆图泊之地也。暨贺鲁平置昆陵二都督府后并归噶逻禄。西部在天山南，汉时为捐毒、休循二国地，唐为大小勃伦。……五季均入回鹘，元隶别失八里元帅府。入我朝，东部役属准噶尔，畏迫西徙，寓安集延。乾隆二十三年，兆惠搜捕伊犁余孽至其地，其酋长图鲁起拜等遮道自陈言‘向为厄鲁特所阻外王化，今西域荡平，所部人众皆愿内属，迄遣大头目赴关输款。’使至，高宗纯皇帝优加赏赉。”[xlv]这里详细的记述了布鲁特部自汉迄清的民族源流演变，以及内附清廷的经过。值得一提的是，《藩部志》还绘有《土尔扈特牧界表》、《和硕特牧界表》、《土尔扈特和硕特爵号世次表》、《和硕特世次表》、《回部爵号世次表》等表格多幅，这些表格清楚地列出了和硕特部牧界迁徙情况，伊基和硕特部、回部的爵秩递嬗情况，这是研究新疆少数民族官制变迁等的重要资料。还应提及的是，《藩部志》还收录了《特穆图泊考》、《珠勒都斯考》、《博罗塔拉考》、《俄罗斯源流考》、《新疆南北边隘形势考》等5篇考证性文章，增强了该书的学术性。 

《礼俗志》则记述了新疆各民族的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宗教信仰习俗。如对蒙古族风俗的记述，“额鲁特、察哈尔、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种人也。游牧伊犁天山南北及塔尔巴哈台、阿尔泰山诸境，逐水草迁徙，靡定所，冬窝曰玉木种，夏窝曰锡林，氈房曰色格勒，即今谚所云蒙古包也。房式如覆釜，大周十余丈，小或三四丈。……马牛羊杂棲一室。……凡食以茶乳为大宗，酥油奶酒均以乳酿之，酿余之乳为饼，名曰奶饼。酿酒值客至，必延坐尽饮而后已。……男女冬夏单袴出门，或冠以羊皮之裈。女子布袍无缘，绸缪杂配发辫纷繁，耳环、腕钏、指约多以金银、珊瑚、珠宝为之，矜尚华丽，夫人冠金纯氈帽，顶结红绒或红丝长穗，小帻长袍瘦袂接下长帔，外罩长袖，两当直衿，钩边周以编绪，此夫人礼服，有事必服人。”[xlvi]再如书中对布鲁特部的婚丧习俗和独特的“刁羊之会”习俗的生动记述，“（布鲁特部）婚姻之礼，纳彩亲迎皆同缠俗。女入门，男女对座，以盐水湛饼而食，犹合卺也。次日见翁姑，家人长幼以次相识，均交手鞠躬曰塞拉玛理坤，犹问安也。一夫众妻，无嫡庶，妇多从一而终者。夫妻反目则延阿浑颂经以调之。……其俗向不讲宗法，曾祖以上无闻焉。……其父母及夫死无三年丧，葬毕，除素服，著青衣，有墓祭，期年开筵享客，戚友群以牛羊相问，遗为设‘刁羊之会’，或植高竿为的，炮射角胜负。”[xlvii]《新疆图志》对维吾尔族(回部)的宗教信仰也有精彩的记述,“其教专祀天,尊穆罕默德为赔昂伯尔,译言天使也。七日礼拜,入寺诵经,谓之朱玛。每日五次诵经,谓之纳玛兹。岁法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年，先期四十五日以葫芦燃膏悬之树，阿浑诵经，众人罗拜，夜阑灯尽，蹴葫芦于地，争蹋碎之，以消灾疠，谓之巴把提。又十五日斋戒，昼禁饮食，谓之若兹，言斋期也。弥月开斋度岁，鲜衣华服，喧填鼓歌，男女往来相称贺，如是者七日，谓之若兹爱依提。又十七日刲羊祭教，祖先世，谓之古尔巴爱依提，即一岁之终也。”[xlviii]这里介绍了维吾尔族（回部）信奉穆罕默德教即伊斯兰教，还简要介绍了伊斯兰教的节日古尔邦节的盛况。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记载，不但具有广见闻的作用，而且能增加文章记载的生动性，使读者在生动有趣的记载中，认识少数民族，并了解和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 

第八，记述了清代新疆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状况。 

乾隆年间，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开始在新疆兴办学校，推进文化教育。《新疆图志》设《学校志》二卷，简述了新疆文教事业的发展。《学校志》主要记述的是官学，尤详于清季开设的府、州、县学。乾隆三十四年以后，“迪化、昌吉、绥来、奇台各县，以次兴建学宫，设训导，设廪增，附缺额。每县设训导一员，廪增缺各二，岁试取文武生各四，科试取文生四。镇西府设教授、廪增缺各五，岁试取文武生各六，科试取文生六。”[xlix]此是新疆创办学校之始。同治三年，“全疆糜烂，城池学宫荡然无存。”光绪初，钦差大臣左宗棠“奏改设郡县，设学塾，训缠童，为潜移默化之计。”光绪十一年，“升迪化州学为府学，设教授一管理。”[l]府、州、县学逐次兴办。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下令改新学制，设新疆提学使，创设二等小学、省立中学及简易师范班，稍后逐步开设了陆军小学、法政学堂、汉语学堂、中俄学堂、巡警学堂、将弁学堂等[li]，效仿西学，学习近代的科学文化，新疆的教育也开始走向了近代化。《新疆图志》还设有《艺文志》一卷，列出了历代有关新疆的文献78种。其中清代以前的23种，清代的55种，每种文献均列出书名、作者、年代，并作简单的提要介绍。《艺文志》的设立，对保存新疆文献是有益的，也为后世研究新疆历史提供了书目索引。《学校志》和《艺文志》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文教事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资料。 

此外，尚有《新疆图志》尚有《奏议志》十六卷、《民政志》八卷。《奏议志》、《民政志》都为《新疆图志》所首创。《奏议志》集中了历代关于新疆问题的名臣奏议189篇，反映了历代统治者对新疆统治的行政措施和思路，同时这也起到保存了保存文献档案的作用。《民政志》分巡警、户口、地方自治三类，叙述了清季对新疆的行政管理方式，并且统计了清季新疆各县居民户口的多少，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史史料价值。 

 

三、《新疆图志》的学术特点 

综观《新疆图志》一书，它具有以下几个学术特点： 

第一，体例谨严，内容丰富，有时代感。《新疆图志》是清代新疆最后一部地方志，它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与时俱进地创立了一些新的志书门类，以反映时代的变迁，如国界、交涉、实业、民政诸志均为首创，而民政志中的警察类，尤能反映时代的变迁，反映出近代警察制度的出现，因而该书在内容和体例上都富于新的时代气息。 

第二，旁征博引，资料性强。《新疆图志》广泛吸收了历代各家关于新疆的研究成果，真正是旁征博引，资料扎实。《新疆图志》仅在卷首列出的参考书目就多达50种，包括官修正史、地方志、游记、文集、档案等。其中《皇朝藩属舆地丛钞》一书包括了张穆《蒙古游牧记》、祁韵士《新疆要略》、徐景澄《帕米尔图说》等，实际卷首列出的数目是52种。而全书所引用的书目据笔者初步统计至少达150种之多。仅《山脉志》除了卷首所列的参考书目之外，还征引了清末所修《新疆乡土志》23种[lii]，尚有《魏书》、《隋西域图志》、《大唐西域记》、《西陲纪略》、《新疆识略》、《莎车行记》、《西域水道记》、《水经注》、《淮南子》、《穆天子传》、杜环《经行记》、《使准噶尔行程记》、《勘界日记》、《中俄分界图约》、《勘界公牍》、《高昌行记》、辨机《西域记》、《水桥道里记》、《帕米尔山水道里记》、《乌鲁木齐杂记》、《张匡邺行程记》、《还读斋杂述》、《英人杂记》、《滦阳消夏录》、《洛阳伽蓝记》、《英吉沙尔厅图说》、《西使记》、《回疆通志》、《回疆风土记》等约50种以上的著述[liii]。由此可见，该书征引之广博。 

《新疆图志》还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因而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国界志》、《交涉志》中录有《中俄塔尔巴哈台条约》、《中俄伊犁改订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全文；《天章志》有乾隆帝亲笔撰写的《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文》、《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文》、《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文》、《土尔扈特部纪略》，以及乾隆帝的几十篇作品和诗词；《奏议志》中录有189篇历代奏议原文；《金石志》中有《唐姜行本碑》、《唐张怀寂墓志铭》等多篇历代碑文；《民政志》中的《巡警规条》、《违警律章程》等法律原文，等等。《新疆图志》收录这些原始文献，既丰富了志书的内容，又保存了原始文献资料。 

第三，详今略古，重点突出。《新疆图志》在纂修中贯彻了“详今略古”的编纂原则，重点突出了清末时期的新疆。以《奏议志》所录历代奏议为例，据今人戴良佐统计，历代奏议总数是189篇，“汉唐选入22篇，而清代当朝却有167篇。其中左宗棠、刘锦棠同治至光绪年间奏议达115篇，占清代奏议总数的三分之二。主要以陕甘总督左宗棠出兵平定阿古柏侵略军，新疆建省前后的政治、军事、外事、经济为重点，为当时的现实服务。”而“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奏稿》共64卷，其中卷45至卷57属新疆部分的奏稿共288篇，收入《新疆图志》的有62篇，占总篇数的21.53％。又新疆巡抚陶模的《陶勒肃公奏议遗稿》共12卷，其中卷124属新疆省，共51篇，收入本书卷103有11篇，约占五分之一强”[liv]。所以说，凡清末关于新疆的重要奏稿，均已收入《新疆图志》。 

第四，考疑订误，力求准确。《新疆图志》对新疆历史地理也进行了广泛的考订，质疑辨误，力求记载的准确。该书考证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其一，考证地理遗址所在。如对金沙岭、莹沙岭的考证，“按《唐书》：‘西州交河县北行，经柳谷度金沙岭，至北庭都护府。’又按《杜甫诗注》：‘自交河北行八十里至龙泉馆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度莹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统府。’今乌鲁木齐为唐北庭都护故治，吐鲁番为西州故治，以相距道里考之，此达坂（海子山）即所谓金沙岭也。今岭畔有陡坡，沙子细碎滑马足，金沙、莹沙当谓此。”[lv]其二，辨析地名异同。例如：“库嘎尔山，《洪图》作阔嘎尔特，一作库噶尔塔，一作库嘎尔特，一作廓厦尔特，皆喀克善之异文地。”又如：“喀克善山，《俄图》作科克沙尔；《洪图》作廓克沙勒，或作廓克沙里，谓即贡古鲁克，两山合而为一。其实贡古鲁克在东，相距六七百里，非一山也。《新疆旧图》列喀克沙勒于库伦杜之上，而又别出喀克善山，尤误之甚者也。”[lvi]又如对察罕托罗海山的不同名称的考证，“《西域图志》：‘察罕托罗海，犹云白峰也。’……谨案：哈密西北七箇井头水诸驿之山，即《汉书·武帝纪》之天山；《后汉·明帝纪》称白山，《章怀注》作折罗汉，《窦固传注》讹作祁县罗漫山。折罗汉即托罗海之变音。《隋突厥传》称时罗漫；《唐地理志》曰折罗漫山，《薛仁贵传》：‘征铁勒，发三矢，杀三人，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宋史·外国传》称雪山。此曰白峰，盖亦白山之义，盛夏有雪，故名。时罗漫、析罗漫，又折罗漫之讹字也。”[lvii]其三，辨析官私西北史地著作记载的讹误。如《新疆图志》对《西域图志》、《三州辑略》、魏源《北干考》中对天山记载疑误的辨析云：“《三州辑略》云：天山行至巴里坤之东名盐池山，截然而止，伏于地中千余里，至嘉峪关外沙州之东突兀起顶，东行为祁连山。案：祁连山实自南山一支分脉，伏地再起之说不敢信为必然。《西域图志》谓天山自巴里坤分脉北行，而西北至阿尔台山，有龙象回顾之势。考巴里坤西北山势断续起伏，沙碛之中实不能结此大山。魏源《北干考》谓阿尔台山之脉由伊犁博罗塔河之西遶额尔齐斯河、宰桑泊之东北而起阿尔台山。其说近是，但就里数长短以阿尔台山为天山正干，哈密、巴里坤为分支，则一家之私说也。”[lviii]再如辨《西域图志》记载河流流向的错误：“《西域水道记》云：额敏河源出塔城东二百七十余里之额尔和楚克山。额尔和楚克今人呼为额依宾山，盖二而一者也。《西域图志》不言额敏河之所自出，而载鄂尔和楚克所出之水曰布隆郭勒，发源北麓达木郭勒，烘郭尔布拉克发源南麓，皆与今水异名。案达木当即纳木河，然其水实东南流入艾拉克淖尔，与《图志》河流方向不合，盖水名变淆久矣。”[lix]又如《新疆图志》借讨论河源而辨胡渭《禹贡锥指》及徐松《西域水道记》之误。《新疆图志》对此辨析云：“《水经注》：南北二河同流注泽，惟于南河系以牢蘭海，北河下系以蒲昌海，遂启后人之疑。胡渭《禹贡锥指》直以为二海，固属谬误。徐松《水道记》不考古时南北河分行旧迹，而谓一川渠并振古如兹，遽疑郦氏为未审。李光庭非之，又不能确指南北河分趋故道而定以今名，皆非确解。细绎《水经》所叙，河源分南北两大支，源出葱岭山者谓之北河，自姑墨以西兼喀什噶尔、叶尔羌两河言，姑墨以东则指塔里木河言，非若后人专以喀什噶尔为北河，叶尔羌为南河也。源出于阗南山者为之南河。和阗河东北流之水即今额尔勾河也。”[lx]《新疆图志》如此之类的辨析考证还有很多，兹不赘举。当然，由于该书编纂时间较短，且部秩较大，缺乏实地考察，考订中难免有一些谬误和不足，这需要读者加以注意和辨别。 

 

四、《新疆图志》的进步思想价值 

《新疆图志》的编纂内容也体现出了一些进步的思想倾向，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第一，具有强烈的反侵略思想，体现了该书编纂者国家意识、主权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新疆图志》中特设的《国界志》、《交涉志》不但是编纂门类的创新，而且这两志的内容更从思想深层上体现了编纂者国家意识、领土主权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新疆图志》设立《国界志》、《交涉志》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通过考证我国国界的历史沿革来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其对沙俄侵略、逼迫立约、割占领土的记述，有以史为鉴、警醒国人的重要作用，“俾留心边事者得观览焉。”[lxi]抵御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全书。《新疆图志》痛心地指出：“承平之世，边境敉平，故当日于界务视之漠然”，清廷认为“新疆去俄尚远，边徼之地，荒而不治”，道光二十六年沙俄侵略者开始“于伊犁河建阔拔勒城，治哈部，中国官吏无过问者。咸丰以来，海内多故，俄人乘隙诱我藩属，进寸谋尺，狡起戎心，故咸丰九年因四年構和议及疆事，遂以常驻卡伦为界，于是卡伦以外之地沦失至数千百里。”[lxii]继此，沙俄吞食鲸吞我国领土，并且逼迫清政府相继签订了《中国塔尔巴哈台条约》、《中俄伊犁改订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攫取了通商、传教、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并割占了我国新疆地区大约44万余平方公里的领土。《新疆图志》严正指出：“俄人所占诸地，当日皆在我国势力范围之内，而乘人之乱巧取豪夺，以肆鲸吞，此不仁不义之尤者。西人谓俄人之举动，必俟可乘之机，有如矢无虚发，洵挽强命中之技也。”[lxiii]沙俄正是趁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自顾不暇之机，趁火打劫，加紧侵略我国西北边疆，鲸吞了我国西北大片的领土。光绪十七年，沙俄侵入我国新疆帕米尔地区，英军亦陈兵坎巨堤，虎视眈眈帕米尔地区。光绪二十一年，俄英置中国于不顾，“合谋立约私分帕界”。《新疆图志》针对此事愤慨地指出：“夫据咸丰十年《北京条约》南至浩罕边界为界之语，则帕米尔固我之旧鄙也。俄不能预，更何与于风马牛不相及之英，乃狼狈为奸，逞贪恃暴，攘我局中之地，竟摈我为局外之人。不但北京之约置之不顾也，即《新玛尔格兰约》所谓自乌仔别里俄国界转而为西南，中国界转而为正南者，至是红线迤东之地横被侵欺，反求如沙大臣所议而不可得。迄于今而中俄之界尚无成说，此可为痛哭太息者也。尤可异者，英人代印度以索我之坎巨堤，以中国之地壤与中国要挟，欺侮至此，极矣！”[lxiv]《新疆图志》对俄英侵略者的凶暴无理深感愤慨，对中国神圣领土的痛失而痛心疾首。爱国之心，护土之情，跃然纸上。《新疆图志》对此的阐述，就是要唤起清统治者和国人的爱国热忱，奋起抵抗侵略，保卫我国神圣的领土和主权。 

第二，重视民族问题，提倡因俗而治。新疆地区民族众多，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如何有效地统治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是清代统治者和关心边务的有识之士共同思考和关心的问题。因为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历来是抵御外敌入侵，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维护边疆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是故，《新疆图志》探讨了布鲁特部、哈萨克部、回部、旧土尔扈特和硕特部的世系源流、户口多寡、牧地、封爵等情况；又设立《礼俗志》探讨了新疆少数民族的饮食起居、服饰语言、婚丧嫁娶等生活习俗，并且在其他各卷对少数民族的情况亦多有记载。《新疆图志》在其《礼俗志序》中即指出：“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lxv]这里明确指出各地人民民族习俗不同，应该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策略，才能“安其俗，和其民”。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即对新疆少数民族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治理方针，并大力倡导民族团结，共同进步的思想。乾隆二十七年，清廷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总统南北疆事务，将新疆置于中央政权强有力的统治之下。同时在南疆维吾尔聚居区继续选授各级阿奇木伯克管理，“使守其土而治其人”[lxvi]，因俗而制。同时，清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信仰回教（伊斯兰教）亦有正确认识，不予干涉，尊重他们的民族宗教信仰。《新疆图志》言：“天山南北自侨居之汉人及奉喇嘛教之蒙古人外，其地若准、若緾、若哈萨克、若布鲁特诸部种族异派，服物异宜。无人不崇信摩罕默德为至尊无上之教主，其信之至笃，其护持之亦甚坚，深闭固拒，恪守宗风。苟有畔者即为罪人，其谴罚亦至严至酷。……故治所属地因其俗不易其教。”[lxvii]清廷对少数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是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 

《新疆图志》也记载了具有重要民族团结意义的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事件。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部不堪沙俄的压迫，在其首领渥巴锡的领导下，冲破沙俄的层层封锁，跋涉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费时半年之久，自伏尔加河流域返回祖国，受到清政府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置。《新疆图志》对此事的过程给予了详细记载，而且还载录了乾隆帝御撰的《土尔扈特部纪略》[lxviii]，以及乾隆帝即兴而作的一些关于土尔扈特部回归的诗篇，如《万树园赐宴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等即景成诗》云：“汗仍其旧号新绥，余各优封五爵施。契苾讵徒四百帐，招摇那藉九夷旗。宁餬珍膳饱以德，马湩蚁醪醉不辞。千古为稀今厚幸，天恩祖烈奉惟寅。”再如《宴土尔扈特特使臣》云：“乌孙别种限罗叉，假道崎岖岁月赊。天阙不辞钦献賮，雪山何碍许熬茶。覆帱谁可殊圆盖，中外由来本一家。彼以诚输此诚惠，无心蜀望更勤遐。”[lxix]这两首诗叙述了土尔扈特部回归后，乾隆帝接见土尔扈特部首领和使臣并设宴款待的场景，真可谓是一幅其乐融融的民族团结画面。《新疆图志》在记叙此事的同时，倡导了民族团结、共同进步的思想，值得肯定。 

第三，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的思想。《新疆图志》创设了《民政志》、《实业志》，这两志记载的内容都是和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内容，而且该书中还有《物候志》、《土壤志》、《赋税志》、《食货志》、《沟渠志》，也都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此六志一共21卷，占有总卷数的六分之一。此六志的设立，特别是《民政志》、《实业志》的创立，体现出该书编纂者强烈的“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的思想。《新疆图志·民政一》开篇即言：“自古保邦之本，熙绩之原，莫不基于内治。内治者何？所谓民政也。”[lxx]而《民政四·户口一》又言：“《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户口之稠稀，国脉之盛衰系焉，顾不重且大哉！然昔之清理户籍者不过曰明贡赋而已，责征役而已，禁奸匪而已。而在今日列强雄峙之秋，户口之整顿，其关系更有深焉。……国籍因以分，国势因以张，主权亦因以振焉。岂弟贡赋、征役之便利、巨奸游匪之潜移云尔哉？”[lxxi]这里明确提出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并把人民户口的多寡视为国势兴衰，主权强弱的重要原因，张扬了“以民为本”的思想。《新疆图志》对其前历代新疆志书缺乏国计民生的内容给予了批评，其云：“田土、气候、水草、五谷、果菜之属，《汉书·西域传》记之尤详。自兹而降，历代经营西域铺张远略，无与民事，其于全疆地域广轮之数，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地之物，生十有二壤所宜之种，率阙而不书。论者谓‘中国有君史而无民史’，此其类也。”[lxxii]这里提出了史志的写作要为民众服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思想。是故，《新疆图志》设立了土壤、物产、赋税、食货、沟渠、民政、实政诸志，以有利于民生。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的思想，确实在《新疆图志》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总的说来，《新疆图志》作为清代新疆最后一部全省性通志，内容翔实广博，体例完备，取得了卓著的学术成就，因而被梁启超誉为清代方志中“由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而“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lxxiii]《新疆图志》在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史和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①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建置一》。

②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建置二》。

③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建置二》。

④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建置二》。

[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9，《山脉一·天山一》。 

[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9，《山脉一·天山一》。 

[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70，《水道四》“阿克苏河”条。 

[i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70，《水道四》“阿克苏河”条。 

[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73，《沟渠一》“迪化县”条。 

[v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75，《沟渠三》“宁远县”条。

[v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65，《土壤一》。

[v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65，《土壤一》。

[i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2，《物候一》。

[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9，《军制一》。

[x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3，《职官一》。

[x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3，《交涉一》。

[x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3，《交涉一》。

[xi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国界一》。

[x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国界一》。

[xv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8，《实业一·农》。

[xv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8，《实业一·农》。

[xv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8，《实业一·蚕》。

[xi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8，《实业一·牧》。

[x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8，《实业一·牧》。

[xx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8，《实业二·矿》。

[xx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9，《实业二·商》。

[xx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9，《实业二·商》。

[xxi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5，《交涉三》。

[xx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0，《赋税一》。

[xxv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0，《赋税一》。

[xxv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0，《赋税一》。

[xxv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0，《赋税一》。

[xxi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1，《赋税二·榷税》。

[xx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4，《食货三·钱法》。

[xxx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4，《食货三·钱法·铜币二》。

[xxx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4，《食货三·钱法·铜币二》。

[xxx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4，《食货三·钱法·铜币二》。

[xxxi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4，《食货三·钱法·铜币二》。

[xxx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5，《食货四·纸币一》。

[xxxv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5，《食货四·纸币一》。

[xxxv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5，《食货四·银币二》。

[xxxv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5，《食货四·金币》。

[xxxi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2，《食货一·盐法》。

[xl]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2，《食货一·盐法》。

[xl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3，《食货二·茶法》。

[xl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87，《古迹》。

[xl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87，《古迹》。

[xliv]  请详见（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88《金石一》及卷89《金石二》。

[xl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6，《藩部一·东西布鲁特部》。

[xlv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8，《礼俗》。

[xlv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8，《礼俗》。

[xlv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8，《礼俗》。

[xli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8，《学校一》。

[l]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8，《学校一》。

[l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9，《学校二·学堂》。

[lii]  今人戴良佐在《王树枏与〈新疆图志〉》（《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3期）中统计是18种，误，实为23种。同时戴氏认为全书征引书目为120种之多，据笔者统计就已达150种。

[liii]  今人戴良佐在《王树枏与〈新疆图志〉》（《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3期）中所言约有36种，误，实际上要超过50种以上。

[liv]  戴良佐：《王树枏与〈新疆图志〉》，载《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3期。

[l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61，《山脉三》。

[lv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9，《山脉一》。

[lv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61，《山脉三》。

[lv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61，《山脉三》。

[li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64，《山脉六》。

[l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70，《水道四》“塔里木河”条。

[lx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3，《水道四》，《交涉一》。

[lx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国界一》。

[lx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国界一》。

[lxi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9，《国界五》。

[lx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8，《礼俗》。

[lxv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4，《职官三》。 

[lxv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6，《交涉四》。 

[lxv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0，《天章一》。

[lxi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4，《天章五》。

[lx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0，《民政一》。

[lxx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3，《民政四·户口一》。

[lxx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65，《土壤一》。

[lxxiii]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第364页、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