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图志》是清末由新疆通志局修纂的一部较完备的官修通志，也是清代新疆最后一部地方志，全面总结和吸收前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成果，因而成为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总结性成果和终结的标志，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然而就是这样一部重要方志的研究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新疆图志》的学术特点的评介和主要作者的考辨，尚缺乏对全书内容和价值的全面分析。本文将在前贤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重点对《新疆图志》的编纂特点、主要内容和思想价值进行探讨，以期全面认识《新疆图志》的史学价值和地位。
一、《新疆图志》的编纂方式及编纂特点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6月，清政府颁布了乡土志条例，令全国府、厅、州、县按照例目撰写乡土志和志书。1909年，新疆巡抚袁大化设立新疆通志局，开始招揽人才，聘请名流逸士，参与纂修《新疆图志》。是书由新疆巡抚袁大化领衔任总裁，由王树枏，王学曾任总纂，实修者和出力较多者为当时著名学者王树枏、王学曾、宋伯鲁、钟镛、裴景福、郭鹏等人，其中尤以王树枏出力最多。《新疆图志》始修于宣统元年（1909）三月，成于宣统三年（1911）十二月，全书除卷首外，共116卷，约200余万字，可谓卷帙浩繁，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即修成，速度可为极快。该书出版于宣统三年（1911年），由新疆官书局刊印，民国十二年（1923年）由东方学会重校铅印，1965年台湾文海出版社据铅印本影印，1983年北京民族文化宫据东方学会本影印。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据东方学会铅印本影印。
《新疆图志》采取分门别类的形式编撰，全书共分二十九门，包括建置、国界、天章、藩部、职官、实业、赋税、食货、祀典、学校、民政、礼俗、军制、物候、交涉、山脉、土壤、水道、沟渠、道路、古迹、金石、艺文、奏议、名宦、武功、忠节、人物、兵士等门。我们就此可以看出，《新疆图志》的编纂方法，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图志并重。《新疆图志·凡例》开篇即言：“是书图志并重，不敢偏重于志而略于图，非欲故为繁缛，因幅员广漠，延袤四百五十余万里，使无图以总揽大纲，则读者有前得后忘之弊，是用不厌求详，以豁阅者之目。”图志并重，是我国古代史志的一个优良传统，《新疆图志》也继承了这样一个特点。然而，我们今天见到的《新疆图志》并没有地图。其实，该书原来是有地图的，但此书在宣统三年（1911）由新疆官书局印行时，因为限于当时新疆的印刷条件，该书的地图部分则以《新疆全省舆地图》为书名在汉口单独印行，因此发行时图与志便分开了。后来，1923年东方学会将《新疆图志》校订增补后，在天津重新排印，也未将地图和志印在一起，这样就造就了图与志分离的局面，使读者阅读起来颇觉不便。1988年《新疆全省舆地图》由全国图书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有总图4幅，道、厅、州、县图，伊犁将军辖境图，附阿尔泰山图，共58幅。虽然限于当时的条件，客观地造成了图与志分离的局面，然而《新疆图志》的编纂者的原意是“图志并重”的。为恢复该书的编纂原意，以后再版时应该将《新疆全省舆地图》附入书中，以真正体现“图志并重”的思想原意。
第二，列有表格。表格的特点就是简明扼要，能使要说明的问题简单明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该书有《土尔扈特牧界表》1幅、《和硕特牧界表》1幅，《土尔扈特、和硕特爵号世次表》1幅、《和硕特世次表》1幅、《回部爵号世次表》1幅、土尔扈特部所属各旗《札萨克袭爵世系表》9幅、和硕特部所属各旗《札萨克袭爵世系表》4幅、拜城、阿克苏、库车、和阗、吐鲁番各城回部王公《袭爵世次表》5幅、《历代建置官属表》1幅、《历代藩国受封官爵表》1幅、《西域古国自置官属表》1幅、《国朝满营旧官制表》1幅、《国朝绿营旧官制表》1幅、《国朝回部旧官制表》1幅、《国朝蒙部旧官制表》1幅、《准部故国官制表》1幅、《回部故国官制表》1幅、《国朝置省后文职表》1幅、《国朝置省后武职表》1幅、《国朝置省后满营职官表》1幅、《国朝置省后藩部职官表》1幅、《历代职官题名》1幅、《国朝职官题名》2幅、《驿站道里沿革表》2幅、《各府、厅、州、县丞划分自治区域表》4幅、《驿站经费表》2幅、《邮传表》1幅、《电线表》1幅，共计49幅表格，其中主要以世系表、官制表居多。通过这些表格，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新疆地区官制的递嬗、各部封爵的世系源流演变、职官、驿站等等有了比较清晰、详细地了解；另一方面，通过这些表格对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官建置的记载，由此我们可以更好认识清政府对新疆地区经营管理和开发的实际状况，而表格中对新疆少数民族官制的记载，也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清代的少数民族政策和治理措施。这些记载，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门类创新。《新疆图志》在充分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在门类设计上有所突破和创新。《新疆图志》中所设置的国界、实业、物候、土壤、民政、交涉等门，都是志书编纂门类上的创新。特别是“国界”和“交涉”两门记载了清政府在新疆地区与俄、英的外交关系，详细记述了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略和割占我国大片西北边疆领土的史实，并且还记叙了英国不断觊觎我国西北领土，并于1891年吞并了我国的坎巨提（帕米尔一部属）的历史史实。这些记载，体现了该书编纂者们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国界”和“交涉”两门的设置，也说明了清末国人“国家观”、“边疆观”的进一步觉醒和形成，这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二、《新疆图志》的主要内容
《新疆图志》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全面反映了清代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自然地理、物产风俗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尤其反映了清末新疆地区的特点，是清代新疆的“百科全书”。该书的主要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记载了新疆地区的建置沿革、城镇兴废、山川水道、道里四至、土壤、气候等地理情况。《新疆图志》开篇即言：“新疆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视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均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是故汉取三十六国以断匈奴右臂，唐开安息、北庭，以制诸蕃，元崛起金山，奄取西域，卒灭宋金而取天下，此皆明效大验者。” ①说明了新疆的险要地势以及守卫新疆的重要性，这是对昧于边情者“耗中华而事无用，勤远略而忘近攻”等谬论的有力驳斥。记述各地建置沿革是历史地理著作的重要内容，《新疆图志》对新疆各地的建置沿革也予以了详细的记述。如记载伊犁建置沿革曰：“伊犁者，自两汉迄晋皆为乌孙国地，北魏为悦般国，有乐舞，又为高车国地，周围突厥地，隋为西突厥及石国地，唐为西突厥及回鹘地，有数部皆隶北庭都护府，又西境为突厥施乌质勒部，为西突厥及笯赤建国、石国地，大历后，葛罗禄居之。宋为乌孙，逊于辽。元为阿尔穆尔诸王海都行营处，明为卫拉特地。圣清兴，准噶尔建庭于此。乾隆中，准部平，始于伊犁河北分建九城。同治初，回乱，九城不守，俄人以数百兵袭据之，擅其利者十有三年。光绪初，王师讨平南北各城，独伊犁不下。是时督师左宗棠驻哈密，欲分兵五路为进取计，而廷议难之。其后，卒以金钜万收还。而天山南北边要之地蹙损至数千里，亦可谓得不偿失矣。”②这段文字阐述了自汉迄清末伊犁的历史沿革，加深了读者对伊犁地区历史兴衰的认识。接下来《新疆图志》对伊犁地区的疆域四至、道路里程及城池设置都有详细的记载，“（伊犁）今界东一百八十里至哈什河，接额鲁特营牧地；西九十里至霍尔果斯河，接俄罗斯；北二百余里至赛木淖尔北岸，接察哈尔营牧地；南一百九十里至南山口札孚斯台，接满营屯地及额鲁特营，锡伯营牧地……东西二百七十里，南北二百四十里。其地表里河山，物产丰饶，多富商大贾，西陲一大都会也。有城九，曰绥定、曰宁远、曰惠远、曰广仁、曰瞻德、曰拱宸、曰塔勒奇、曰惠宁、曰熙春，此皆属也。”③而且在注文中对伊犁的晷度及其所属各城建城时间亦有详细记载，伊犁“北极高四十四度十分，偏京西三十五度四十分。夏至昼长六十一刻一分，夜长三十四刻十四分。冬至昼长三十四刻十四分，夜长六十一刻零一分。午正曰影，夏至长三尺七寸三分，冬至长二丈四尺零四分，春秋分长九尺六寸四分。”而伊犁所属之惠远城“乾隆二十九年筑。五十九年就城东偏展筑一百二十丈，复为河水所浸，渐就颓圯。光绪八年移筑于故城北十五里，即今惠远新城也。”④寥寥数语，记述了惠远城的兴衰变迁。
新疆地区山脉河流众多，这是新疆地区的重要地理特点。《新疆图志》对新疆地区的山川河道方位走向和变迁也有精详的记述。在《新疆图志》中有《山脉志》6卷、《水道志》6卷、《沟渠志》6卷，计有18卷，约占全书的六分之一的篇幅。该书将新疆地区的山脉分为天山、南山、北山三大山系来记载，是书云：“世知河源出于昆仑，昆仑出于葱岭者，皆自我高宗纯皇帝始。自葱岭而东分两大干，《汉书》谓之南、北山。其南山由今喀什噶尔之乌孜别里山分支，经叶尔羌、和阗南境绵亘而东，抵于青海，此唐一行之所谓北戒也。其天山一支由喀什噶尔之喀拉租库山迤逦东北，绕乌什、阿克苏、库车之背，至于伊犁，乃折而东，又经迪化之南、辟展之北，直指镇西、哈密，东至于塔勒纳沁山，总明天山，一曰白山，一曰雪山，一曰灵山，一曰祁连山。其间随地异名者以百数，实居北戒之北，东西悬亘，西域境内，乃一行所未及推论者。自天山之额布图岭折北而西，由哈喇古颜山蜿蜒西下，复折而东出博罗塔拉，历塔尔巴哈台循额尔齐斯河南至于阿尔泰山，是为北干，此漠北诸山之祖，尤一行所未及推论者也。盖西域诸山出于葱岭，故言西域山脉者以天山为之中，而尤以中土之北戒诸山、漠北之阿尔泰诸山为南北两山支干之首尾焉。”[i]继之，该书详细的叙述了天山、南山、北山三大山系的走向及其支干山脉。在叙述过程中旁征博引，广泛引征历代史籍记载，考释支干山脉的位置、走向、别名等等情况，并详细考订了前人记载的讹误。如对天山的一支松山塔什山的记载和考订，“《西域图志》：在额尔齐斯哈喇塔克西南四十里，北当孔道，因山名地，亦称松塔什。谨案：松塔什亦称松木塔什，在其稀布勒孔盖河南，其卡东北距二百五十里。”[ii]
《新疆图志》对新疆境内诸多主要河流的发源、流向都有详细地记载，而且记载中仿照《水经注》体例，有经文和注文，经文简约，注文繁复。如阿克苏河的经文云：“阿克苏河源于乌鲁山，东流入乌什境，为其希布勒孔盖河，又东有水自北来注之，又东玉簪水自北来注之，又东别叠水自北来注之，又东雅璊素水自东北来注之，又东迳毕底尔卡伦为毕底尔河。又东沙图水南流迳胡什山为胡什奇河自北来注之，又东毕底尔河经乌什城南纳柳树泉水东流，其分支北流，迳乌什北为托什罕河。托什干河经乌什北又分数支，俱东北流。”这段经文近146字，而它的注文则长达2000余字[iii]。注文是对经文的解释和补充，如经文“又东玉簪水自北来注之”其下的注文云：“玉簪河有二源，一出阿哈奇里西山，一出戈什山东麓，汇而东流迳哈什哈什托海之西为玉簪河。《新疆图说》：‘玉簪水在乌什城西二百二十里，其源出奇里克布鲁特戈什山南，流二百里与毕底尔河会。’”[iv]这段注文对经文中的玉簪水的发源、位置、走向都予以了补充说明。
《新疆图志》还分县简要记载了全省境内的沟渠的名称、方位。这些沟渠虽然是较小的河流,然而对灌溉当地的农田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迪化县的安宁渠,“在城西七十里，导源西头屯河东之头道登龙口，长七十五里，广六尺四寸，今溉田二千八百九十亩。”[v]再如宁远县的哈什旧皇渠溉田更广，此渠“在城东一百四十里，导源哈什河，长二百余里，广二丈，今溉田二十八万八千余亩。”[vi]可见对当地农业生产作用之大。
对土壤和物候条件的记载，也是《新疆图志》的重要内容，有《土壤志》和《物候志》各二卷。《土壤志》按土宜、熟地、生地、泽薮、山川等六类来叙述新疆的土壤条件，记叙了何地宜于耕种何种农田、果类，以及诸地熟地、生地、泽薮、山川的面积多寡。这些记述是了解清末新疆地区农业发展状况的有用材料，是重要的农业经济史材料。当然，这对指导当时的农业生产也非常有用。如迪化县的土地，“厥土惟骍刚厥，田宜稻、麦、菽、高粱、青稞、胡麻，其果蓏宜西瓜、甜瓜、倭瓜，其木宜松、榆、杨。”迪化县熟地数量：“原额四十七万八千七百九十三亩四分。光绪三十一年册报升科一十七万三千六百三十八亩五分，三十一年以后新垦三百九十六亩。”而迪化县生地（荒地）数量则为“二十九万九千七百五十八亩九分。”其地有山川“二万六千七百余方里”，有泽薮“八段湖、马厂湖纵横约八万四千四百五十余方里。”[vii]这样我们对迪化县的农业地理条件就有了比较明晰的了解。该书在阐析新疆土壤条件后，指出新疆土地开发缺乏人力的现实，提出了移民实边的主张。“今考世界地理诸书，新疆面积四百四十九万一千一百方里，以五百四十亩为一方里计之，现垦之田仅二百二十万分之一耳。此其故不在于无土，实在于无人。无人则虽有土与无土等耳。财出与土，而土出于人。新疆地广民稀，劳来生聚实边之策，盖莫有先于此者。”[viii]《物候志》二卷，按二十四节气记载了新疆地区的气候状况。因为新疆地域辽阔，天山南北两路“诸物迟早不同”，因此，《新疆图志》编纂者决定，“今志物候以乌鲁木齐为率，其南北特著者并记之。”[ix]以乌鲁木齐为中心记载了新疆地区的二十四节气状况。这可能是新疆地区有史以来最全面的物候记录，因而价值颇高。这对促进当地的农业发展、防灾减灾都是十分有用的参考资料。
第二，记载了自汉代迄清末新疆地区的官制、兵制的演变，以及清代几次西北用兵的始末原委。该书设有《军制志》三卷，概括叙述了新疆地区兵制的沿革演变。曰：“昔在两汉盛时事，征西夷，广威德，西域群胡交臂受事，于是乎设都护，置长史以镇抚之。夷考其制，所将不过屯田之卒、弛刑之士数百人、千余人耳。其所资威胡者，亦惟取诸各国。所谓某国胜兵数百人，某国胜兵数千人，咸受都护、长史节制征调而已。……唐初，建十六蕃州而皆统于都护府。其事可谓盛矣。然而析圭不出酋长之间，守捉每在千里之外。名曰统御，实则羁縻而已。……元世祖平西域、玉门、阳关以西，设三元帅府，控制周匝，规模广远，再传而旧制荡然。……惟我高宗应天顺人，克翦方命，奄有西土，乃定换防之制，设将领之官，列戍开屯，粲然明备，煌煌乎驾前代而上之。及我德宗收复全疆，开行省，设郡县，立标营，罢屯防，一变国初之旧，迩复参用西法，汰标兵，练新军，为固圉绥边之计，自乾隆至光绪之末新疆兵制凡三变”[x]继而，是书详细介绍了历代驻疆军队官员名称、职掌、设立时间、兵额数量，尤其对清朝军队情况的记载十分详细。而且该书还专设《兵事志》三卷，记载了清军出兵西北，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平定张格尔叛乱以及镇压清末回民起义等三次大型西北用兵的始末经过。这些记载，无疑都着重要的政治史和军事史价值。
《职官志》六卷，全面记述了自汉代以来新疆地区的设官置吏情况。该志有《历代建置官属表》、《历代藩国受封官爵表》、《西域古国自置官属表》，清朝满营、绿营、回部、蒙古《旧官制表》，准部、回部《故国官制表》，新疆建省后文职、武职、满营、藩部《职官表》、《历代职官题名》、《国朝职官题名》等表格多幅，以表格形式揭示了新疆地区自古迄今职官制度的演变。表格中详细的列出了官员的建置时间、名称、数量、职掌、姓名，一目了然，颇具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价值。是书指出：“自汉开西域二千年以来，世变多矣，而建官立制未尝不因时而为之变通。汉之时，三十六国请吏纳质併领于都护，所为官制简略而已。至隋立军府，而制始一变。元起漠北，设行省以监治其地，其后改宣慰司为都元帅府，分封亲藩，使镇抚之，而制复再变。……我朝绥服新疆建军府于伊犁，百余年间相循未改。……承平日久，文荒武嬉，复犬羊其民而虐用之……昔军府之制已如冬葛夏裘之不可复御，于是同光再定代以郡县。联边腹为一体，袭戎索以华风。盖自汉唐以还，官制之变至斯而极，长治之基未有善于此者。”最后指出：“夫易变者，时；因时而恒变者，制也。”[xi]是书在此总结了历代官制变革后，提出的地方行政制度因时而变的思想，是很有见地的。
第三，全面阐述了清代新疆地区的中俄关系。书中尤其详实全面地记录了沙俄侵吞我国西北边疆大片领土的历史事实，以及清政府为捍卫我国领土和主权与沙俄展开的一系列交涉活动，揭露了沙俄的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厚颜无耻的侵略本性。该书首先对比了新疆地区古今异势的周边形势，“自汉唐元代以迄我朝开国之初，沿西域边徼外擁土建号者大小十余国，若布鲁特、安集延、浩罕、坎巨堤、阿鲁汗、克什米尔……列邦小侯，星罗棋布，屹然屏蔽，以环卫我边圉，使欧洲强国不能越此戎索。”而今则“俄罗斯尽略取东西锡伯利亚及中央亚细亚诸回部，压我边界而居。英吉利亦占领印度全土，取阿富汗为保护国，新疆缘边七千余里壤地毗连藩篱尽撤，繇是订约，设领事，通商，传教，暨交界人民争讼一切交涉条件乃棘起丛生，至于不可究诘，斯又汉唐历代圣君贤相开拓疆土以来所万万意料不到此者已。”[xii]指出今天新疆地区形势严峻的周边形势，沙俄虎视眈眈，不断蚕食和鲸吞我新疆领土，英国亦不断觊觎我西北领土。于是，书中进而指出：“夫以新疆大势论之，交涉之危，艰难而钜者诚不在英，而在俄”[xiii]，从而指出了沙俄的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厚颜无耻的凶残侵略本性。
《新疆图志》全面记述了沙俄侵略者蚕食鲸吞我国西北领土的历史史实。《新疆图志》记载指出，“道光二十六年（1864），俄人于伊犁河建阔拔勒（即科帕尔）城。”开始侵入我国西北边疆，在我国神圣领土上建立军事堡垒。“咸丰以来，海内多故，俄人乘隙诱我藩属，进寸谋尺，狡启戎心，故咸丰九年因四国構和议及疆事，遂约常驻卡伦为界，于是卡伦以外之地沦失至数千里，而朝廷不知也。”[xiv]遂于咸丰八年（1858）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之后，在所谓“勘定”中俄两国边界的借口下，沙俄迫使清政府多次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去我国大片的领土。“洎乎同治三年（1864）执京城约（《中俄北京条约》）旨立塔成之约（《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而西界一变。同治十年（1871）全疆沦陷，俄人据我伊犁。至光绪七年（1881）立中俄改订之约，而西界再变。光绪八年、十年立喀城之约（《中俄喀什噶尔界约》与《中俄续喀什噶尔界约》），而西界三变。因塔城之约而有同治八、九年勘界之约；因改订之约而有光绪八、九年各段分立界碑之约；因喀城之约而有光绪十八九年勘帕界（沙俄越界占我帕米尔领土）之事。统计前后立约十余次，而要以三约为原起。三约之中，又以塔城为提纲，改订约为枢纽，喀约为结束，此其大较也。”[xv]寥寥数语，即将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我国西北大片领土的史实叙述得十分清楚，沙俄侵略者卑鄙的侵略手段和丑恶的嘴脸跃然纸上。《新疆图志》对这些条约的订约时间、具体内容，以及中俄就条约和边界进行的历次交涉在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述。所以，这些都是重要的外交史资料，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素材，值得珍视。
第四，对新疆地区农、林、牧、渔、蚕、矿、商业经济发展状况的记载，展示了自清初迄清末新疆经济开发的成就。乾隆年间，清政府统一新疆地区后，在新疆广泛实行了屯田，“益扩张屯垦之政，以赡军食。中兴以来，改设郡县，变屯田旧法，垦地至一千万余亩”[xvi]整个有清一代，新疆土地的开垦取得了巨大成就，促进了当地经济的逐步繁荣。“迪化为全疆一大都会。五方之民辐辏，时时仰榖地邑，惟蔬菜品汇特繁，……园圃之利，富于农十倍。至于棉，则吐鲁蕃岁产三百万觔，柔濡洁白异常种，客民之执棉者咸聚焉。”[xvii]光绪元年左宗棠督师收复伊犁，全疆底定。左宗棠“以为山南城郭之国也，其民被服完好，尚勤俭，与山北竁幕毡裘不同俗，又土沃泉甘，环庐树桑有邠原之风，宜兴蚕事，乃精选员吏设蚕桑局，于疏勒城招致吴越蚕工、织工四十余人，授民以浴种、饲养、分薄、入簇、煮茧、缫丝、轧花、染采诸艺……自是以来，蚕事渐兴，缠民习其业者日众，而英俄商颇有运我茧丝出口者，则成效亦稍稍著矣。”光绪三十三年，“布政使王树枏始考察南疆，谋所以兴复其利者，而戍员赵贵华奉檄往，遍历南八城，既至则以墟集期会之日，陈列蚕具，纵民聚观，为之讲解方法，论说利弊……贵华鉴于往事，思矫其失，务奔走操作，与民相亲狎，信惠渐厚，成效可致。乃条陈八事，曰设局、曰度地、曰考工、曰栽桑、曰择种、曰制器、曰选丝、曰程功，所言颇亲，切中事理。宣统元年，檄南疆官吏。一切张施皆如贵华法，自是蚕业骎骎日有进益。……统计南疆茧丝旧额三十余万觔，今乃增为七十万觔云。”[xviii]农业和牧业，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因地制宜，利用各族驻军，广设牧厂，孳生马、牛、羊、骆驼等牲畜，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充官厩，备驿邮”[xix]。新疆的马，远近闻名，至今伊犁马、焉耆（喀喇沙尔）马、巴里坤马仍是重要品种。书中专门记载了这三种不同品种的马的外貌与品质之差异，“伊犁马高七尺，龙颅怒睛，长颈修尾。巴里坤马细腰耸耳，短小精悍，而性黠不受衔动，往往张脉偾兴，有奔踶乏驾之虞。喀喇沙尔马驯良过于伊犁，而神骏不逮。故策马之品格，巴里坤不如喀喇沙尔、喀喇沙尔不如伊犁。”[xx]新疆地区矿藏丰富。《新疆图志》对新疆境内各种金属和非金属（如玉石、煤和石油等）矿石的地区分布、开采情况以及清代官办金、铜、铁厂和司金局都有记载，这对后人开发矿产资源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密尔岱山等地的玉、喀喇沙尔的铜、独山的石油、头屯河等地的煤炭、吐鲁番的金、库木什的银、察罕通古的锡等等，此时皆已有大量开发[xxi]。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当东西方交通孔道，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即横贯全境。《新疆图志》记载了清代新疆地区商业发展状况。清代的新疆境内已经形成了几个内外贸易中心。如惠远城，在伊犁九城中最大，是清代前、中期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广衢容五轨，地极边，诸夷会焉。每岁布鲁特人驱牛羊十万及哈喇明镜等物入城互市，易砖茶、绘布以归，西方行贾者以所有易所鲜，恒多奇羡，民用繁富。”同治以降，古城（今奇台）成为新疆地区商务活动的中枢，“南北商货悉自此转输，廛市之盛，为边塞第一。”[xxii]而伊犁、塔城、阿克苏、和阗等城是同俄国、中亚、阿富汗、印度等地的边境贸易中心。迪化城（今乌鲁木齐）居于全疆之中部，是清季建省后的政治文化中心，“鬻财之客，连袂接轸；四方之物，并至而会。”[xxiii]新疆商业贸易曾盛极一时。
然而，《新疆图志》也同时指出，光绪七年（1881）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改订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清政府允许俄商“在伊犁等处及天山南北路贸易暂不纳税”，俟商务畅旺再订税则。然而终清之世，俄商在新疆的贸易一直免税，他们“视新疆为无税口岸，奔走偕来，如水赴壑，进口货值由二十余万骤增至百二三十万”，[xxiv]大量倾销其工业产品，进入新疆攫取暴利人数迅速增加。英商亦援行此约，同样免税。而中国商人却困于沿途关卡林立，税厘加增，内地货物贩至新疆，路途遥远，艰辛倍尝，成本高昂，根本无法与外国无税之货相竞争，商务大衰，是故俄、英商人大攫其利。这个记载真实的反映了新疆地区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下，商业贸易由盛而衰的现实，这也是提醒国人要时刻警惕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作者的义愤之情和爱国思想在字里行间都得到了真实的流露。
第五，记载了新疆地区赋税制度、货币制度的演变，以及盐业和茶叶贸易的兴衰过程。
根据《新疆图志》记载，清朝在新疆征收的赋税主要有两大项，即田赋和榷税。
关于新疆田赋的征收。乾隆二十年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后，开始在新疆地区鼓励农业生产，实行屯田制度，积极的经营和开发新疆。“移瓜州踏实小湾三堡旧居土尔番回人归土尔番，所遗地亩始招佃承种，户三十亩，官给籽种、牛具，秋成后，扣籽种以什之四输官，行之四载，定额升科，编入民赋，此为哈密以东田赋之始。”而哈密以西“则自塔尔沁拨黄墩营兵、哈密卡伦兵各二百试垦著效，遂为屯田开端。”[xxv]这样不出十年，兵屯、旗屯、遣屯、回屯、户屯遍及南北疆各地“此时田尽属屯，有粮而无赋。户部定功过则例，收获论分数，以亩收一石为十分，少不下七分，多或二十八分不等。”[xxvi]通过实行屯田，新疆地区得到了有效的开发。乾隆四十年，“考核大数，兵一万三千九百余名，遣则大约每年二千五百人之数，于南北各疆共屯田二十八万八千一百余亩，而回屯、旗屯，尚不在此列。户屯时已垦地七十余万亩，视兵、遣二项数已倍之。”至咸丰二年，仅镇迪道所辖即已垦田“共一百三十六万六千九百九十余亩。定则升科拨归甘肃藩库收报，岁征本色京斗粮九万六千四百余石。科则约分三等，有按亩征收京斗粮九升合三勺者，有减半征四升八合一勺者，宜禾、奇台等处则粮草并征，按亩征粮四升一合八勺七秒六，撮草则折粮三升”，[xxvii]而其它各地与镇迪道大致相同。及至清末，田赋各色名目愈多，积弊愈深，“不肖官吏相率浮征，变本加厉，甚有加至数倍者”，一方面百姓负担不断加重，另一方面新疆土地却得到继续开发。宣统三年，“清丈地亩确数，其熟地一千五十五万四千七百亩五分五厘，岁征京斗粮三十万二千四百七石五斗六升，草二千八百二十七万二千三十九觔。粮草折色库平银九万四百九十余两，此近年田赋确数并加征耗羡，明定羡馀情形也。”[xxviii]
根据《新疆图志》记载，新疆的榷税包括房税、牲畜税、牙行税、园税、煤窑税、木税、百货税、茶税等项。光绪十一年，“户部以新疆既建行省所有盐法、茶务、关税、钱法、库储均宜次第讲求，以图经久”。于是，新疆巡抚刘锦堂设立了哈密税局和古城税局，分别征收南、北入疆货物之税，这是新疆创办税局之始。以后，光绪二十八年，在省城设立总局，于哈密、古城、绥来、阿克苏、吐鲁番、玛喇巴城设立分局。光绪二十九年添设喀什噶尔回城局、莎车府局、伊犁塔城局。书中也记载新疆全省每年税收的数额，“光绪二十八年总、分局共收税银九万八百七十六两。（光绪）三十三年，共收取税银七万七千三百一十四两五钱，其他年份虽不相同，而大数亦不相远。”[xxix]
《新疆图志》也对清代新疆流通的各种货币作了详细的介绍。该书在《钱法》开篇即指出：“西儒有言曰：人类之交通日繁，钱币之进化益精，故币制精纯之国必称富强于世界。”[xxx]从而指出了货币在国家富强和世界各国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于是书中详细阐述新疆货币的演进过程。清廷统一回疆前，回地所用钱文名回普尔。“普尔者，以红铜铸之，每五十文为一腾格，其式小于制钱，厚而无孔，用帕尔酉字铸叶尔羌字样；一面用托特字，铸策妄阿喇布坦吉及噶尔丹策零字样，皆昔时厄鲁特汉之名也。重一钱四五分至二钱不等。”[xxxi]乾隆二十四年，清朝平定回疆，经定远将军兆惠奏请，“于叶尔羌设局销毁原钱，改铸制钱形式，重二钱，仍名普尔。一面汉字铸乾隆通宝，一面字兼回字铸叶尔羌字样。每制钱一文换旧普尔钱二文，给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三城通用。续经参赞大臣舒赫德奏请，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赛里木、拜城等七城所用钱文就近在阿克苏鼓铸。”[xxxii]嘉庆三年，“部颁乾隆通宝祖钱一个，嘉庆通宝祖钱一个，其幕铸清字、回字、阿克苏字样。”自嘉庆五年起，“每年铸乾隆通宝钱二成，嘉庆通宝钱八成，分运南路各城。”道光十八年，“改铸当十字样钱，每文重一钱至一钱二三分不等。”降至光绪初，“缠回商贾只照制钱一文使用，市廛交易，每银一两换红钱五百文。”[xxxiii]光绪六年，陕甘总督奏请改铸银钱，设局试办，“因工多费巨，旋复停止。北路市肆遂通用天罡，南路仍天罡、红线并用。”[xxxiv]为了解决新疆流通制钱缺乏的问题，光绪十一年，新疆巡抚刘锦棠在省城迪化创办官钱局，并于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局，“共发成本银二万五千七百两。十六年至二十三年两次制造印票一万三千张，每张红钱四百文。”光绪二十九年，“制造印票三十万张，除换回旧票并缴存司库外，由局发行市面之票，每年约多至五六万张。”[xxxv]继迪化局之后，伊犁、阿克苏、喀什噶尔先后设立了官钱局，发行纸币。纸币在新疆的发行，缓解了新疆货币流通量的不足，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商业贸易的发展。《新疆图志》还指出了流通纸币的八利：“一曰造之便捷；二曰行之广远；三曰赍之也清；四曰藏之也简；五曰无成色之好醜；六曰无称兑之轻重，七月革银匠之奸偷；八曰杜盗贼之窥伺。”[xxxvi]新疆境内亦有少量的银币和金币流通。光绪六年四月，钦差大臣左宗棠饬令改铸银钱。“每一枚重一钱，两面仍铸回字。一面曰阿布丹喀木须，回语所谓好银子也。一面曰热斯伯尔木斯哈立，回语所谓十足一钱也。”[xxxvii]此钱一经铸出，颇受回民、商贾欢迎，皆称便利。光绪三十三年，新疆布政史王树枏委任巡检蔡世长等四人在省城铸造金币，以“辅饷糈之不济”。金币共分一钱、二钱两种，“重一钱者抵纹银三两，重二钱者抵纹银六两。阳面铸饷金一钱、二钱字样，阴面铸龙纹，边加缠文饷金几钱字样。开局四月，共铸金五千零一两三钱三分，每金一两，申色五分，由银圆局带铸，并未开支局用。”以上就是《新疆图志》所记载的新疆流通的几种货币，其中铜币流通最广。[xxxviii]
《新疆图志》还记载了新疆地区盐业和茶叶贸易的发展状况。新疆地区盐储量丰富。该书记载云：“新疆亦盐国也。北路如塔城之盐、精河之盐、迪化之盐皆其表表著者，南路如焉耆、如吐鲁番、如婼羗、如鄯善、如伽师，几于无处非盐。新疆固产盐之奇区也。有盐滩焉、有盐山焉、有盐地焉、有盐池焉。举大地产盐之地几备，所缺者井与海耳。”新疆盐产量如此丰富，然而盐政自清初以来一直未兴，直至光绪三十四年才开通盐务，其中官督商办者有三，“如精河，岁包定额，征银万四千四百两；迪化岁包定额，征湘平银五千一百两；……鄯善岁包定额，征银二千数百两，此包有定额者也。”然而“巴里坤运入哈密之盐、疏附抽税作汉语学堂经费之盐岁销多寡，曾未经商包办，此其无定额者也。”[xxxix]光绪二十八年，省城总税局“以各属产盐甚多，利弃于地，殊为可惜，通饬开办，每盐一石定征税银一两三钱五分，一税之外听其运售他处，无再征。嗣经阿克苏分局禀准，每百觔改征税银一钱二分，每觔准售红钱四分。于二十九年设卡试办”[xl]。然而当地百姓皆因税重价昂，煮食卤泥，罕有卖盐者，是故关卡收数不敷开支，遂停办收税。新疆地区的茶叶贸易，兴起于乾隆二十九年。这一年，将军明瑞“奏明每年由陕甘额调茶叶一十一万一千五百觔，存库收贮。每年将军、大臣、官兵分买，例价每觔合银一铁六分三厘二毫”，是为新疆收茶搭饷之始。此后，晋商由蒙古草原贩运各色杂茶入疆，有红梅、米心帽、盒桶子、大小砖茶等名目。清廷在伊犁设局抽税，“商民运茶到局时，报明觔重数目，即抽茶作税，每茶十分由局抽取一分五厘。”次年，清廷规定，内地贩往伊犁茶觔，“赴局报税，不论粗细，每百觔概征税银一两”[xli]，这是新疆茶务额定课厘之始。此后，清代新疆茶务的几经迭变和兴衰，《新疆图志》对此均有详细的记载。
第六，丰富的记载了新疆地区的古迹遗存和历代金石碑刻。
《新疆图志》钩沉历代典籍关于新疆古迹和金石碑刻的记载，纂有《古迹志》和《金石志》，记载了新疆的古迹和金石遗存。新疆气候干燥，保存的故城、古建筑遗址以及其中的器物，甚至绢绸、纸张较他省为多。《新疆图志》分州县记载各地的古迹遗存。如库车州有汉楷轮回经和石面履迹，书中对此有简要记载，其记载云：“汉楷轮回经：城西北九十里托和鼐达坂之西南有千佛洞，人呼丁谷山。山之上下前后凿洞四五百，皆五彩金彩绘西番佛像，惜多剥落，最高一栋三楹，壁凿白衣大士及汉楷轮回经一部，余皆番字。”“石面履迹：《唐西域记》云：屈支国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河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佛像装饰殆越人工。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余，每遇斋日，照烛光明。案石今复见。”[xlii]再如轮台县有轮台古城遗址，“在县治东南六十余里。《西域水道记》所云故大城也。城中有古台，高三丈许，周二百余步。城外一台较小，略低。居民不时掘得古玩器物。《西域图志》云：‘轮台自李广利屠之后，其国并于龟兹，而旧城尚存。故汉屯田之始于斯托处’。”[xliii]如此之类的古迹遗存，书中对此一一记载。可遗憾的是，书中所记交河、高昌古城及库车、拜城、吐鲁番等千佛洞均失之简略。
《新疆图志》对新疆金石碑刻的著录是十分丰富的。《新疆图志》记载了这些碑刻的名称、碑身高度、碑身宽度、出土时间和地点、立碑时间和地点，并且对某些重要的碑文予以全文著录。同时，钩稽相关史籍记载对金石碑刻进行考订。首先，《新疆图志》著录了大量的历史碑刻，该书所著录的历史碑刻的数量比清代任何一部西北边疆史地著作都丰富和详细。这些碑刻自汉迄元，其中汉代碑刻有《汉张博望侯残碑》、《李陵题字碑》、《裴岑纪功碑》、《沙南侯获石刻》、《刘平国作关城颂碑》；北魏时期碑刻有《金刚经残碑》、《凉王大且渠安周造象记》、《北魏折冲将军新兴令造寺碑》、《宁朔将军造寺铭》；唐代碑刻有《唐姜行本碑》、《唐张怀寂墓志铭》、《果毅□□基等造象记》、《两截碑》、《沙门题名碑》、《龙堂石刻》、《龙兴石刻》、《瀚海军碑》、《轮台碑》、《金满县残碑》；元代碑刻有《元敕赐西宁王忻公神道碑》、《元造像碣》。其次，《新疆图志》还著录了一些清代的碑刻，这些碑刻都是清朝平定新疆过程中的军事纪功碑，碑文记录了清军平定新疆的重要军事战争取得胜利的经过，目的是炫耀清统治者的文治武功，但具有重要的军事史价值。这些碑刻有《皇朝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皇朝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碑》、《皇朝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皇朝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此外，书中尚著录有汉代的《喀什噶尔山洞石壁古画》，以及《回铜器文》、《回玉圭文》等彝文，还有新疆出土的古钱、玛瑙镂字、石璞番字呪、沙雅废城铜砖、铜印等一些古器物[xliv]。《新疆图志》所著录的这些金石碑刻无论是对考订历史，还是对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都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某些石碑今已无存，如瀚海军碑、轮台碑和金满县残碑，书中对这些碑刻的著录无疑更具历史和考古价值。考地存文，也是本书的重要价值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