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20年代提出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问题后，史学史研究就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在整个30年代，并没有出版中国史学史的专门著作，史学史的内容，大都蕴含在史学理论著作中，如史学概论、史学通论等。史学史在这些书中的地位是附属性的，是为论述史学理论服务的。到40年代，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40年代初，先后出版了魏应麒、王玉璋、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魏应麒在抗日战争前旅居日本，1937年春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约，承撰《中国史学史》。抗战爆发后回国，先后在南京国立编译馆、福建省政府教育厅及厦门大学任职，他的《中国史学史》是在辗转播迁、流离奔徙的环境下，经过3年的努力才完成的。在该书自序中，魏氏提到了梁启超、何炳松，说:“中国史学史，前无作者，梁启超、何柏丞二先生皆有志为之。梁先生因多病不果，寻即下世;何先生以公务倥偬，亦未克躬自为此。”并说自己早有撰中国史学史之志，却“无缘专获登二先生之门有所请益;故今书中所述，皆余一人之己见”[18]。王玉璋1936年秋曾在北京任教，住北海北京图书馆附近，常去馆中“批阅群书，恣意浏览”，在慨叹“我国历史著述之宏富”的同时，逐渐产生撰著“中国史学史”之念，并积稿20余万字。抗战爆发，文稿遗失。在大后方，他结识了金毓黻、蒙文通等，得到他们的指点，“俟后即以二先进之指示参以个人前此之所得，努力以致之”。“余为此篇，远宗梁先生之大义，而略为去取，以救研述之方便。借静庵先生搜罗之宏富，而取精用宏裁以自我史观之大义，而成一新系列”[19]。从学术继承上看，魏应麒、王玉璋和金毓黻3人都重点提到了梁启超关于“史学史的做法”中的观点，并在撰写过程中，自觉地参考它，所受梁氏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3位作者，魏应麒与金毓黻、王玉璋似乎没有联系。而金氏与王氏则是有联系的。王氏在写作时参看了金氏的讲义稿，个别地方袭用了金氏的材料乃至原文。在魏、王、金三氏的《中国史学史》出版以后，傅振伦的《中国史学概要》、蒋祖怡的《史学纂要》、方壮猷的《中国史学概要》、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周谷城的《中国史学之进化》等又先后出版。这些著作，虽然篇幅不大，但也各有特色，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方壮猷和周谷城都注意区分“历史”和“历史学”。如周谷城说:“历史为人类过去之活动，属于生活之范围;史学为研究此种活动之结果，属于知识之范围。”[20](P68)这种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自觉区分，表明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的观点已被学者运用于史学史的研究中，是史学史基础理论进一步提高的表现。

二、新中国成立后，整个社会和学术文化都处在一个转型时期。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沉寂期。1961年，以教育部召开的文科教材会议为契机，全国掀起了史学史基本问题的大讨论，史学史的学科建设迅速开展起来。北京、上海、广州、济南、武汉、西安等地召开了多次学术座谈会;学术刊物、报纸等也都热忱宣传和刊登讨论会的盛况和问题争鸣，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史的普及，激发了史学界对史学史研究的兴趣。根据教育部的决定，中国史学史教材由白寿彝和吴泽负责编写。白寿彝负责古代部分，吴泽负责近代部分;西方史学史则由复旦大学的耿淡如负责，这样在全国就逐步形成了几个相对集中的史学史研究群体。

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史学史研究室，编撰《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为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材作准备。这一阶段，白寿彝发表论文较多，如《谈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寓论断于序事》等，都是影响比较大的文章。白寿彝曾在20世纪40年代初在云南大学开过中国史学史课程，并发表过对金毓黻著的《中国史学史》的书评，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对该著具有浓重的书目解题气味也提出批评，但白寿彝自己也没有找到编纂史学史的更好方法，并为此而困惑[21]。白寿彝早年在燕京大学从黄子通读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新中国成立后，他接受唯物史观，努力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问题，与侯外庐学术交往密切，学术上相互切磋，曾为侯氏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撰写了“刘知几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元代马端临进步的历史思想”等章节。他对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的重视，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改革开放以后，在这一领域成就比较突出的学者如陶懋炳、施丁、邹贤俊、瞿林东等，就是他这一时期的进修学者或研究生。他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从远古时代写到唐朝中期的刘知几，这是他在这一时期的系统性成果。吴泽也招收了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如袁英光、桂遵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中国近代史学史方面。吴泽早在新中国成立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方面就有一定的影响，著有《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与吕振羽、翦伯赞等有密切的学术交往[22]。南开大学的杨翼骧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发表的《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刘知几与〈史通〉》等都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他也招收了史学史方面的进修学者[23](P368)。杨翼骧毕业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大学期间姚从吾为其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其史学史方面的论文作也亲受姚氏指导[9]。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比较活跃的还有刘节、齐思和、师宁等。正当中国史学史学科开展得如火如荼、不断取得成果的时候，“文革”爆发了。和其他学科一样，这门学科被打入了冷宫，史学史专家大都挨批受整，以致长达10年没有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史学史的学科建设重新走向正轨。“文革”前，史学史在高校历史系的教学科目中属于选修课，20世纪80年代中期修订教学大纲，该学科被列为必修课。1990年代，它与“史学理论”合并，成为一级学科“历史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即“史学理论与史学史”。20多年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超过了整个20世纪前80年的总和，教研队伍进一步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发展很快，专门从事史学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学者基本上读过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或进修学者主要集中在素有史学史研究传统的几所高校和研究单位。它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杭州大学(现与浙江大学合并，成为浙江大学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白寿彝、吴泽、杨翼骧、张孟伦、仓修良、尹达等是最早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的导师。其中，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方面创获最多，在学术组织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大，堪称20世纪后期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一面旗帜”[24](P343)。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史学史领域做出显著成绩的学者大都出自上述几位史学史专家的门下，并成为新一代的学科带头人，如北京师范大学的瞿林东、吴怀祺、陈其泰等，华东师范大学的盛邦和、胡逢祥、朱政惠等，南开大学的乔治忠、姜胜利等，都分别成为这些学校的史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接过了老一代学者的接力棒。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派不再受到提倡和鼓励，但是“师友间的共同旨趣、师弟子相传的学术传统还是存在的”[25]。近10年来，这些学校培养的众多研究生或进修学者分布到全国各高校历史系，成为该学科研究的生力军和教学骨干，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普及。现在，国家教育部为了发展这门学科，在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基地，设置重大课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招标，以促进国内史学史专家的相互合作与协同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可以说是蒸蒸日上，前景广阔。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学者数量众多，而且他们的学术事业正处于发展中，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史学史学科的学术系谱，就不展开详述了。

三、中国史学史学科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大的方面，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上半期是一个阶段，20世纪下半期又是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进行自觉论述的主要是梁启超，是梁启超设计的史学史内容体系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无论是发表的论文还是出版的著作，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没有超出梁启超所提出的四项，即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所说的:“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2]这四部分内容，应该说都是史学史必须研究的基本内容。四部分之间，也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它们在史学史上是依次出现的，在对史学的发展上，有一种层层推进的作用。今天看来，这些内容仍然重要，有的还属于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但是，它的不足方面也是明显的。首先，这个体系难以反映史学发展的阶段性。因为这四个部分不是同一层面下界限分明的几个方面，所以不易反映一个时代史学的全貌，这样，史学发展的前后联系及阶段性就可能反映不出来。其次，以史家为线索，很容易把史学史写成孤零零的史家传记或对其著作的解题式介绍，不利于将史学史写成一个有机联系的发展过程。要而言之，不论积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梁氏所设计的这个框架，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都产生了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几本中国史学史，基本上是在这个体系上写成的，有的甚至没有达到这个体系的要求。

20世纪后半期，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又作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在理论方面最为系统的当属白寿彝。白寿彝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理论特色，与他提倡研究史学遗产是分不开的。20世纪60年代，他发表《谈史学遗产》;80年代，他又先后发表5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分别从历史观、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方面对中国的史学遗产进行总结，并在他主编的《史学概论》和撰著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逐步完善，从而形成了他的史学史理论体系。他说:“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中国史学史，是“对于中国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按照这样的任务，中国史学史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21](P29)。白寿彝认为，历史理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等，是构成历史学的基本方面。横着看，任何一个史家或一部史著的史学思想，都在这四个方面有所反映，它们是构成史学的四个层面。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纵的角度说，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自的发展状况，也都有它们那个时代所赋予的特定任务，从而构成从低级向高级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过程。由于这样的客观存在，因此，进而就能够提出总结史学发展的四个层面之理论。即是说，研究中国史学史，要以四个层面的理论为指导，有的放矢地进行。这样，四个层面说就具有了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从史学的“四个层面”揭示史学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是白寿彝多年探索的成果，也是他对史学史研究的一大贡献。白寿彝认为研究史学史，还要研究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研究史学与社会现实的相互作用等，这就突破了学术专史的局限，避免了就史学著作论史学的狭隘。他重视史学思想，认为史学史是对史学进行反思的学问，是比研究客观历史更高层次的学问。他关于史学史的学科理论，在许多方面，超出了梁启超关于史学史学科的理论框架，代表了20世纪后期关于中国史学史基本理论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史上，梁启超和白寿彝是代表20世纪前、后时代的两座学术高峰。两峰之间，绵延连续，层峦叠嶂，放眼望去，真是一派壮丽景象。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梁启超，还是白寿彝，他们都把中国通史作为自己的最高学术追求，都主张用综合性的体裁编纂大型的《中国通史》。梁启超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到1926年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他论述的核心问题都是中国通史的编纂问题。他号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分头研治专史，以便将来集体编著通史，他本人拟有《中国通史目录》，并写出了一部分文稿。遗憾的是由于他去世过早，他的中国通史计划没有实现。白寿彝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编纂，他通过研究中国史学史，创制了编纂中国通史的“新综合体”。他与全国几百名史学家合作，历经20个春秋，终于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一部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实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家的愿望，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完成了梁启超的未竟事业。梁、白二人均把中国通史的建设作为最高的学术追求，反映了中国史学史学中这两座学术高峰的联系以及史学史与中国通史的密切关系。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但它又不是普通的专史，它关注着整个历史学的发展，也必定影响着整个历史学的发展。梁启超、白寿彝这两个史学史学科丰碑式人物的学术道路，清楚地向我们昭示了这一点。

 

注释:

①文中说:“《读书杂志》上顾颉刚、刘藜、钱玄同、胡堇人四位先生讨论古史的文章，已做了八万字，经过了九个月，至今还不曾结束。这一件事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见《胡适文存》二集，第70页，黄山书社，1996年。

②1961年12月编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第四号，登录了陆懋德和卫聚贤编写的《中国史学史》讲义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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