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对史学进行反思的“史学史”之因素很早就产生了，而且异常丰富。但是，作为一门近代意义上的学科，“中国史学史”则是在20世纪随着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而产生的。就本人所知，“中国史学史”的名称，最早在胡适1924年发表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①中出现，虽然是指中国史学的历史，但却没有“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意思。最早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是梁启超。1926年至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专门讲述了“史学史的做法”，不仅提出了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史”一词，而且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中国史学史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和建设，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成为在历史学系统中举足轻重的一个二级学科。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师承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说20世纪前期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那么，20世纪后期对这门学科贡献最大的则是白寿彝。可以说，梁启超、白寿彝分别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立时期和比较成熟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可作为中国史学史学科诞生和繁荣的两个标志。21世纪，我们要开创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新局面，应该对我们的家底作一个盘点，理清从梁启超到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学术系谱。由于学术界对最近20年的史学史发展状况一般比较熟悉，本文在论述上取“详远略近”之写法。

一、把梁启超作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奠基者，是没有异议的。笔者曾发表《梁启超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拓性贡献》，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此不赘论[1]。就师承关系而论，梁氏的学生中以研究史学史名家的有姚名达、陆懋德、卫聚贤、刘节等。他们都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听过梁氏讲课，得到过梁氏的指导。

姚名达，字达人，1925年他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时即有意研究史学史，并向梁氏表示过这个意愿，深得梁氏的喜欢。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就是梁氏在台上讲，周传儒、姚名达记录，后经梁氏略加整理而成的。梁氏在讲课中说:“中国的史书既然那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现象。”此时在下面听课的姚名达就有点不服气。他在这段话下面加了一个案语:“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至今二年，积稿颇富，唯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2]姚氏致力于中国史学史，拟定了宏大的著述计划:(一)《中国史学丛书》12种，包括《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年表》、《中国史书所知表》、《中国史学家列传》、《中国史学家论文集》、《中国史书目录》、《史学溯源》、《史官制度考》(一名《史官制度史》)、《方志学史》、《传记学史》、《史书要籍解题》、《史籍通考》。(二)《史家传谱丛书》11种，如《刘知几年谱》、《刘宗周年谱》、《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章实斋年谱》等。(三)《史法学丛书》21种，如《史学原理》、《史书目录学》、《刘知几史学》、《章实斋史学》、《史学与报学》等[3]。三类丛书，都是围绕着中国史学史而设计的。姚氏著作刊印行世的有:《刘宗周年谱》、《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中国目录学史》，以及增补胡适的《章实斋年谱》。据说他已撰写了《史官制度史》、《史观史》、《作史方法史》、《史书体例史》、《史学的起源》、《佛家史学史》等书稿。但由于他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这些书稿均未刊行，也不知下落，可谓是中国史学史的重大损失。陆懋德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师范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编有翔实的讲义。他的中国史学史讲义分为九章，分别是“历史的起源”、“夏商及周初的史学”、“春秋战国的史学”、“两汉的史学”、“魏晋的史学”、“南北朝的史学”、“隋唐的史学”、“宋元明的史学”、“清代的史学”，主要介绍史家和史书，对重要的史学活动略有论及。陆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以后，曾留学美国，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20世纪40年代出版《史学方法论》，融贯中西史学理论，颇有特色。卫聚贤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持志学院和暨南大学均开过中国史学史②。其讲义内容有“定义”、“历史的起源及演进”、“史学的分类及目录”、“正史及史目”、“历代的史官”、“历代的史学家”。卫聚贤治学领域很广，著有《古史研究》、《中国考古学史》、《历史统计学》、《十三经概论》等，重视史学史和历史研究法是其治学特点之一。陆懋德、卫聚贤20世纪30年代即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开设中国史学史，应该说，他们是较早从事该门课程教学的学者。

刘节也是出身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比姚名达晚一届[4](P55)。新中国成立前他并未专注于中国史学史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到中山大学任教，20世纪50年代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掀起了中国史学史理论问题的大讨论，刘节教授表现活跃，在广东省史学会积极组织研讨会，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分期、教科书的编写等进行了研究。他发表的《谈史料学与史学史》，是当时讨论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比较有影响的文章。他撰写了中国史学史的书稿，据施丁研究员说，该书稿曾交与人民出版社，因刘节被错划为右派，书稿没有出版。1961年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登载了他的讲义目录，分为两部分，即史料学目次和史学史目次。“四人帮”垮台后，他的讲义经他的学生整理，题名《中国史学史稿》，1982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该著在介绍每一个时期史学的基本面貌时，大致是按照史官制度、主要史家、主要史籍、史学发展概况的顺序叙述，显然是运用了梁启超的理论。但刘节重视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这是他发展其师的地方。

在20世纪30年代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受梁启超思想影响的还有吴贯因的《史学概论》、胡哲敷的《史学概论》、杨鸿烈的《史学通论》等。它们对中国史学史的论说，大都承继了梁启超《新史学》中的观点。

在梁启超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前六七年，也就是1919—1920年间，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中国史学概论”，并编写了讲义，内容包括中国史学之起源、中国史学之派别、历史哲学3篇。以后在其他大学讲授此讲义时，删除了《历史哲学》部分。从其内容看，该讲义带有中国史学史的性质，主要从史官、史书体裁变化两个方面阐述了史学的成立和发展，勾勒出了中国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貌。他运用了德国史学家兰普勒?希特德(KarlLamprecht)的理论，开启了以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学的先河。因此，朱希祖在研究中国史学史方面，亦有筚路蓝缕之功[5]。朱氏之后，在史学史方面有成就的如金毓黻、姚从吾、傅振伦、朱杰勤等，当属于朱氏系谱的学者。1936年，金毓黻从日本回到南京，到朱希祖任系主任的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授，1938年开始讲授中国史学史[6](P4103)。他的《中国史学史》，几经周折，1944年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该书在当时影响很大，被认为是考辨扎实、内容丰富之作，教育部指定它为大学教本。作者在《导言》中述说他撰写该著时参考了梁启超的“史学史的做法”，但对梁氏的论述，仍感“语焉不详”。金氏运用了梁氏的史学史体系，但在史学史的基本理论方面，他又作了一些探索，也有自己的个性特点[7]。金氏在写作是书时还参考了朱希祖的《中国史学概论》讲义，并吸收了其中的观点，特别是在《结论》部分，更是直接运用了朱氏的理论和论点。金毓黻曾致书朱氏，盛赞其史学成就，说:“近见吾师所著《濮族考》，可谓名世之文，前人未经道过。尝谓吾师之史学，可在国内自树一帜，发前人所未发者甚多。……近撰《史学史》，引用师说甚多，即缘此故。”[8](P196)金氏于1913年至1916年在北京大学国文门读书，听过朱希祖的课《中国文学史》。以后，他们在文献搜求、考订方面多有交往。金氏与黄侃关系密切，而朱氏与黄侃都是章太炎的弟子。所以，无论是求学于北大，还是师承关系，金氏在史学史的研究上均可划入朱氏之系谱。姚从吾是朱希祖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时期的学生。1923年，朱希祖建议学校选取文理科高材生，派送德国。文科留学生专攻史学方法、史学史等科目。姚氏留德11年(1923—1934年)，是著名的蒙元史专家。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他也造诣很深。20世纪40年代初，曾在西南联合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讲课生动，深受学生欢迎[9]。傅振伦是北京大学的学生，1922年入北大预科，后升入北大史学系。当时朱希祖讲授“中国史籍选读”，首先讲刘知几的《史通》，对傅振伦影响很大。1927年10月，朱氏推荐傅振伦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亲自辅导他研究《史通》。傅氏在这一时期写成并出版《刘知几之史学》(一名《史通之研究》)，在此基础上又编著了《刘知几年谱》。他还写了关于郑樵、章学诚的论文多篇，成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研究史学史的一位新秀。研究所毕业后，他在大学里讲授“中国史学通论”。1944年在出版该著时，为了与其师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书名相区别，乃改成《中国史学概要》。该书论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受朱希祖的影响十分明显;对郑樵的批评，则与金毓黻的观点相同。傅氏学术受朱氏提携较多，谈及朱氏对他的鼓励时，他说:“余每有专著，辄就正于先师”，“及阅《史通之研究》，推为研究刘知几学说之津梁，论《刘知几年谱》，曰搜集资料甚备”[10]。朱杰勤是朱希祖1932年南下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时招收的研究生。当时朱杰勤没有大学文凭，按照规定，不当录取为研究生。但朱氏在评判朱杰勤的考卷时，对其史学功底扎实、文笔畅达很是赞赏，认为是“可造之才”，主张录取[11](P74)。朱氏在中山大学开“史通研究”，“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12]。朱杰勤当时跟朱希祖学习的是秦汉史，但受其师影响，他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也很用功，造诣颇深，60年代在暨南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1980年，他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文革”结束后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史学史专著。

以西洋史学史为借鉴，从事中国史学史之建设，这是何炳松研治中国史学史的特色。何氏曾留学美国数年(1913—1916年)，对西洋史学有深入的研究。1924年，他翻译的《新史学》的出版，标志着20世纪初通过日本引进西洋史学理论的终结。1925年，何氏与郭斌佳开始合作翻译美国绍特韦尔(JamesThomsoShotwell)著的《西洋史学史》(AnIntroductiontotheHistoryofHistory)，何氏在《译者序》说，翻译此书，意在为编撰中国史学史作借鉴。在他计划编译的《西洋史学丛书》里，还有一部书是英国史学家古奇(Gooch)著的《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HistoryandHistoriansintheNineteenthCentury)。该书也是由郭斌佳协助翻译，并完成过半，自谓“不期年当可脱稿”[13](《译者序》)。大概是由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日本飞机轰炸，此书未能出版。何氏发表研究刘知几、章学诚的文章多篇，还有通论性的文章《中国史学之发展》，著有《浙东学派溯源》，对中国史学史有贯通性的看法，30年代，商务印书馆登出新书广告，内有何炳松著的《中国史学史》(但不知何故，这书始终未见面世)。要之，何炳松对中国史学史学科也有开拓性的贡献。郭斌佳是何炳松1925年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好学深思，有志于史学，英文成绩优异。他除协助何氏翻译上述两书外，他还独自翻译了弗领(RobertFling)的《历史哲学概论》(新月书店1928年版;黎明书店1934年版)。何氏系谱中还有一位卢绍稷，他是何氏在大夏大学授课时的学生，他著的《史学概要》在30年代比较有影响，该著的写作得到了何氏的指导，其中涉及到中国史学史的部分，基本上是根据何氏的观点写成的。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了“史学思想史”，《史学思想史》(讲义)以欧洲近世重要史学家的思想说明了历史观的变化和发展，从思想史上论述了唯物史观是科学的、进步的历史观。虽然它研究的不是中国史学史，但它研究的是史学的灵魂———历史观、历史思想的历史，所以，在中国史学史的早期开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以后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4年他又出版了《史学要论》，这是第一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写成的史学概论，为中国马克思主史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李大钊的史学观念对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大量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大都包含史学史的内容，刘剑横的《历史学ABC》(1932年版)、周容的《史学通论》(1933年版)、刘静白的《何炳松历史学批判》(1933年版)、李则纲的《史学通论》(1935年版)等，都明显地接受和运用了李大钊的史学理论。应该说，他们都是属于李大钊学术系谱的学者。

20世纪20年代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系，办了多种史学杂志，如《史地学报》、《学衡》等，培养了大量史学人才，其研治史学，在国内独树一帜，被称为“南高学派”。柳诒徵是这一派的核心人物。1926年，柳氏撰写了一本《史学概论》，内分七章，分别是史学之范围、古史、正史、近世史、编年纪事分类之史、地理、史学书。内容大都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论述。这一年他还发表《中国史学之双轨》，对中国史书的渊源流变进行了分析和归类，是一篇有影响的史学史论文。在柳氏的学生中，郑鹤声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绩突出。郑氏大学毕业时，以《汉隋间之史学》为题，撰成十几万字的论文，深得柳诒徵的称赞。柳氏在其论文上批“一时无双”四字，并推荐到《学衡》杂志上发表。1924年上海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前加柳诒徵题词的单行本。郑鹤声大学毕业后，到云南高师教书，编有《中国史学史》4册作为讲义。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把它作为郑氏丛书的一种予以出版[14](P237)。此外，他还撰有中国史学史的论文多篇，史家年谱多种。这些成果说明，作为一个青年学者，郑鹤声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佼佼者。

20世纪30年代在大学里讲授中国史学史的还有蒙文通、朱谦之等。蒙氏在四川大学讲中国史学史，他是一位经学史家，师承经学家廖平、刘师培等，他的史学史研究，以明变为宗，在史学转变处，着墨较多。他还认为史学与哲学关系密切:“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15](P222)他的史学史成就，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顾颉刚的高度评价，说“前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现任华西大学教授蒙文通是治史学史最有成就的一位，虽然他不长于外文，但是他能批判接受西洋史学史权威的方法”[16]。朱谦之20世纪30年代在中山大学讲授过中国史学史，曾发表《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综合黑格尔、孔德、伯伦汉的理论，将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分为故事式的历史、教训的历史、发展的历史[17](P57)。他注意中西史学的对比和贯通，注意把史学史研究同当代史学的发展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