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先生是从“真与美结合”的角度使用“史蕴诗心”命题的。这一命题的虚无主义指向，即历史著作无法摆脱艺术性的叙述方式，因而必然无法完全再现历史真实的意涵， 汪先生不予认同。史蕴诗心，诗含史笔，二者有交叉。但是，诗所含之史笔，主要不在事实（fact），而在真实(reality)层面。反之，史所蕴之诗心，却往往在事实层面，不在真实层面。对此， 汪先生认为，只要遵守钱锺书所说的“史必征实”原则，即使史家尽情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拟作“历史现场”，也决非杜撰，“虽具文学兴味而不失实”（第213页）。我以为， 汪先生这一观点，足以破解所谓“史学无法离开文学，因而不真实”的指责。 

说到后现代史学，不能不提到海登·怀特的名著“Metahistory”。这个词的流行译法是“元史学”或“元史”。 汪先生则译作“后设历史学”（第205页）。我认为 汪先生的译法更贴切。因为， “元”是开始、居首的意思，而怀特的立意，乃是“设”于“文本背后”的史学。这种史学，怀特归纳为几个诗学模式。其中一个，叫做contextualism，一般译作情境论或语境论，而 汪先生译作“上下文的”（第207页），让人有脱掉西服、换上便装的亲切感。

早在1976年， 汪先生就发表文章专门介绍法国年鉴派史学，由此而成为第一位用中文介绍这一世界著名史学流派的作者。但是，他始终不赞成将此派称作“年鉴学派”，坚持音译为“安娜学派”。因为，“年鉴”只是该派学报的简称，而“年鉴”式的史学撰述，正是此派“不屑一顾”的。惟有“安娜学派”之“雅名”，才能“充实其实质内涵”（第66页）。此外，颇为时髦的Hermeneutic， 汪先生主张采用钱锺书所使用的“阐释”，不用“诠释”（第186页）。这些，都值得学界重视。

不过，笔者以为，安娜学派的贡献，主要在研究对象的改变与范围的拓展上。具体说，就是改“由上向下看的史学”而为“从下向上看的史学”，将史学对象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下移到经济、社会、文化；将对角色的关注，转移到舞台及背景。但在方法论与认识论上，建树不多。该派史家的特长，也多以功力见长，而短于思想。所以，有人指责他们构建的是“没有人的历史”，是专注于“结构的强制性”的“决定论”（第72页）。反之，西方固守实证主义原则的史学家，往往利用安娜学派来对抗后现代主义。 汪先生指出了该派史家忽视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不足，似还可作进一步的剖析。  

 

中国学人评议 

 

对汤因比和钱穆，作者评价不高。特别是对钱穆，多有批评。众所周知，有两部名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著作，一部出自梁启超，一部出自钱穆。直到今天，我国学者论清初以来的学术流变，尚难脱离二书的架构。不过，在 汪先生看来，钱书的优点，亦不过与梁启超大同小异，而缺点，则远在梁氏之上。这里，我们隐然可以感受到 汪先生与钱穆弟子余英时在学术向路上的对峙。 

对清代史学思想家章学诚， 汪先生也大唱反调，认为章氏是一位忠实的儒者，并未摆脱传统儒家史观的藩篱。章氏著名的“六经皆史”命题，也绝无抑经、代经、抗经之意。许多现代学者一味推重章学诚的创辟与进步，甚至超越时代，却忽略了章氏诚强烈的卫道色彩。其实，章学诚的经世思想，在当时并不特殊，在清代学术思想上，也很一般（第220页）。笔者认为， 汪先生的这些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就综合素养而言， 汪先生最推崇的，是钱锺书。或许正是受了钱锺书的影响，书中对陈寅恪的“以史证史”方法，有所批评（第200页）。这对一位陈寅恪研究专家来说，大概不会感到轻松吧！不过， 汪先生对“隐秀”的阐释，我觉得还有商讨的余地。 汪先生的阐释，集中在表述手法、文笔技巧上。我觉得，这个词主要是指主旨与形式的关系。“隐”是主旨，不能直言说透；“秀”是形式，要有美感和个性。所以刘勰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又说：“若篇中乏隐，等宿儒之无学；句间鲜秀，如巨室之少珍。”可见隐秀的意思，是说内容与形式、主题与表现应该有机统一，恰好好处。而刘知几所说的“显晦”，则主要是指表现手法，没有涉及文本的主旨与内容。这一点， 汪先生似乎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辨析（第170页）。 

从近代史学史的角度看， 汪先生最推崇章太炎。他说，不应仅仅把太炎当作当旧学的殿军，更应看作新学的开山，如此才能看清章氏的价值（第123页）。为此， 汪先生给章太炎做了与梁启超并驾齐驱的“中国现代史学先驱”的定位。但是， 汪先生论述太炎与现代史学关系的三个连接点（历史发展、现代信史以及民族主义史学观点），我感觉既非现代史学所独有，也非章氏所能独占。而且，结论部分说章氏仍是传统式的通儒、现代史学史应有他的一席之地云云，也与“开山”、“先驱”的定位有所抵牾。其实，无论从史学著作的数量，还是史学思想的阐发，以及在史学史上发挥的作用来看，章都无法与梁启超相比。当然，他在史学史上占一席之地，是毫无疑义的。 

汪先生对传统史学充满感情，毫不客气批评西方学者的误读、曲解，很有说服力。不过，个别论断，似还可进一步明晰。例如他说，儒家与极权专制并不协调，主宰不了帝制，更主宰不了史学（第89页），但又说，中国传统史观“大致以儒家价值为本，为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服务”（第110页）。两者的关系，还可申论。 

“九章”一词，在中文中有特定涵义。我想，汪先生采此书名，虽源自章节安排，大概也不无隐含吧！《史学九章》，研几探微，穷理析义，堪称华好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