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人汪荣祖
内地知识界结识台湾的汪荣祖教授,始于他写的《史家陈寅恪传》。此书初稿完成于1974年,是第一部陈寅恪先生的传记。当时,事在草创,文献难征,写作之艰,可想而知。十多年后,海内兴起“陈寅恪热”。人们回过头来,重新捧读 汪先生已经增订过的旧著,感慨之余,不禁由衷钦佩作者超拔的目光与学识。这期间, 汪先生是以“陈寅恪研究专家”的名衔而为内地学人称道的。
其后,人们又读到 汪先生的其它著作,如《康章合论》、《史传通说》、《康有为》、《章太炎研究》、《晚清变法思想论丛》、《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学林漫步》、《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等等。这些著作大都已在内地出版。去年,江苏教育出版社还专门策划推出一套“汪荣祖作品系列”。透过这些著作,人们进一步了解到, 汪先生不仅是一位专家,更是通人。他的治学领域,虽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为核心,却旁涉中外,极为广博。
当然,人们不会忘记 汪先生与李敖合著的那部《蒋介石评传》。这部书让我们认识到另一个面 向的汪先生。李敖曾说,“成为历史学者,除了对历史在行外,还得有伟大的正义感”,而“两者兼备者,荣祖要列前茅”。《蒋介石评传》就是一部具有“伟大正义感”的著作。它让我们知道,在 汪先生温文尔雅、从容不迫的风度背后,跳动着一颗与李敖一样狂傲的心。难怪,他称自己是“真隐士”。
眼前这部《史学九章》,则展示了一位史学思想 家的汪先生,使我们对他的认识又进一层。书分九章,可别为三类。第一类论西方之士,含吉本、兰克、汤因比、布罗代尔四人。第二类论中国学人,有章太炎、钱穆、钱锺书三位。第三类为综论,含导言、余论及第五、六两章,恰好为全书的过渡。这样,整部书就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所论内容,乃围绕史学史、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展开。采用的方法,是中西连类,相互映照。基本特点,是将理论思考与对学术史的研辨结合起来。这种特点,显然来自孔夫子所谓“著于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反映了作者力图将实证功夫与理论思考结合起来的思想自觉,透示出作者的治学旨趣与胸襟怀抱。熟悉钱锺书著作的读者大概会联想到,这正是钱 先生的治学特点。
汪荣祖眼中的历史真实
但是,全书的中心思想,却非常明确。那就是,相信历史真实,维护历史真实。整部书,虽串联古今,横贯中西,并打通宏观与微观,却时时凸现出历史真实的主题。
作者反复强调,史学的根本在于尽量重建既往的真相,作合理而正确的解释。史学一旦离弃这一根本,无异于自毁武功,难得再活。因为有此坚定而自信的学科信念,所以作者对似乎专门与历史真实原则作对的后现代主义,采取了不愠不怒、具体分析的态度,让我们觉得既客观,又开明。
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说过,历史研究的过程是科学,而历史表述是文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研究对象,就集中在历史表述的文学形式上,因而几乎没有去触及历史的研究过程。借另一位后现代主义史家、荷兰人安克施密特的话说,就算后现代主义带来了历史学的秋天,它也不过是吹落了历史学这棵大树上的一些叶子,作为大树主干的“科学的历史编纂”,还是岿然屹立的。如果说历史学的叶子无法离开美、也不应该拒斥美的话,那么,本书中,我们看到, 汪先生在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同时,不但没有排斥它的合理主张,而且还积极地主张着史学的著述之美。他说:“惟史蕴诗心,始称佳史”(第200页)。对18世纪英国史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汪先生既醉心于其“笔走龙蛇的雄浑气势”,更反复称赞它文笔恣肆,善于叙事。这些,不是与后现代主义可相视一笑吗?
本书导言及论述钱锺书的部分大量涉及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既维护了史学的本体地位,又没有深闭固拒,流于极端,不禁让人去与村学腐儒的冥顽固陋相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