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运用进化论观点指导学术思想史研究。

传统的学案体因为没有先进的历史哲学指导，主要对学派之间的师承传授情况进行记录，无法总结学术思想发展的大势和特点。新史学思潮兴起后，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学者们见识提高，视野空前开阔，因而能对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学术发展的特点作出中肯的分析。  学术史研究能否开新，取决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学术大师思想观念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构成进步知识分子研究传统学术的指导思想。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压迫下，重新估价学术的重要作用，强调“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xxi][p110]热切希望振兴中国学术，并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对封建文化遏制下的“奴隶之学”进行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弟子以为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术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学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xxii][p279]梁启超对儒学的正统地位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学术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本世纪初，梁启超突破传统学术史的模式，于1902年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学术论文，它是中国史学界运用进化论哲学观点指导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结出的硕果。

同传统学术史相比，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表现在：

（1）它提出了新的学术史分期法。以往的学术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后为序，宋明以后则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至战国为“全盛时代”；三，二汉为“儒学一统时代”；四，魏晋为“老学时代”；五，南北朝迄隋唐为“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七，清代为“衰落时代”。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划分出学术演变、发展的阶段，同它运用西方进化史观的指导密切相关。梁氏对达尔文进化论学术在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预言进化论学术“将磅礴充塞本世纪而未犹已也。”他希望借进化论学术激发国民发愤图强，争取民族光明的未来，为此他提出以进化论引起人类思想的一切革命：“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xxiii]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接受，为梁氏以新的标准划分学术史奠定了基础。

（2）梁氏对学术思想发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视，力求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认为历史家应从人类活动总背景中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氏强调近世史家的任务在于“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梁氏将新史学的理论主张贯彻到学术史的研究中，《论大势》开宗明义即对“公理公例”表示了明确的认识：“生理学之公例，凡二异性相结合，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纪学术思想放大光明。”[xxiv][p3]并将“公理公例”作为分析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依据。

（3）深入地论述了学术思想和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互相影响和推动，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格局。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氏从由于社会急剧变动，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项进行分析。他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家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xxv][p12]从中可看出时代的急剧变动，造成了学术思想由“学在官府”到出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其论深入中肯，极具见识。再如对明末清初学术风气演变的论述，也紧紧抓住时代条件的影响，梁启超曰：“呜呼！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可以变为清初，清初可以变为乾嘉，乾嘉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锯且创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自明中叶，姚江学派，披靡而下，一代气节，蔚为史光，理想缤纷，度越千古。顾其敝也，摭拾口头禅，转相奖借，谈恭说有，与实际运用益相远，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无以自淑。逮晚明刘蕺山等人一派，已几于王学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学风亦因以一变。”[xxvi][p77]这里，明确指出了学术变迁的格局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   

（4）梁启超对学术史的考察，并未局限在传统学案体的旧框架内，而是依据学术发展本身的特点，在材料组织上对旧体学术史著作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旧体学术史叙事全按学派立案，虽便于对各家学派作细微考察，但也易于使各学派之间相互孤立，难以看清其间的前后演变和相互影响。梁启超此书，首创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其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所要论述的问题性质分章立节，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例如，他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进程分为七个时期，按时期分章，每章又根据内容不同立如干节，如原因、派别、历史、结果等等，章与节之间联系紧密，脉络分明。再如，他对史论十分重视。全文之首冠以“总论”，表达梁氏对学术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上重要性的认识，表明梁氏撰述学术史意在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论述了对于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每一章之前，梁氏简要地论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以及这一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不足，并简要地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远因和近因。在每一节中，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作者的观点。因此，读者于其史论中可以明晰梁氏对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梁氏在编撰上的创新，更能展示学术史新体系的思想特色。同时，梁启超还突破旧史学术史著的狭隘格局，扩大了学术的考察面。传统的学术史对儒学以外的学派论述较少。梁启超认为：“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学术史的任务应是反映各时代有代表性的各种学术发展情况。在《论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力戒门户之见，试图把各家学术展现给读者。在《全盛时代》中，特立《论诸家之派别》，作者说：“先秦之学，既称极盛，则其派别自千条万绪，非易论定，今请先述古籍分类异同之说，而别以鄙见损益之。”[xxvii][p15]把先秦时期重要的派别都罗列出来，然后加以分析、评述。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看法，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评价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中国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阶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xxviii][p105]它为梁启超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路标，对于史学近代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奠基意义。

四、进化史观对地方志编撰的影响。

进化史观的引入和运用，修志目的从资治垂训向反映一地之历史发展转向。清末的方志编纂者开始对进化论观点表示赞成，如说：“且旧志目例，于现时之观念不合者，宜增者增，宜减者减，务期于人心进化概念能相合，而借以鼓吹其精神。”[xxix]以进化史观来指导编志，来看待历史发展，比起古代方志观无疑是一种进步。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史学界开始重新认识方志的功能。他们认为传统方志以资治垂训、教化褒扬和为国史取材为目的的历史功能，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新的方志观主张方志编撰要从“中外优劣之势”出发，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反映真实的历史情况；方志要有利于改良现在，规划未来，反映社会嬗变，体现社会发展的因果联系，取代道德空谈。如张元奇说：旧志“皆矜矜于文字之雅驯，其于古今世界政治，往往封固自足。”“斯志自目例，故亦不无文胜，而详于民事，谂于中外优劣强弱之势，其为功既甚勤。其思所以慎固疆域，以保我子孙黎民之心，盖亦亟矣。”[xxx]修志目的的改变，必然会导致编撰方法的革新。旧志的弊病，仅为片断的簿录，偏于横剖，而缺少纵贯。新的方志编撰方法，必须有利于反映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扩大资料来源，提出述论结合，借鉴西方史书体裁，编撰章节体志书，以便反映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纵横交错关系。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从进化史观对史书编撰产生的影响中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第一，进化史观主要是“叙述社会进化之现象”，“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其“相互之关系”，基于这样的目的，传统的为封建帝王“资治”、“垂训”服务的旧的史书编撰方式必须经过改造，才便于容纳新的内容。章太炎、梁启超探索用新综合体撰写通史的方式，以及对传统学术史的改造，表明他们比较好地掌握了史书编撰中“破”与“立”的关系，既吸收前人编撰中的成果，又根据变化的形式创造出新的编撰方法。历史观的进步为他们创新体例提供了思想指导。第二，进化史观是由严复等人翻译介绍到中国的新的历史理论，着意于说明历史的进化和因果关系。而从西方传入的章节体编撰形式的优点在于反映历史大势线索清晰流畅，能够说明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便于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章节体史书在二十世纪初的流行不是偶然的，表明随着历史观的进步，史家必须吸收西方历史编撰学的长处，才能使史书的形式和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时期历史教科书的繁荣以及其它一些章节体史书的出现，就是这种趋势的反映。

 

参考文献：

 [i]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A]。蔡元培选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ii] 胡适.四十自述[A].胡适作品集[Z].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3.

 [iii] 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A].张元济诗文[M].上海：商务印刷馆,1986。

 [iv] 屠寄。中国地理学教科书·凡例[M]. 上海：商务印刷馆,1905。

 [v] 曾鲲化.中国历史·附录.1903,东新译社本。

 [vi] 曾鲲化.中国历史·附录.1903,东新译社本。

 [vii] 浙江潮[J].1903(7)。

 [viii]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叙[M]. 上海：商务印刷馆,1933。

 [ix] 国粹学报[J].1907(27)。

 [x] 普通新历史·凡例[M]。上海：普通书室,1902.

 [xi] 曾鲲化.中国历史.附录[M].1903,东新译社本。  

 [xii]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M].商务印刷馆,1907。

 [xiii] 章太炎.訄书·哀清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8。

 [xiv]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A].国粹学报[J],1905(6)。  

 [xv]章太炎.訄书·哀清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8。

 [xvi]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A].国粹学报[J],1905(6)。

 [xvii]章太炎.訄书·哀清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8。

 [xviii]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出版社,1999。

 [xix]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xx] 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xxi]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A].饮冰室合集·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8。

 [xxii]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xxiii]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A].饮冰室合集·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8。

 [xxiv]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xxv]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xxv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xxv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xxviii]胡适.四十自述[A].胡适作品集[Z].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3.

 [xxix] 开原县志序[M]。

 [xxx] 铁岭县志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