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译介的《天演论》出版。此书从民族危机的严重现实出发，将英国思想家赫胥黎的生物进化论及其社会进化论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糅合，在中国较为系统和深入地介绍了西方近代进化史观。严复宣传的社会进化论观点，适应了19世纪末中国形势的需要，它使立志改革和革命的人士有了新的思想武器，受到当时知识界的欢迎。蔡元培先生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成为人人的口头禅。”[i][p126]胡适也说过：“《天演论》出版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ii][p56] 西方进化论的传播，为戊戌时期的知识分子营造了崭新的理论氛围，它同救亡图存的历史需要想结合，为新史学的诞生提供了历史条件和理论准备。伴随历史观的变革，史家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对史书编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本文拟对此做一初步的探讨和剖析。

进化史观对史书的编撰影响相当深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应便于反映历史进化，便于传播历史知识，唤起国人的民族感情的需要，编撰篇幅较小、文字浅显明快的历史教科书。

戊戌变法前，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权基本上操持在西方传教士手中。他们编撰的教科书存在很多问题，当时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这些译著“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因此呼吁“速自译编”各种教科书，或“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改订”[iii][p172]。屠寄也竭力争取教科书的编撰权：“国民教育，以本国之伦理、语言、文字、地理、历史、宗教及法制经济为精神。此类教科书，必有本国学术家苦心斟酌编订，方为适用。”[iv][p1]但是，由于当时封建教育制度和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的呼声被时代淹没了。

戊戌变法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在“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蓬勃发展。戊戌变法时期，西方的进化论和政治、社会学术不断地传播到中国，在新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史学界着手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普及新的历史观，适应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清末一些进步学者编写教科书重要指导思想就是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达到以“史教救国”的目的。1903年商务印刷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说：“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年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谨明于盛衰存亡之故也。”[v]编者把“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培养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同当时“爱国”、“存学”的时代潮流是一致的。湖南留日学生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目的是为了彰显民族主义，陶铸国魂。他在《中国历史出世辞》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之特色，必有什百千倍于十九世纪西洋反动时代和活动时代。”并在《附录》中指出：“痛国家之脔革，愤种族之犬羊，忾然创办东新译社，就我国之性质上习惯上编辑中学校各种教科书，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vi]曾著出版后，学界对其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如1903年，《浙江潮》第七期“绍介新著”专栏说：“ 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横阳翼天氏痛之，特编中国历史一种。其上卷于今年初夏出版，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国民国民，不可不急读。”[vii]1904年，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也把自己对民族前途的关心融进史著中。他说：“智莫大于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以为推而已也。……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其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是必有一书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viii]夏曾佑说的“目前所食之果”，指的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面对危机现状，从历史中探讨造成民族危机深重的原因，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思考民族的前途，成为其著史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正是他确立“足以供社会之需”的宗旨，才可以写出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

1905年1、2月间，由邓实、黄杰、刘师培等人创办的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他们编撰历史教科书也以提高民族自尊自信为目的，注重乡土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知识性和时代性的统一，获得了社会的良好评价：“本会所编乡土教科书出版后，颇受海内教育家之称许，以为书之图画文字引证，皆具有精神特色，最足以助长儿童爱乡爱国之心，为效至巨。故公私学校采用至夥”[ix]。

由上可知，这批新的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与传统士大夫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有着新的知识结构、视野开阔而富有激情，他们将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与爱国、爱家紧密联系起来，因而能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教科书。 

封建史家孤立地研究历史的方法、内容已不能适应新史学思潮的需要。因此，以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来考察和分析中国历史，就显得十分必要。绝大多数中国历史教科书运用进化论，来批判和改造封建旧史，探索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和社会进化的轨迹。如《普通新历史》的“凡例”强调：在“我国民渐渐与世界相见优胜劣败”之时，“我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意内国数十朝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众警醒振拔之标准。”因此，其书即以中国历史为标准，并且按照社会政治的变化，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代：“唐虞以前记载未盛，概谓之太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为封建时代”；“自秦以后至今（清）二千余年为郡县时代”[x]。以此表明中国历史的进化。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他强调编写历史要重视进化因果关系。他明确指出撰写历史要“调查历代国民全部运动进化之大势，摘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之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xi] 

综上所述，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开始注意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表述历史发展的进化情况，表明中国历史教科书已经冲破传统史学的藩篱，具有创新意义。

章节体历史教科书是在新史学思潮勃兴的时代条件下出现的。新史学思潮要求表达历史进化的情况，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据往事以知来”。新的历史观点，新的历史内容，需要有新的形式来表现它。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开头几节是“史学之要”、“地理”、“人种”、“历史源流”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在新形势下史学研究的新课题。因此，要叙述过去封建史家所没有接触的新内容、新问题，在编撰方法上不摆脱旧的编年体、纪传纪事本末体是不行的。夏曾佑将西方输入的分章叙述的方法，和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创新的目的。《中国古代史》按篇、章、节叙述，同时又寓含以大事为纲的特点。刘师培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用章节体叙述中国历史的杰作，作者在“凡例”中表示：“其用意与旧史稍殊。其注意之处，在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xii]关注的重心，由旧史的王朝政治，治乱兴衰，转到对政治、民族、学术、文化等关系整个历史发展进化的探索。 

综观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不仅数量日益众多，而且种类繁复，除了一般的中外通史著作，还出现了乡土历史和时务掌故教科书等。这些教科书的编印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满足了新式学堂对历史教科书的需要；其次，它也是用新观点、新体裁编写中国历史的尝试，将历史从帝王的庙堂中解放出来，为普及教育与发扬爱国主义思想服务。总之，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不仅促进了中国历史编撰学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以史教救国，迅速成为清末社会各阶级“教育救国”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起了救亡图存的舆论先导作用。

二、探索用综合体编撰通史。

1900年，章太炎撰写了《中国通史略例》一文，吸收了章学诚“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采用多种体裁配合的方式撰写中国通史，提出要使这部新的中国通史“旨在独裁”，做到“熔冶新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以求阐明“古今进化之规”，“异夫策缝计薄相斫书之为”，从通史编撰的指导思想上确立了以进化论为指导的编撰思想。二十世纪初，一批进步的学者倡导学习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蓬勃兴起。这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竭力维护民族的自信力，提倡民族精神，高扬爱国主义，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它是戊戌后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章太炎和梁启超对通史的理论问题作了深刻的探讨。

最早倡导重新编修中国通史并提出新的体例的是章太炎。1900年，章太炎撰写了《中国通史略例》一文，吸收了章学诚“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采用多种体裁配合的方式撰写中国通史，提出要使这部新的中国通史“旨在独裁”，做到“熔冶新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以求阐明“古今进化之规”，“异夫策缝计薄相斫书之为”[xiii][p332]，从通史编撰的指导思想上确立了以进化论为指导的编撰思想。1902年，章太炎在给梁启超和吴君遂的论学书简中，对编修中国通史的问题有所论述，并说明他已经着手编修中国通史的工作。

章太炎设想的通史目录，主要是参考了司马迁《史记》的体例，在体例的设计上有因袭的一面。许之衡认为：“余杭章（太炎）氏拟著之《中国通史》，体例仿史公，改列传为别录，所搜颇挂一漏万。书固未成，体例亦未殊精。”[xiv]章太炎是古文经学的大师，对“汉学”十分推崇，反映在体例设计上，受传统史学影响较深，具有浓厚的封建意味。

章太炎在通史体例改造上，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第一，用纪事本末体来改造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主要以记事为主，“起讫自如，首尾相顾”，利于彰显历史发展的大势，便于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近代史学家注意用纪事本末体改造纪传体。章太炎通史目录中的十篇“记”，就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他说：“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渺末也。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滕》、《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自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故复略举人事，论纂十篇，命之曰‘记’。”又说：“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相贯，则取机仲纪事本末为之作‘记’。”[xv][p333]章太炎编撰通史时，注意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这样做确实为通史编撰在阐明历史大势上解决了难题。许之衡在《读〈国粹学报〉感言》中认为，编写通史“其体必当祖机仲（南宋袁枢）、君卿（唐杜佑）一派。”又说：“《史记》自五帝至汉武，卷帧已多，况至今日乎。此所以必不能不用机仲之体。”[xvi]这些论述表明，章太炎在通史编撰中采用机仲纪事本末体，符合近代社会形势对通史体例的要求。第二，重视典志的作用。他说：“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xvii][p335]这表明他旨在打破以皇朝为本位的历史体裁，力求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

在通史体例的设计中，章太炎继承了章学诚“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编撰思想，并根据当时的条件向前推进了一步。章学诚是在纪传体旧框框以内用纪事本末体救其弊，而章太炎不是简单地利用旧史体裁，他注入了为旧史体裁所未有的“新思想为主观”的历史哲学，在治史的方法和风格上，吸取了西方史学的科学精神，因此正如有些论者评价的：“章太炎关于撰述《中国通史》的理论和方法，有的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而具有普遍的意义。”[xviii][p808]

梁启超是二十世纪初创立通史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研究中国历史，极为重视会通的观点，认为通史可以使人更好地了解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更好地鉴往知来。因此，他十分重视探索通史的体例和内容。

梁启超探索通史理论是逐步成熟完善的。1901年，梁启超写了《中国史叙论》一文，这是梁启超早年计划写的中国通史的叙言，概述了中国史研究的内容和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中国的地形和民族，中国史的纪年和时代划分等问题。这些独到的见解奠定了中国通史的基础。1902年，他撰写的《新史学》则是为中国通史从编撰思想、方法等方面作的进一步研究。

梁启超对通史的体例十分重视，1918年，他致陈叔通的信中谈到通史的义例问题：“所著已成十二万言（前稿须复改者颇多），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体例实无暇作详书告公，第自信前无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读四万言稿两遍，谓不忍释，吾计凡读者或皆如是也。顷颇思先秦杀青（约端午前可成），即先付印（传志别行，此惟有年表、载记、志略三种。先秦之部都十一卷，冠以总叙一卷，约二十万言也），故愿与公一商此事。”[xix]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试图用总叙、载记、年表、传志、志略五体配合来撰写通史。梁启超设想的中国通史总叙可能指《中国历史研究法》，他曾说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目的是为写通史服务，又说此书是他“治史所持之器”，“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由此可知，中国通史总叙就是从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年代、史料的情况和史学史等方面对中国史学加以全面概括的总论，这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是新的创造。

载记的作用是用记事的方法概述某一历史阶段的军、政大事和演变，叙事简单清楚，不做具体的记述，只讲史事大致的发展经过。梁启超设想的体系明确地以“载记”为主干，其他“年表”、“志略”、“传志”都与之相配合。载记的设立，实际上借鉴了西方章节体和传统史学纪事本末体并加以创造性地发挥。梁启超在载记前，均撰写总叙，概述做史方法，说明各章内容安排和撰写意图，分析该段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探求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总叙的撰写，借鉴了章节体善于提挈历史发展大势，说明篇章之间的关系的特点。设立载记也是对纪事本末体的创造性运用。梁启超既看到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能看到其不足，因此他写“载记”着意突破传统纪事本末体范围太窄的弊病，力图说明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大势。

“志略”借鉴传统书志体并加以发展。传统的书志体只是静态地记叙典章制度的发展演变，缺乏对与典制密切相关的事件的考察分析。梁启超写的《志语言文字》、《志三代宗教礼学》是书志体的发展，是用纪事本末体写的语言发展简史、宗教礼俗简史，内容详实，有考证、评论、图表，这种写法是传统书志体所没有的。作者综合运用诸体写“志略”，值得后世参考借鉴。

梁启超设想的通史体例，主要以载记为中心论述每一历史阶段中的军政大事的经过和历史影响。然后，在军政大事之后，附以年表、事表、书志和人物传记。这种体例设计，既吸收了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的优点，又汲取了西洋史学的长处，而形成新的综合体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就体例的创新而言，是“前无古人”的。 

章太炎、梁启超对通史体例探讨的共同特点是：善于吸取传统史学的丰富遗产，而又具有别识心裁，勇于创造。这一探索的趋势不但有利于改进史书的编撰，且又说明史家对于考察和反映历史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因而也就具有历史哲学上的意义[xx][p71]。我们今天的史书编撰，应该从章、梁探索新综合体的经验中得到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