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应看到，尽管钱大昕与宋、明理学在很多问题上认识不同，但他对宋、明儒者正心诚意、躬行自修十分推崇，且树为楷模，如他称赞朱熹：“孔孟已远，吾将安归？卓哉紫阳，百世之师。主敬立诚，穷理致知。由博返约，大醇无疵。山高海深，日丽星垂。浩然元气，入人心脾。庆元党禁，守正靡侈。立德不朽，斯文在兹。”[1](P263-264)他称赞王阳明：“半壁南天一战收，蛮中更借伏波筹。功名已上麒麟阁，德望真悬泰华旒。信有文章兼道学，漫因门户快恩仇。蚍蜉撼树嗟何益，试看姚江万古流。”[5](P82)正心修身、主敬立诚，正是钱大昕认同于宋、明儒学的地方。这也反映了钱大昕注重道德修养的思想倾向。

 

二、剖析《宋史•道学传》，梳理宋明学脉

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宋史》在《儒林传》之外设立有《道学传》，以表彰程朱理学。对于《宋史•道学传》这一正史中的理学学术史，钱大昕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深刻剖析。所不同的是，钱大昕是从史书体例的角度来认识问题的，他以体例言学术，对学术史上妄自尊崇“道学”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的看法，涉及对自宋至明学术演变的认识，十分鲜明地折射出他对宋学的看法及其学术史观。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自司马迁在《史记》中设《儒林列传》后，历代正史都遵循其例，将服膺儒家学说的人物归入《儒林》，彰扬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这是传统社会儒学独尊、经学盛行在正史编纂中的折光。然而，随着佛教的输入和道教的兴起，儒家思想不断受到冲击，儒、释、道三家论争激烈。唐代的韩愈为了捍卫儒家理论，提出“道统”说，排出了一个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先王之道”的传授系统，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从尧舜到孔孟，先王之道一脉相承。孟子而后，先王之道遭到异端邪说的攻击，后世儒者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明先王之道”，续接中断的“道统”[6](P95-96)。到了宋代，诸大儒继承韩愈这一思想，自觉承接孔孟道统，自周敦颐、二程到朱熹，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派，即程朱理学，或称道学。宋元时期，道学一直成为官方哲学，在当时影响巨大。也正因为此，元代官修《宋史》，在《儒林传》之前特意设《道学传》，用来表彰程朱学派诸大师。

在二十四史中，《宋史》的编修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始终以程朱理学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欧阳玄在《进〈宋史〉表》里提出了编修《宋史》所必须遵守的若干原则，即“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7]。很显然，这是以程朱理学作为知人论世的是非标准。对此，钱大昕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他说：“《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为宗。”[8](P1494)

《宋史》设立《道学传》这一“创举”，在清初就遭到黄宗羲、汤斌、朱彝尊、陆陇其等人的驳难。清初开馆纂修《明史》，徐乾学兄弟在《修史条议》中提出仿《宋史•道学传》之例，在《明史》中立《理学传》以区别于《儒林传》，彭孙遹等人支持徐氏兄弟的看法，认为程朱接孔孟道统，学术醇正，《明史》编修应“将明儒学术醇正，与程朱吻合者编为《道学传》，其他有功传注及学术未大醇者仍入之《儒学传》中，则大道不致混淆而圣谟独高于今古矣”[9]。但是，汤斌、陆陇其、朱彝尊、黄宗羲等人都表示反对。汤斌有意淡化理学宗派，主张将明代朱、陆传人合为一史，打破门户，并驾齐驱，再现明代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消弭程朱陆王之间的学术鸿沟。陆陇其则从“作”与“述”的角度论述这一问题，认为程朱诸儒续接道统，是“作”，而明代程朱后学是“述”，“道学未明，创而明之，此作者之事也；道学既明，因而守之，是述者之事也”，所以提出在《明史》中去掉《理学传》，“以示特尊濂、洛、关、闽之意，亦可以正天下之好作而不好述，未尝窥见先儒之源委本末，而急欲自成一家者”，并指出儒者与道学不可分开，要归道学于儒林之内[10](P678-679)。黄宗羲更是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中对徐氏兄弟进行了诸条反驳，指出：“统天地人曰儒，以鲁国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轻。儒者，成德之名，犹之曰贤、曰圣也。道学者，以道为学，未成乎名也。犹之曰志于道，志道可以为名乎？欲重而反轻，称名而背义，此元人之陋也。且其立此一门，止为周、程、张、朱而设，以门人附之。程氏门人，朱子最取吕与叔，以为高于诸公，朱氏门人，以蔡西山为第一，皆不与焉。其错乱乖谬，无所折衷可知。”因此他提出，“《道学》一门所当去也，一切总归《儒林》，则学术之异同皆可无论，以待后之学者择而取之”[11](P211-215)。朱彝尊也反对徐氏兄弟的提议，指出“《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也”[12](P277)。

黄宗羲等人对《宋史》立《道学传》以及《明史》欲仿《宋史》立《理学传》的批评，钱大昕是完全赞同的，在《跋宋史》中重申了这些意见，并作了进一步发挥，说：

自史迁以经师相授受者为《儒林传》，而史家因之。洎宋洛、闽诸大儒讲明性道，自谓直接孔孟之传，嗣后儒分为二，有说经之儒，有讲学之儒。《宋史》乃创为《道学传》，列于《儒林》之前，以尊周、二程、张、邵、朱六子，而程朱之门人附见焉。豫章、延平非程氏弟子，以其得程之传而授之朱氏，亦附见焉。其它讲学宗旨小异于朱氏者，则入之《儒林》，不得与于《道学》，其去取予夺之例可谓严矣。……尝闻之郑康成云：“儒者，儒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故《儒行》之篇载于《礼记》，《庄子》云“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说者以为孔子也。周、程、张、朱之学虽高出于后儒，方之孔子，则有间矣。谓之曰儒，又何慊焉。《韩子》云：“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自黄老之学兴，其徒皆自号道家，马枢有《道学传》二十卷，乃列仙集、仙传之类尔，谓“道学”之名必美于“儒林”，非通论也[1](P472)。

和清初诸儒一样，钱大昕对树立《道学传》以别于《儒林》非常不满。乾隆三十七年钱氏充三通馆纂修官，在拟订《续通志》列传部分的凡例时，就取消《道学传》名目，归并入《儒林传》[1](P281)。他在给邵晋涵拟定《南都事略》三传条目时，也把朱熹列于《儒林传》，没有采用道学这一名目[13](P584)。

从清初一直到钱大昕关于《道学传》的讨论，是有其深刻的政治与学术背景的。清廷将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哲学大力提倡，徐乾学等人提出在《明史》中设立《理学传》，实际上就是这一文化政策在史学中的具体反映。但是，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看，清初又出现了批判、总结、反思理学的思潮，人们认识到强分儒学门户对学术发展的弊端，故而提出以儒学统领一切的要求，钱大昕正是持此观点的重要人物。

钱大昕不仅在理论上批评《宋史•道学传》，还进一步从修史体例着眼，指出《道学传》体例自相矛盾。钱大昕指出：“《宋史》创立《道学传》，别于《儒林》，意在推崇程、朱之学。”这是立《道学传》的根本目的。但是，“刘勉之、刘子翚、胡宪，元晦之师也；吕祖谦，元晦之友也，皆不入《道学》，而独取张栻一人，栻与祖谦均为元晦密友，乃退吕而进张，岂以吕之博不如张之约乎？然元晦亦未始不博也。吕大临在程门四 先生之列，而不入《道学传》，以附见《大防传》也。栻不附其父，而大临独附见其兄，非有心抑吕乎？蔡元定父子，朱氏门人之尤著者，乃入《儒林》而不入《道学》，此又何说乎？张戬附见《载传》，而邵伯温又别于《儒林》，此皆义例之可议者”[8](P1506)。总之，由于编排混乱，“彼修《宋史》者，徒知尊道学，而未知其所以尊也”[1](P472)。

钱大昕还指出，《宋史》由于推崇道学，在评判历史事物时，往往出现偏颇和歪曲。比如张浚，在南宋历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一生行事，有功有过，钱大昕充分肯定他的晚节之善。但是，张浚弹劾李纲、符离败绩等等不光彩的活动，《宋史•张浚传》都曲为回护。钱大昕指出，这正是因为尊崇道学所致。张浚的儿子张栻是著名道学家，与朱熹同入《道学传》，“史家以其子为道学宗，因于浚多溢美之词”[8](P1473)。同样的情况，在史弥远身上也有发生，史氏为南宋奸相，和韩侂胄相比，其奸“倍于侂胄”，但在《宋史》中，韩侂胄入《奸臣传》，而史弥远却不预《奸臣》之列。钱大昕指出：“推原其故，则以侂胄禁伪学，而弥远弛其禁也。”[8](P1497)韩侂胄执政时，曾把程朱理学看作“伪学”，加以打击。而史弥远一反韩侂胄所为，积极提倡道学。元代修《宋史》，抑韩扬史，原因在此。总之，“《宋史》于南渡人物，褒贬多不公，总由胸中横一道学之私见”[14]。

钱大昕之所以指出《宋史•道学传》所存在的问题，其目的并不仅仅是批驳道学本身，也不仅仅是为了单纯指出《道学传》体例的混乱。他实际上是以体例言学术，批驳人为立学术高下，曲意推尊或贬抑某种学派的恶劣做法。《宋史•道学传》在体例上的混乱实际上就说明在编纂学术史时的有意轩轾，会掩盖学术发展的真实面目，使学术传承流变不明。在钱大昕看来，正史处理学术史传，应该把那些“道德文艺显著者”入专传，其余人物入《儒林传》，这样才有利于辨别源流、理清学脉，公允看待学术变化。

 

 

参考文献：

[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A].嘉定钱大昕全集[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A]. 嘉定钱大昕全集[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3]程颐,程颢.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顾炎武,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

[5]钱大昕.潜研堂诗续集[M]. 嘉定钱大昕全集[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6]韩愈,朱熹.朱文公校 昌黎 先生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7]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十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钱大昕.廿二史考异[A]. 嘉定钱大昕全集[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9]彭孙遹.彭羡门明史立道学忠义二传奏[A].明史例案[C].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10]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一）[M].济南:齐鲁书社,1985.

[11]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12]朱彝尊.曝书亭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13]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A]. 嘉定钱大昕全集[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