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据史源确定名物、典故的原意，以确切理解史料。例如，《文选·补亡诗》：荡荡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辨亡论》：旋皇舆于夷庚。注：引繁钦《辨惑》：吴人以舡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庚者，藏车之所。王应麟考之《左传》，有“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句，《正义》注解为“平道也”，“夷庚”二字出于《左传》，由此断定《选注》误。[27]
第二，据史源推断史料的学术价值，以确定其可信程度。如，《通鉴》载李德裕对杜悰称“小子闻御史大夫之命，惊喜泣下”，宋人胡寅凭借李德裕的为人而推断必无此事。而王应麟查考此事出于唐代张固所撰的《幽闲鼓吹》，认为“杂说不足信也”，由此否定了《通鉴》的记载。[28]
第三，据史源，以证史料转引之误。如考证《梦溪笔谈》中转引史料之误：
《笔谈》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传》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后汉·朱浮传》无此语。《西南夷传》朱辅上疏曰：“《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韩诗· 薛 君传》曰：“徂，往也。”盖误以“朱辅”为“朱浮”，亦无“岨”字。[29]
这里，王应麟据《笔谈》所言，在《后汉书·朱浮传》查找引文“彼岨者岐，有夷之行”，未见，由此判断其根据错误。王应麟接着作了进一步的考察，在该书《西南夷传》中找到了“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之语。由此可见，《后汉书》中对《诗经》语句的引用并未有误，相反倒是《笔谈》的作者沈括在转引史料中出了错误。又如宋祁云：“贾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邓通之谮。”贾生即汉孝文帝时的贾谊，《汉书》有传。王应麟就此事查考《汉书》而不得见，由此而断定宋祁所说有误。[30]
其三、钩稽法。除求源法外，钩稽考订也是王应麟常用的重要考史手段。所谓钩稽法，是指在考证过程中钩沉索隐、搜求相关史料，从多个角度出发，在多个层次上稽考史实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它需要考证者具备深厚的功力和敏锐的眼光，能够准确把握问题的关节点。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就在于，任何史料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些人物、地点、时间、数目、职官和制度等历史要素，这些要素决定着史料的真伪，以这些要素切入，或由此及彼地追寻史料，或由表及里地连缀史料，通过考察某一具体要素的真伪，进而考证整个史料的真伪。
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一书中，尤其擅长从考察人名、地名、职官、制度等历史要素入手，纵横联系相关史料，从而考察某一历史记载的正误。例如，卷十四《考史》中，《唐书·李泌传》载：“加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泌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及张说为之固辞，乃以学士知院事。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辞而止。”王应麟便以崔圆为考证的切入点，追踪这一人物的生平事迹，得知“崔圆相肃宗，在泌之前”；该事又涉及唐代制度，于是考之《唐会要》，云：“贞元四年五月，泌奏张说恳辞‘大’字，众称达礼。至德二年，崔圆为相，加集贤大学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所以，《唐书·李泌传》错在将李泌事以后误前。在这则考证中，人物以及相关制度成了关键点，循此而究，史料所犯的错误便得以彰显。因此，这种钩稽考证法的步骤有二，一为确定切入点，即考证的入手点；二为以切入点入手，追踪考查。
利用钩稽法查考史实，必然涉及许多相关的史料，所以王应麟利用此法考订史实的结果，不但考证出是非，同时也对原有史料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从而丰富了史料的内容，使史料更为完备。例如，卷十四《考史》中，关于唐太宗向群臣评说魏征劝行仁义事，王应麟以唐太宗和魏征两人物为考查的切入点，发现不同的史书关于这段评说的文字有不同的记载，《新唐书·魏征传》帝谓群臣曰：“此征劝我行仁义既效矣。”《贞观政要》云：“太宗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行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已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对于此，皆魏征之力。’”《新唐书》于《罽宾传》又云：“惟魏征劝我修文德，安中夏。” 王应麟以《资治通鉴》考之，发现所记与《贞观政要》内容颇相吻合，记载更加切实，内容更加生动。又如，本卷中，“韦济试理人策第一”条，宋人胡寅评唐开元人韦济曰：“济被识擢，不闻以循良称，是实不副言矣”，为考查胡氏之评是否正确，韦济是否为人“实不副言”，王应麟同样以人物为考查的关点，再引《资治通鉴》的记载“开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韦济荐方士张果”之事，不但证实了胡氏的评语，还补充了韦济“实不副言”的事实。因此，以钩稽法考证史实的好处，不但考证出了是非异同，更于考证过程中增补了史实。
此外，王应麟在考证中征引诸书，或弃其说，或诸说并存，往往是引用原文，标举出处。这些所引之书，随着时代的迁移，多有亡佚，而赖王氏考证之文而得部分留存。因此，这些考证不独使史实的记载趋于确凿，也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一些佚书的面貌，使我们仍可略窥一二。此可谓《困学纪闻》一书在历史文献学上的两个方面的贡献。
二、考证的内容。
《困学纪闻》一书的考证内容包罗万象，极为广泛。除了考证天文、地理、人世、时令风俗直至朝章国典、词语掌故、名人轶事等传统内容外，最具特色的是，王应麟另辟蹊径，对前人注文的纰缪、史料的不足、义例的妥否以及书目著作的失实等也做了深入考究。兹仅就“有特色”者予以分析。
其一，对前人注文的纠谬。王应麟不盲目信从他人注文，对前代及当代之注总能审慎地进行考证，因此，也发现和纠正了许多错误。例如卷二《书》中，纠阮逸注之误：“《中说》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书》也。’愚按：《春秋纬》有《元命包》，《易书》有《元包》。薛收盖谓“自作元命”，其言见于《吕刑》，阮注误矣。”又如，卷十二《考史》中：“《乐书》作十九章，《索隐》云：‘《安世房中乐》。’今考之《汉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隐》误。”
其二，王应麟亦重视对史书义例的考证。如卷十二《考史》中：《通鉴》不书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于删削，《纲目》因之。是对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及朱熹《通鉴纲目》二书义例的考证。又如，本卷中：《梁书·刘之遴传》云：“古本《汉书》、《外戚》次《帝纪》下，《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前，《新唐书·列传》盖仿此。”
由以上所举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王应麟注重对史书义例的考察，其目的是要揭示以义例明褒贬，以义例明尊卑的道理。
此外，王应麟通过考证史书的义例，发现自《诗序》、《书序》以来典籍序文位置的变化：“《法言序》旧在卷后，司马公《集注》始寘之篇首，《诗》、《书》之序亦然。”[31]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自《诗序》、《书序》以来，序文均列于书后，旧本《法言》也是如此。但自宋代司马光裒合四家注文，增以己意，为《法言》作集注时，始将序文列于书首，此后，这种史书体例一直沿用下来。[32]根据以上所举例子我们得知，关于序文位置变化的重要发现，最早应许之王应麟，可谓是王应麟考证史书义例之功。
其三，对于书目著作的考证，王应麟有新创之功。他十分注意对书目记载的考证。例如，卷一《易》中：
《馆阁书目》：《周易元包》十卷，唐卫元嵩撰。今按：杨楫序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阴阳历算。献策后周，赐爵持节。蜀郡公武帝尊礼，不敢臣之。’《北史·艺术传》：蜀郡卫元嵩，好言将来事，不信释教，尝上疏极论之。《书目》以为唐人，误矣。
此类考证书目著作的现象还有许多，例如卷九《天道》中，考证《新唐书·艺文志》及《馆阁书目》中关于《大象赋》作者的记载，王应麟根据《大象赋》的思想内容，结合其作者的生平行事，进行考证，从而指出《馆阁书目》之误，并分析了致误的原因。再如，王应麟考证《汉书·艺文志》中将于长《天下忠臣》归入阴阳家的不当[33]，等等。
王应麟注重考证书目著作，说明当时书目著作的数量已十分可观，引起了文献学家对这一类图书的重视；同时它也说明，在王应麟眼里，只要属于文字记载的东西，都是他要认真考证的对象。因此，王应麟于《困学纪闻》之外，专门撰写了《汉书艺文志考证》一书，对三百八十多种图书进行了详细考订。王应麟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不但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而且进一步扩大了考证的范围，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清代众多的书目考证之作，如张尔田的《汉书艺文志举例》、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条理》、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等就是在该书的启发下产生的。
三、就具体的考证手段而言，也极为丰富。概括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种考证手段：
其一，利用学术史知识考证。例如，《太史公自序》闻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唐人张守节在《正义》中评道：“此《春秋》纬文。”王应麟根据“纬书起哀、平间，董生是未有之”的史学知识，进而判断说：“盖为纬书者述此语耳。”[34]又如，《战国策》云：“不闻老莱子之教 孔子事 君乎？示之其齿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孔丛子》云：“老莱子谓子思曰：‘子不见夫齿乎？虽坚刚，卒尽相摩；舌柔顺，终以不弊。’”对于过两条异文，王应麟利用目录《汉书·艺文志》，了解到老莱子与孔子同时，因而判断当从《战国策》。[35]这其中就利用了目录学知识。
其二，利用文献语言的时代特点考证。如：韦昭《洞历记》说道：“纣无道，比干知极谏必死，作《秣马金阙歌》。”王应麟认为三代时的诗歌语言质朴，不会出现“秣马金阙”之语，由此而断定“作《秣马金阙歌》”之事为依托。[36]
其三，利用时间推算考证。例如：“致堂论马援曰：‘光武非简贤者，必以其女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马后纪》，入太子宫在援卒之后，防未然之说，非也。”[37]再如：武公杀兄篡国。吕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国语》又称武公年九十有五，尤箴儆于国。计其初即位，其齿盖已四十馀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则共伯见弑之时，其齿又加长于武公，安得谓之早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饰，诸侯既小敛，则脱之。《史记》谓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杀，则是时共伯已脱髦矣，《诗》安得犹谓之‘髧彼两髦’乎？是共伯未尝有见弑之事，武公未尝有篡弑恶。”[38]
其四，根据史料产生的时间先后考证。王应麟认为越早的记载越接近事实，也就越为可信，这是王应麟在比较史料中的信古特点。例如，《史记·齐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时，献公因徙薄姑，都治临淄”。王应麟引《诗正义》曰：“《诗·烝民》云：‘仲山甫徂齐。’《传》曰：‘古者诸侯逼隘，则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盖去薄姑，迁于临淄。’以为宣王之时，始迁临淄，与《世家》异。毛公在迁之前，其言当有据。”[39]前面已经说过，王应麟在考据过程中从不轻下案断。然而，我们也可发现，凡是王应麟可以凭借史书产生的先后作为证据时，他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得出定语。由此可见，王应麟对这种历史分析法非常自信。
其五，利用避讳考证。如，卷十三，《考史》中，“梁武帝曰：‘应天从人。’致堂谓：《易》之《革》曰：‘顺天应人。’未闻‘应天’也。为是言者，不知天之为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顺之，故不云‘顺天’，避讳也。后人应天之语，盖袭其误。”就是王应麟根据梁武帝避其父讳“顺之”的道理而进行考证的。又如，卷十四《考史》中，“《李德裕传》：韦弘质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钱谷。嘉祐六年《制策》：钱谷，大计也，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盖弘字避讳，误以‘质’为‘贤’。”
王应麟在考证过程中，对于不同见解或记载各异的诸种说法难以作出判断时，往往会 “姑阙疑以俟博识”[40]、“当阙所疑”[41]。在其所作的多处考证中，“恐误”、“恐非”、“不知其所据”等表明疑议之语屡屡可见，从不轻下断语。这种在考证过程中的谨慎、认真态度无疑贯穿着王应麟的整个学术活动。
四、辨伪
辨伪工作，由来已久，《汉书·艺文志》所标明的“依托”、“似依托”、“增加”之类即辨伪。宋代疑古之风兴起，辨伪成为时尚。王应麟对于文献的辨伪，亦十分重视，并将考证与辨伪紧密结合，更加提高了辨伪的科学性。本章仅就该书中所体现的辨伪特点，加以论述。
首先，王应麟清醒地认识到古代书籍存在着托古作伪的现象，他说：“许行为神农之言，晁错述神农之教，列子称黄帝之书。阴阳五行，兵法医方，皆托之农、黄而大道隐矣。”[42]因此，对于古书，王应麟有着十分敏锐的辨伪眼光。其次，王应麟在考辨伪书的过程中，运用了多种辩伪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从语言文字、文章风格上考辨。如卷十《诸子》中：
程子，见《家语》。子华子，见《庄子》。近有《子华子》之书，谓程本，字子华，即孔子倾盖而语者。《后序》谓鬼谷子之师。水心铭巩仲至，所谓《程子》即此书也。朱文公谓：词艰而理浅，近世巧于模拟者所为，决非先秦古书。
这里，王应麟借用朱熹之语表达了自己以《子华子》为伪书的观点，显而易见，王应麟对于朱熹的这种辨伪方法是首肯的，从中也体现出王应麟根据书中语言特点进行辨伪的思想。
又如卷十一《史记正误》：
《宋世家》：襄公之时，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公，而能至于襄公之时作《颂》，何其寿耶。”朱氏曰：“太史公盖本《韩诗》之说。《颂》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辞古奥，亦不类周世之文。”
对于朱熹的这种辨伪依据，王应麟是赞同的，体现出根据语言的时代特征进行辨伪的思想。
二、从书中观点与所托作者思想不符上进行考察。如，卷一《易》中：“《京氏易》‘积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牺，暨于神农，重乎八纯。圣理玄微，易道难究’云云。王应麟认为此占侯之学，决非孔子之言也。又如：卷六《春秋》中：
鲁哀公问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休养菽。’何为记此？” 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 于人 君乎！”此《韩非》书所载也。以《鲁论》“焉用杀”之言观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托圣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传》取之，未详其意。
此中不但根据思想内容进行了辨伪，而且分析了造伪的原因。
三、根据造伪情况辨伪。如卷十四《考史》中：“《李靖兵法》世无全书，略见于《通典》。今《问对》出阮逸，因杜氏所载附益之。”此法在《困学纪闻》中虽属偶一为之，但也此可见王应麟辨伪之高明，及辨伪之严谨和细密。
《困学纪闻》所运用的辨伪方法也许较之辨伪学兴盛时期所采用的较为系统的辨伪方法，还显得略为简单，然而正是这些简单的辨伪语言里所蕴含的精彩见解，却给后来辨伪书的人不少有益的启示。
《困学纪闻》一书的考据学成绩，直接影响了后世考据学的发展，受其影响最直接的是他的学生胡三省。元代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其注文不仅解释名词，补充史实，还广泛涉到校勘、考证、辨误、评论等各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其长于对地理的通释，不能不说是受了王应麟的影响。《困学纪闻》对清代考据学派的影响最大。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奠基者顾炎武，撰《日知录》一书，深受《困学纪闻》的影响，从体裁到内容都仿效了《困学纪闻》。此外，阎若璩的《潜邱札记》，王引之的《读书杂志》，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无不受了《困学纪闻》考史的影响，于考据的方法上，以及考据的范围上都可从《困学纪闻》中捕捉到影子。清末梁启超说：“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为清代考证学先导，故清儒甚重之。”[43]由此可见王氏学术对清代学术界影响之大和清代学者对王应麟的尊崇。近人 张舜徽 先生说：“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至密，凡举清代朴学家所矜为条理缜密，义据湛深的整理旧学的方式与方法，悉不能超越宋代学者治学的范围，并且每门学问的讲求，都已由宋代学者创辟了途径，准备了条件。宋代学者这种功绩，应该在中国学术史上大书特书，而不容忽视或湮没的。”[44]这段话用于总结王应麟的学术成就来说，也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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