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自号深宁居士，学者又称厚斋先生。浙江宁波人。官至礼部尚书。在南宋疑古之风的熏染下，王应麟兼采众家，广征博引，遍考四部，在文献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困学纪闻》作为体现其文献学成就的代表之作，不仅博得了时人的赞誉，而且赢得了后人的推崇。本文拟就《困学纪闻》在文献注释、校勘、考证、辩伪等方面的价值予以分析，从中获得对王氏文献学成就的了解。
一、 注释
宋代的文献注释工作，颇具特色，成就显著。先有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创造性地发挥注释在文献整理中的作用，首开考异式自注新风，从而繁荣了注释的学术形式。又有朱熹大胆破除对前人注解的迷信，积极倡导以训诂为基础阐发义理的学术方向，从而揭示了注释的实用价值。王应麟承前人所创之成果，总结性地运用到自己的注释工作中，极大地发挥了注释的作用，这在《困学纪闻》一书中，表现得既集中又突出。
就注释体例而言，《困学纪闻》有随文注释，也有小字夹注；有的完全出自自己手笔，也有的假他人之论，以寄所怀。就注释内容而言，诸如文字音义、姓氏渊源、民族来历、异国风貌，乃至器用什物、草木虫鱼，凡“书之事物难明者”、“古人之文言不通于今之难明者”[1]等，他都能旁征博引，穷波讨源，注释得清楚明白；对于文字的脱误，称谓上的歧异，以及史实上的悖谬，王应麟也一一阐明。王应麟的注释内容还广泛涉及古书句读、史书义例、标举出处、增补史实等等。并且，在注释过程中，王应麟对训诂、校勘、考证、辨伪等考据方法信手拈来，综合运用，充分展示了《困学纪闻》一书作为宋代文献学尤其是考据学成绩的代表意义。由于王应麟身经乱世，报国无门，又目睹了南宋政权的腐败无能和元兵灭宋的种种惨状，所以在其注释过程中，往往紧密结合现实抒发议论，其品评人物、议论事件，字里行间蕴含着遗民气节和对国破家亡的愤懑情绪。概言之，书中的注释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善于通过辨明假借字来训诂释义。例如在卷六《春秋》中，王应麟注释“王格在室即位”云：《周礼·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立读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盖古字通用。再如卷二《书》中，“《史记》引《禹贡》二百里任国”条，王应麟先引孔安国的注“男，任也，任王者事。音壬。”又进一步举王莽封王氏女为任的例子，并引用颜师古之语解释“任”为 “充也，男服之义，男亦任也。”从而说明“男”、“任”二字通用。可见，王应麟辨明假借字来解释字义，多有创获。
第二，注重考释名物的起源。一般认为，最早考释名物者属《尔雅》。逮至宋代，又有《事物纪原》一书专考名物起源及沿革，明人李果序云：“事事物物，皆有本原。不求其原，譬犹睹黄河而不知其出于昆仑也，观天地而不明其由于浑沌也。欲知其原，或一事载于数书，或一物见于群议；虽谈叟不能遍观而尽识，总龟不能一览而无余。”[2]亦或出于同种见识，便于人们了解这些事物的发生发展，对文献的内容获得深入理解，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亦注重考释名物之始，包括对姓氏、人名、地名、制度、风俗等等各种名物，无不穷波讨源，追根究底。例如，卷五《礼记》中，“古以车战。春秋时，郑、晋有徒兵，而骑兵盖始于战国之初”条，为考查骑兵之始，王应麟首先追溯其起源，产生于东周末年的《曲礼》云“前有车骑”、《六韬》言“骑战”，此后，《左氏传》“左师展将以昭公乘马而归”，《公羊传》“齐、鲁相遇，以鞍为几”，可见战国之初“已有骑之渐”。再如卷十二《考史》中，“《崇文总目》：《史隽》十卷，《汉隽》之名本于此。”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汉隽》一书命名的含义，王应麟举出了书名相似的《史隽》一书。又如，卷十《诸子》中，王应麟引《地员篇》的记载“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渎田悉徙，五种无不宜。其立后而手实。”[3]指出：“手实之名，始见于此。”等等。可见，王应麟溯词语的起源来解释名物，基本目的在于：一是通过查找起源，以最早的记载分析这些名物产生的大致年代；二是通过最早的记载了解这些词语的初始含意。
第三，注意标举出处。这是王应麟在注释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卷十三《考史》中，对“三国鼎峙，司马公《通鉴》以魏为正统”，王应麟注曰：“本陈寿”；“朱子《纲目》，以蜀汉为正统”，王应麟注曰：“本习凿齿。” 又如，卷十七《评文》中，“崔駰《西巡颂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竖，击辕中韶，感于和也。’《班固集》：‘击辕相杵，亦足乐也。’”王应麟注曰：“曹子建书‘击辕之歌，有应风雅’，柳子厚云‘击辕拊缶’，宋景文云‘壤翁辕童’，皆本于崔、班。”又如卷十九《评文》中“俗语皆有所本”条，对一百一十六个俗语的来历出处进行了标注。不仅如此。标举出处时，王应麟不限于找出引文的出处，还广泛考察事物的来历，一一予以注明。这不但反映了王应麟的博学多识，而且也体现出王应麟言必有据的严谨学风。同时，广泛标举出处，也增加了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便于后来学者参考使用。
第四，注重论说的原始出处。在《困学纪闻》中，王应麟借用或引用前人观点的现象十分普遍。对于一个问题的阐释，凡是前人已有论说且与自己见解相同的，王应麟便列出前人论点，有时甚至全部引用前人见解进行说明，并标明某某曰，或注明出处，以示不掠人之美。若不同的人对同一问题有相同的观点，王应麟就特意指出这一观点的发韧者。如，南宋詹元善说：“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也。人能知此，则知观《书》之要，而无穿凿之患矣。”王应麟注曰：“吕成公已有此说。”[4]又如卷六《左氏传》中：“《考古编》谓欧阳公论二帝三王世次差舛，发端于杜佑《通典》。” 王应麟注曰：“《释例》、《世族谱》已有此疑，则发端乃杜预也。”此外，凡是出于自己的手笔，王应麟皆标以“按”、“今按”、“愚按”或“愚谓”。这种注释特点，一方面反映了王应麟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王应麟对于立言的慎重。
第五，注重注释地理。王应麟重视对地理的诠释，可从其为《诗地理考》所作序文中得知一二，他说：
人之心与天地山川流通，发于声，见于辞，莫不系水土之风，而属三光五岳之气。因《诗》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风俗之薄厚，见政化之盛衰，感发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辩疆域云尔。[5]
可见他之所以重视注释地理，其目的在于明确古今地名之所在，使人们了解当地历史上的政治盛衰、风俗教化，从而起到陶冶人们性情的作用。不仅如此，在强敌压境，边疆矛盾激化的历史时期，王应麟还能立足于现实，进而认为研究地理，尤其是疆域政区沿革和军事地理，也可以“为兴替成败之鉴”[6]。
鉴于以上认识，他在《困学纪闻》一书中特立“地理”一卷，对历代疆域的变迁以及政区的废置、沿革进行考释。例如：对鸟鼠、朱圉、雍三地的考释，王应麟不但批驳了蔡氏引《地志》云 “鸟鼠在陇西郡首阳县西南，今渭州渭源县西也”的错误说法， 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当云今熙州渭源堡”。对于朱熹引《诗传》曰：“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兴平县。” 王应麟据《地舆广记》指出：“雍，今凤翔府天兴县。”[7]
此外，在其它各卷中，王应麟对于一些古地理名以及山川的所在、河水的流经，也一一进行了注解。其注解贯穿古今，便于人们了解古代某个地方在今天的方位，以及今天某个地方在古代的名称。如，卷六《左氏传》中：
穆有涂山之会，注：在寿春东北。《说文》：嵞，会稽山。一曰九江当嵞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汉·地理志》九江郡当涂，应劭注：禹所娶涂山，侯国。有禹虚。苏鄂《演义》谓宣州当涂，误也。东晋以淮南当涂流民，寓居于湖，侨立当涂县以治之，唐属宣州。汉之当涂，乃今濠州钟离也。”
当然，仅《困学纪闻》一书还难以全面展示王应麟于考释历史地理方面的成绩，能够全面深入体现王应麟该方面成就的，当推其所撰写的《通鉴地理通释》一书，该书是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系统论述历代疆域政区沿革的著作，其成就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元代胡三省撰《资治通鉴音注》，“益畅其说，搜剔几无余蕴”[8]；清代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更是处处效仿，并在此基础上，考证精核准确，内容充实详明，从而使关于历代疆域政区沿革的研究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追其端绪，王应麟首倡之功不可忽视。
第六，注意联系现实，体现致用的特点。例如卷三《诗》中：
“《长发》，大褅”，《笺》云：“郊，祭天也。”“《雝》，褅太祖”，《笺》云：“大祭也，大于四时而小于袷。”郑康成以祭天为褅，与宗庙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赵子已辨其失矣。王肃以褅、袷为一祭，亦非也。褅与袷异，袷则太祖东向，毁庙及群庙之主，昭南穆北，合食于太祖。褅则祖之所自出者，东向惟以祖配之。今混褅于袷，宗庙有袷无褅。
王应麟先纠前人之误，然后作出正确解释，并结合现实情况予以说明。这种注释特点在注释地理时表现尤显突出。前文已有例证，此处不再举例。
王应麟的学术致用特色还体现在，他往往注意联系历史结合现实进行评论，体现出其既畅考据之流又集理学之成的治学特点。如卷五《礼记》中“方悫解《王制》云：‘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禄欲省其费，故职或兼掌。’” 条，王应麟结合南宋现实进行评论说：“愚尝闻淳熙中，或言秦桧当国时，遴于除授，一人或兼数职，未尝废事，又可省县官用度，于是要官多不补。御史中丞蒋继周论之曰：‘往者权臣用事，专进私党，广斥异己，故朝列多阙。今独何取此？朝臣俸禄有限，其省几何？而遗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数司而收其禀，裴延龄用以欺唐德宗也。’以上观之，则兼职省费，岂王者之制乎？” 王应麟有感于南宋末年权臣贾似道、留梦言等干政，导致国家灭亡而抒发情绪，含有强烈的现实意识和经世观念。他借古喻今，言辞激越，亡国之痛溢于字里行间。
第七，注释言辞讲求“渊奥精实”[9]、“简而义精”[10]。王应麟称赞“婉而直”[11]的书法，认为语言一定要和顺流畅，不使人觉得佶屈聱牙，艰涩难懂；要实事求是，反对虚浮空言，他认为《唐六典》的文笔足以让人借鉴，“其文不烦，其实甚备，可谓善于述作者”[12]。王应麟还从立身的角度来看待文风问题，他认为一个人的品行决定着其文风，他批评梁简文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的说法，他说：“文中子谓：文士之行可见，放荡其文，岂能谨重其行乎?”[13]认为作文之道与做人之道是一致的。进而，王应麟又将这一问题提高到国家政治的高度上，他以晋亡为例，认为“浮文防要，晋衰之兆”[14]。这种将文风与做人和国运联系起来的学术观点，不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张大了一种经世学风，并或多或少会对时人的学术路数产生一种极富意义的导向作用，而且现在看来，也为我们留下了认真为学，踏实为学，学有所用的治学精神。
此外，王应麟在注解过程综合运用校勘、辨伪、考证等手段也为后人的考释工作开启了门径。详见下文，此不叙。
二、校勘
近人陈垣道：“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15]堪为灼见。王应麟亦认识到校勘的重要性。对于校勘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王应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说：“经史校讎，不可以臆见定也。”[16]事实上，在《困学纪闻》中，他的许多校勘工作也都实践了旧说不必改、阙疑存异等校勘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也为后人，尤其是清人的校勘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此外，在校勘方法上，王应麟也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校勘方法。
其一、校勘原则。王应麟主张保持文字原貌，反对妄改。例如他批评郑玄在校勘中的驰骋臆改：
郑康成《诗笺》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谓“包”当作“彪”，文也；《泰》“包荒”，谓“荒”读为“康”，虚也；《大畜》“豮豕之牙”，谓“牙”读为“互”；《大过》“枯杨生荑”，谓“枯”音“姑”，无姑，山榆；《晋》“锡马蕃庶”，读为“藩遮”，禽也。……其说多凿。[17]
对于郑玄在训诂过程中的穿凿附会，臆改文字持反对态度。王应麟针对史书中毫无根据，凭己意妄改文字而造成的的异文现象也不以为然。如“五者来备”一语，《洪范》，《史记》皆云：“五是来备”，而荀爽改为“五韪”，李云改为“五氏”。对此，王应麟毫不讳言地批驳道：“传习之差如此，近于郢书燕说矣。”[18]
王应麟在反对妄改古文的同时，进而提倡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径沿古说。如对《古文尚书》中“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中“畏”字的校勘，《困学纪闻》载：“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盖卫包所改，当从古。”[19]王应麟指出《今文尚书》中第二个“畏”字作“威”是唐代卫包所改，在无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应遵从原文，不可随意改动。
当然，校勘不轻易改动原文，并非王应麟的发明，早在北齐，颜之推就明确提出，“观天下书未徧，不得妄下雌黄”。[20]然而，在空疏理学蔚然成风情况下，王应麟能积极从事校勘活动，并严格实践这一校勘原则，更显得弥足珍贵。突出表现出他客观求实的治学风格和保留典籍原来面貌的强烈责任感。
另外，王应麟对于复杂异文，向来不轻加按断，往往是阙疑存异，以待后人采择。如卷二《书》中载：
“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记》作“来始滑”，《汉书》作“七始咏”，“忽”又或作“曶”。“高宗亮阴”，《礼记》作“谅闇”，《汉五行志》作“涼阴”，《大传》作“梁闇”。
对于上述异文，王应麟只是一一条列出来，并不判明孰是孰非。又如卷十《诸子》中：《孔丛子》公孙龙臧三耳，《吕氏春秋》作“藏三牙”。王应麟也仅列出异文，而不作判断。这种校勘原则看似“消极”，实际上却体现出一种客观求实的治学路术。一般而言，已有定论的校勘会使人们忽略而过，而尚无定论的校勘却会使人们思量再三，所以王应麟仅仅客观地集录众说，而不轻易得出结论，不但给后人提供了可供采择的依据，而且还留出了继续集思广义的空间，便于此后的考证结果更加趋于事实真象。此外，这种处理方式，不但对原文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考察，同时也避免了出现新的讹误。这也正是清人顾广圻所说的，天下书，皆当以不校校之。
其二、校勘方法。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所用的校勘方法也比较全面，今人所概括的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以及理校法，王应麟均有使用。
对校法，就是用同书的祖本或别本对校，校出各本异同，录出异文，以此作为辨别书中是非的契机，为其他方法的运用创造条件。例如卷十《诸子》中：
《劝学篇》“青出于蓝”作“青取之于蓝”；“圣心循焉”作“备焉”；“玉在山而木润”作“草木润”；“君子如向矣”作“如响矣”。《赋篇》“请占之五泰”作“五帝”。监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馀不胜纪。今监本乃唐与政台州所刊。熙宁旧本亦未为善，当俟详考。五泰，注云：“五泰，五帝也。”监本改为五帝，而删注文。
在此，王应麟以《荀子》的二个版本监本与建本进行对校，从中发现异文。在校勘时，王应麟并不盲从官刻监本，也不排斥坊刻建本，而是实事求是、择善而从。这种客观求实的校勘态度值得后人借鉴。又如卷二《书》中，以《尚书》宋、齐旧本、监本进行对校，等等，均可说明王应麟是以对校法作为校勘工作的基本方法。
本校法，指的是在没有其他版本可依的情况下，利用本书内史实、字句前后相承的关系，比勘异同，判定谬误的校勘方法。如：
《郑语》依、 、历、莘，《史记·郑世家》注：“莘”作“华”，《水经注》：黄水经华城西。史伯曰：“ 华 君之土也。”韦昭曰：“华，国名。秦白起攻魏，拔华阳。”司马彪曰：“华阳在密县。《括地志》：华阳城在郑州管城县南”可以证今本之误。按下文“前华后河”，则上文当作“华”。[21]
这里，王应麟首先参考相关资料，进行理校，得出今本作“莘”误，当作“华”。王应麟于此还不满意，进而又联系上文，进行本校，进一步论证了《郑语》中的“莘”当作“华”。
对于他校法，王应麟也有使用。他校法，就是本书有被他书所引用，引文内容相同或大致相同者，可将其作为校勘本书的依据。例如，王应麟通过他校发现异文：
《镈师注》引《春秋传》“宾将趋”，今《左传》作“掫”。《环人注》引“御下掚马”今作“两”人。《职方氏注》引《国语》“闽芊蛮矣”，今作“蛮芊”。[22]
又如，以贾谊所作《新书·五美篇》来校勘《汉书·贾谊传》中所载贾谊疏中“一动而五业附”[23]，都是以他书相关内容作为校勘依据的显例。
理校的方法，在王应麟的校勘工作中也早有实践。在对校、本校、他校不能有效地作出校勘判断时，就要依靠与书中疑误相关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史学、文学及其它学术知识，从中汲取进行理校的旁证，进行逻辑的、历史的分析，来考证古籍文辞的正误。例如，在卷十《诸子》中：
《韩子》云：‘赵襄子召延陵生，令将军车骑先至晋阳。’《战国策》云延陵王，误也。鲍氏改‘王’为‘君’，亦未之考。
《韩非子》成于战国末期，而《战国策》为西汉末年刘向所作，王应麟以成书较早的《韩非子》为据，认为《战国策》所谓“延陵王”误，而当代人鲍照改“王”为“君”，更是一错再错。这种理校法主要是利用前代史书中相关史料作为校勘依据，以决依违。
又如，该卷中，“荀卿《非十二子》，《韩诗外传》引之止云十子，而无子思、孟子。愚谓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子、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在这则校勘例中，王应麟首先运用他校法，校出荀卿《非十二子》、《韩诗外传》的关于十子或十二子的不同记载，然后分析出现异文的原因，从而考证出是非，这是先他校进而通过理校作出判断。关于王应麟的这条校勘，《四库全书总目》云：“况之著书，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其中最为口实者，莫过于非十二子。王应麟《困学纪闻》据《韩诗外传》所引卿但非十子，而无子思、孟子，以今本为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后来论定为圣贤耳，其在当时固亦卿之曹偶，是犹朱、陆之相非，不足讶也。”[24]这里，《四库全书总目》对于王应麟的校勘依据提出了疑问，孰是孰非，还有待探讨。但也由此可见，在运用理校法进行校勘时，一定要小心谨慎，稍不留心，便会导致错误。
此外，《困学纪闻》在进行理校时，擅于利用训诂帮助校勘。例如卷二《书》中载：“古文‘箾 ’，今文作‘箫’。《左氏》曰：‘韶箾，舜乐名也。’诸儒误以箫管解之。”在此，王应麟首先对“箾”字进行训诂，他以《左氏》之说为据，认为“韶箾”是一种舜乐，而诸儒均将“箾”误解为箫管之“箫”，因此将“箾 ”误“韶箫”。
与这种以训诂帮助校勘的方法相类似，早在汉代，汉人为使训诂做到精深，往往于训诂中辅以校勘，如郑玄的三《礼》注和《毛诗》笺尤其如此。唐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也是这样，将训诂与校勘相合，相辅为用，解决了不少训诂难题。王应麟能够汲取前人经验，学其道而反用之，将训诂作为解决校勘疑难的一种方法，这在校勘学中可谓是一种创造，从中可见王应麟校勘学之高明。另外，从上述这则例子中所运用的训诂知识来看，王应麟之所以能够于考据学领域屡有发明，是与其博学分不开的；正因其博学，所以他能够将各门学科的知识融汇贯通，从而实现综合运用，熟能生巧，比较全面地实践了多种校勘方法。
在《困学纪闻》中，校勘往往与考证同步进行，校勘是考证的先导，通过校勘王应麟寻出了许多史料之异，为考证做好了准备。
三、考证
王应麟重视对史实的考证。这一点，在《困学纪闻》中，表现突出。全书凡二十卷，除了卷十一至卷十六专为考史外，其他各卷也多涉及考证内容。在具体考证时，王应麟灵活运用多种考证方法，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对经史百家、诸子文集中的讹误之处做了精审考证和纠缪。针对这点，四库馆臣称赞王应麟“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盖学问既深，意气自平，能知汉、唐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抵，未可妄诋以空言。又能知洛、闽诸儒亦非全无心得，未可概视为弇陋。故能兼收并取，绝无党同伐异之私。所考率切实可据。良有由也”[25]。实为中肯之言。
一、考证的方法。
其一、比较法。王应麟的考据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据历史记载的差异性进行考订，此亦以《困学纪闻》为例。如：
《秦本纪》：晋献 公虏虞 君与其大夫百里奚，以为 秦穆公 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赎之。范太史曰：“《商鞅传》又载赵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记》所传，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26]
这里，王应麟不但发现《史记》中关于同一史事的前后记载互异，而且还通过朱熹的考证，指出《左氏》中的相关记载也与之不同。可以说王应麟在考据过程中往往是以比较的方法入手，从而发现问题。又如卷十二《考史》《宣纪》条载：“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王应麟据《通典》引应劭“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云云，考得同一史事，二者所载相异。
其二、求源法。通过比较的方法发现问题后，还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在众多的材料中如何采择出有力的证据以决依违，这是考证过程中的重要关节。王应麟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采用了求源的方法。求源，就是探求史料的源头，狭义而言，即查考史料的出处；广义而言，诸如人物名字的来历，文学体裁的出现，制度的设置，以及观点的立论都是王应麟求源的对象。王应麟所以对求源如此重视，目的就是为考证服务。在考证过程中，王应麟擅长求源，即以查考最早的记载作为考订的切入点，以最早的文献资料为证据，来解决问题。这种方法的理论在于，史料的流传过程是一个不断被征引、转抄的过程，由于古人引文不严格，或仅据记忆而不察原文，或摘录辞句而断章取义，因此极易出现讹误。所以，史源在同一系统史料中最为可信。王应麟之所以在考据学上有很大成就，和他十分重视史源有很大关系。析言之，求源法在王应麟的考史中有三方面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