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夷夏观的改变还表现在，他对西方各国态度的转变。他认为西方各国不同于历史上的所谓夷狄，对待外国人应该以礼相待。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说：“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故曰先王之待夷狄，如禽兽然，以不治治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察物情，贯穿今古者。是瀛寰之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为夷狄乎？”[xx]魏源认为外国人并非夷狄，他们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从“夷”、“狄”到“良友”、“奇士”可以说是对传统“夷夏观”的反动。正是有这样的观念，魏源才能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海国图志》才能成为“睁眼看世界”的史地名篇。1844年，徐继畬撰写《瀛环考略》时，还抱住传统的“夷夏观”不放，在叙述西方时仍用“夷”来称呼。随着同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接触的不断增加，他开始摒弃那种将外国人称为“蛮”、“夷”的虚妄做法，1848年《瀛环志略》定本中，已基本上不用“夷‘来称呼。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人们对世界情况了解的增加，人们对“夷夏之变”的观念进行了反思。如撰著《法国志略》的王韬认为：“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而中国之外通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xxi]因此，他撰著《法国志略》决定摒弃过去的“四裔”、“外国列传”的旧体例，按照法国的纪年编写法国史，探讨法国盛衰的经验教训，促使国人自奋自立。其后，黄遵宪编撰《日本国志》也把这种编撰思想写进《凡例》中。他说：“自儒者以笔削说《春秋》，谓杞降为之，贬荆为人，所以示书法，是谬悠之谭也；自史臣以内辞尊本国，谓北称索奴，南号岛夷，所崇国体，是狭陋之见也。”[xxii]他认为中国应该彻底抛弃“用夏变夷”的迂腐见解，以清醒的态度对待现实世界。他指出：“弓矢不可以敌大炮，浆橹不可敌轮船，恶西法者亦当知之。”西方国家在科学文化上的先进性应该得到承认，守旧派的病根是“特不知今日时势之不同，古人‘用夏变夷’之说深入其中！”[xxiii]中国应该以日本为师，发愤学习西方，才能“收效无穷”，达到“远驾其上”的目的。这些情况表明他们已经比较彻底地放弃夷夏观念。 

综上所述，近代意义的夷夏观就是要勇于承认“夷”在某些方面有超越华夏的地方，我们应该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同时应该以世界的眼光看待西方国家的东来，摒弃将外国人称为夷狄的虚妄做法。同传统夷夏观相比，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在认识世界上开始从无知向有知转变，从排拒西方向学习西方转变。 

 

三、时局观的转变

时局观亦称“变局观”，是中华民族危机意识在观念上的表现。鸦片战争前，在中国中心观的影响下，人们认为中国就是世界，世界也就是中国，因此没有必要了解外部形势。鸦片战争后，这种思想意识开始有所转变。

包世臣在《歼夷论》中指出，英军兵临南京，用无力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索赔之苛刻是空前的，“而其所欲无不遂，所请无不得，英夷之福，中华之祸，盖俱极于此也。”[xxiv]他认为这样的历史变局是从来没有的。魏源、徐继畲等人通过研究世界地理，也感受到时局的变化，发出“变局”的惊呼。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写到：“地气天时变，闻禽鸟者知之；天气自西而东，验海渡者知之。”[xxv] “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圜体，其自西而东乎？”[xxvi] “其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xxvii]徐继畲也在《瀛环志略·凡例》中指出：“南洋诸岛国，苇杭闽粤，五印度近连西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藩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xxviii]在《瀛环考略》中，他指出：“天地之气，或而旁推交通，混为一体，倘亦运会使然耶？使天下从此多事也。”虽然他们仍然用“气运”、“运会”等传统概念来描述形势的变化，但他们确实对西方文化东来的浪潮深表忧虑。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华夷混一”既成事实，中国被侵略者瓜分的力度进一步加大。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变局”认识更加强烈。1860年，郭嵩焘首先指出：“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xxix]1864年，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提出“变局论”，他说：“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麟萃……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xxx]曾纪泽也指出：“西洋诸国，越海无量由旬，以与吾华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李鸿章也说：“欧洲诸国百数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

王韬的《法国志略》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就是在这种变局意识指导下撰写的。如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愤慨于当时中国士大夫对于时局的无知：“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加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昔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及；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he之外，荒诞不可论议也。可不谓狭隘欤？！”[xxxii]因此，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就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正确的时局观，探索日本兴衰之道，给处于严重民族危机的祖国开一剂良药。他说：“检昨日之历以用之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故俊杰贵识时；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以观人国则暗，故兵家贵知彼。”[xxxiii]他所说的“时”，就是要清醒地认识世界大势，振作思变，维新求强。他说：“輓近之世弱肉强食，彼以力服人者乃不取其土地，不贪其人民，威迫势劫 ，与之立约，但求取他人之财，以供我用，如狐媚蛊人，口吸其精血。……既经明验大效者，印度则亡矣，埃及则弱矣、土耳其则危矣。”[xxxiv] 黄遵宪认为当时的世界大势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在这样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他希望通过介绍日本由弱变强的经验，寻找一条挽救民族危亡、实行民族振兴的道路。

正如薛福成为黄遵宪《日本国志》作序所说：“咸丰、同治以来，日本迫于外患，廓清然更张，废群候，尊一主，斥幕府，联外交，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虽其改正朔，易服色，不免为天下讥笑，然富强之机，转移颇捷，循此不辍，当有可以与西国争衡之势，其创制立法，亦颇炳焉可观。”[xxxv]黄遵宪认为日本最大的历史变局，就是“创制立法”，即废除幕府统治，走上议会民主制道路。他在书中对此有明确的概括：“日本今日之兴，始仆幕府，终立国会，因天时人事，相生相激，相摩相荡，而后成此局也。”[xxxvi] 

晚清典志体史书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念上的新认识，都是中国史学上的重大进步。这些进步表明，在历史观念上，中国史学应有近代意识和世界意识的滋生而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这些进步还表明，这时期的史学家们大都意在关心国家盛衰，关注时局变化，是一些勇敢地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人。

 

 

 
参考文献：

 [i]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84－787页有关论述。

 [ii]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

 [iii] 《魏源集》上册，第43页。

 [iv] 魏源：《海国图志》卷24。

 [v] 魏源：《海国图志》卷52。

 [vi]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八，第19页，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

 [vii]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凡例》。

 [viii]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凡例》。

 [ix]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序言》。

[x]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序言》。

 [xi]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序言》。

[xii] 孟子：《离娄下》。

 [xiii] 《左传·定公十年》。

 [xiv] 《北史·序传》，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

 [xv] 《史通·称谓》。

 [xvi] 苏轼：《王者不治夷狄论》，《苏轼文集》卷2，第43－4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xvii]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4，中华书局1975点校本。

 [xviii] 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二。

 [xix] 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一。

 [xx] 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一。

 [xxi] 王韬：《华夷辩》，《弢园文录外编》卷10，中华书局1959年版。

 [xxii] 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

 [xxiii] 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

 [xxiv] 包世臣：《安吴四种》。

 [xxv] 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37。

 [xxvi] 魏源：《海国图志》，卷5。

 [xxvii] 魏源：《海国图志·后叙》。

 [xxviii]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2。

 [xxix]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咸丰十年十月初四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xxx] 王韬：《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弢园尺牍》第7卷。

 [xxxi]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

 [xxxii] 黄遵宪：《日本国志·自叙》。

 [xxxiii] 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

 [xxxiv] 黄遵宪：《日本国志·自叙》。

 [xxxv] 薛福成：《日本国志·序》。

 [xxxvi] 黄遵宪：《日本国志·国统志》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