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典志体史书是在西方入侵，中国开始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下相继撰成的。同传统典志体史书的著者观察问题受正统观、皇朝观影响不同，晚清史家为救亡图强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所激发，开始自觉地以新的视角考察中国以外的世界，同时又从世界范围和中外关系来考察中国，在历史观上形成了近代意义的盛衰观、民族观和时局观。[i]

 

一、历史盛衰观的变异

历史盛衰观是史学家考察历史运动的重要的规律。早在先秦时期，各派思想家对历史盛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西汉时期，司马迁著《史记》提出了“物盛而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盛衰的相互转变是自然规律，历史就是在不断变化中向前发展的。如他对历史上经济现象的考察后，提出这样的认识：“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弊兴焉。……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ii]司马迁用这样的命题考察历史发展的规律，具有朴素的辨证思想。

清初的思想家对历史盛衰的探讨进入了新的阶段。他们突出强调了“时势”乃是历史进程的直接动因，并且试图用“气运”历史观来解释历代皇朝的更迭。他们认为“气运”是一种抽象的社会深层力量，对社会历史进程有较大的影响。 

鸦片战争时期，魏源运用公羊哲学思想考察西方列强入侵使中华民族生存面临严重危机的新局势，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魏源认为社会发展的原因是由于“气运”、“递嬗”所致，“气运无一息不变”，“三皇以后，秦以前，一气运焉；汉以后，元以前，一气运焉……”[iii]。他说人类的产生也与“气运”有关，“惟天阳之气流，行于大地之中，二人物生也”。他从“气运”变化的历史变易观点出发，指出过去东西方各国不通音讯的状态已经结束，世界各国不可避免地卷入相互联系的运动趋势中。所以，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岂天地之气，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在“气运”历史观的指导下，魏源分析了英国称雄世界的原因。魏源认为英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而且也是欧洲最强盛、最有“长技”的国家。所以，只有真正地“知其形”、“知其情”，才能找到战胜它的办法。魏源认为英国的强盛首先在于“不务行教而行贾”，“佐行贾以行兵”，是“兵贾相资”的结果。他说：“自意大利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不竟，于是佛郎机、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犹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iv]这里，魏源主要是从工商业角度立论，说明英国迅速富强的原因。英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发展工商业是英国迅速走向富强的原因之一，魏源的立论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质。其次，魏源还认为英国之所以富强，与它对殖民地国家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密切相关。他说：“英吉利敻然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员，与面广之台湾、琼州相若，即使尽为沃土，而地力产能几何？所以骤然致富强，纵横于数万里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也。”[v]魏源对富强地认识，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王道”、“仁政”的范畴。同姚莹一样，魏源也认为“无不富强之王道”，“无既弱且贫之王道也，顾谓富强非王道之一事也。”[vi]真正的富强只有国用定，民富强，军事力量强大。因此，中国要想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要学习英国成功的经验，这样国家和人民才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魏源“盛衰观”的变化，反映出朴素的世界意识和开放意识。它要求人们必须意识到改变过去与世界隔绝的状态，睁眼看世界，正确认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中国与各国的具体情况。

二次鸦片战争的洗礼对国人的冲击很大，他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惊呼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在“变局”历史观的指导下，他们对中国所处的地位，中国强弱变化之“道”，中国如何向西方学习，如何在世界历史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王韬在记叙法国历史时，把探索法国兴衰之道和富强之由以为中国资鉴，作为法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他在本书的《原叙》、《凡例》、《重订法国志略·序言》中反复声明“以法为鉴”的撰述旨趣，他说：“二经法都，览其宫室之雄丽，廛市之雄阗，人民之富庶，兵甲之强盛，未尝不叹其外观之好耀也；及徐而察其风俗之奢靡，习尚之夸诈，官吏之骄惰，上下之猜疑，亦虑其国不可以为国，而初不料一蹶不振如是之速也！”[vii]法国表面上十分富庶强大，但实际上早已种下致弱的祸根。在王韬这里，“强”和“弱”是相对的、变化的，“或谓有国家者，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然也。”王韬就是要从法国由强变弱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为具有相同历史境遇的中国“殷鉴”。 

《法国志略》卷一至卷十，重点记叙了法国的历史沿革、王朝战争与复辟，直到近代的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国会的种种政策，记事明晰，详今略古。首卷“开国纪原”，记法国野番部落的地理位置和种别，以及罗马恺撒大帝恃其军事势力，将法国并入罗马版图，法人由是渐入文明之域。佛朗人哥卢味通过一系列兼并战争，最终统一法国，国号法兰西。从第一卷到第四卷“ 后加颁的氏纪”为法国古代史，记载古代法国的王朝战争和十字军东征，以及英国侵略法国等重大事件。从第五卷“波旁氏纪”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为法国近代史，重点记叙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发展，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建立，以及对外发生的一系列战争，还记载关乎法国盛衰的“朋党之争”和普法战争。通过对法国历史的记载，特别是转折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王韬分析了法国由盛而衰的原因。 

第一、 过分崇信宗教。法国自古以来政教不分，天主教徒操纵国家机器，把持文化命脉，控制国家经济，而统治阶级为取得天主教的支持，同他们结为奥援，因此教会势力日益猖獗。王韬认为天主教盛行是法国迅速败亡的原因之一，他说：“然则主教曾何益人家国哉？况乎国中教堂相望，教士如林，习教传徒，遗人四出民间，岁糜金赀钜亿万,此法削弱之由来也。奈何法犹不自知也？法不自知，而尚欲强行之于他国，不亦值乎？”[viii]王韬一方面揭露天主教削弱了法国的根基，另一方面对法国布教于他国，特别是中国，表示反感。对此，王韬提出应该政教分开，方可收治世之效，即“政教不相统而适相成，此世之所以治也。” 

第二、 统治者实行穷兵黩武的武力扩张政策，造成国势阽危，民生涂炭。作者说：“法为欧洲强国，虽壤土不广，而勇悍好战，争地争城,素为列邦所慑。”法仗恃在欧洲执牛耳的地位，拿破仑时代发动了一系列对外兼并战争，整个欧洲几乎成为它的附庸。但长期的战争对国计民生影响很大，招致国内反对派和欧洲被征服国家的联合进攻，拿破仑帝国解体。拿破仑第三并没有吸取其祖父的教训，仍然穷兵黩武，窃位逊位，以致身为俘虏。拿破仑第一、第三相同的历史命运，正是法国由盛而衰的缩影，是他们“威兵力则以慑人”的结果。 

第三、 法国政治浑浊的结果。王韬在《序言》中说：法“千余年来，以强国著称于欧洲，乃自近今数十年来，政令倾颓，纪纲坏乱，国人分党，互相仇视，诛戮横加，叛者接踵。”统治者之间的权力之争引起党派林立，各党为攘夺利权聚讼纷纭。法国的“朋党之祸”就是法国政治浑浊的缩影。拿破仑第一帝国解体后，拿破仑党人、波旁党人、阿良党人各恢私见，莫衷一是。拿破仑党人、阿良党人主民政，波旁党人主王政，三党之间的斗争既微妙又复杂，导致法国政坛扰攘不宁。王韬对“朋党之祸”的恶劣影响竭尽批评：“始而曲折乱朝章，继而干戈扰宇内，终而贤奸混史册，大固酿朝廷之毒，小亦干天地之和。……纵横数万里，上下数前年，其不误于党祸者，盖几希矣。法党人之盛，能不为法国忧乎？”[ix]法国党人争锋，造成权力中枢相互挚肘，行政效率低下，在普法战争期间表现相当明显。普法一役，其失在“君臣之间相互猜忌”，政府行政效率低下。 

第四、法国没有处理好国际关系。拿破仑第一、第三时期，法凭借在欧洲的盟主地位，对外推行强硬的军事扩张政策，招致欧洲其它国家的怨谤。王韬认为处理外交关系贵在“ 审势”--“不独审彼势而亦以审我势”，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来制定相应的外交策略。拿破仑氏在外交上的失败就是过于相信军事实力，忽视同他国讲信修睦的重要性。正如王韬对拿破仑失败原因的分析：“拿破仑之败，诸国之兵力全萃于一法，合谋并力，于法为难，非仇法也，籍以自得也。逮乎拿破仑第三用兵，虽能绳其祖武，而非结英以为援，亦不能纵横跋扈也。试观普法之役，英一不预其间，而法遽败，此其明验也。嗣是而后，列国无复定盟于巴黎斯，而法不能高执牛耳矣。即于欧之事，亦但作壁上观。”[x] 其分析可谓至论，切中了法国败亡的命脉。 

第五、法国重兵不重民也是其败亡的原因之一。“民为邦本”，民心向背关系国家的稳定和战争的得失。然法在历史转折关头，忽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故其败实是历史的必然。正如王韬所说：“盖必先得民心，然后能得土地。未有民心不向，而能常有其土地者也。呜呼！法于此不又当憬然醒悟，而翻然亟思变计也哉？”[xi]通过对法国失败原因的总结，王韬认为法国的失败非一朝一夕之故，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积渐使然。历史之盛衰有天道和人事二个因素，“天道循环，物极必反”，这是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但人却可以补天道之失，在衰势未成之前奋力以挽。上述法国败亡的五个原因，几乎都是人事所为。王韬探讨法国历史，意在告戒国人要奋发有为，向西方学习，避免重蹈法国的覆辙。 

历史盛衰是史家考察历史运动规律的重要途径，传统史家总结历史盛衰往往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模式，而且由于“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盛衰的总结，眼光是狭隘的，不可能超越时代条件的限制，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结合起来考察。魏源和王韬在《海国图志》和《法国志略》表现出的历史盛衰却濡染了鲜明的近代色彩。首先，他们的历史盛衰意识具有鲜明的世界史眼光。他们都把总结历史盛衰以为中国“殷鉴”作为他撰写历史的重要目的，改变了过去总结盛衰只从皇朝历史范围内考察的局限。其次，他们的历史盛衰意识是建立在近代变易史观基础上，具有鲜明的近代色彩。再次，他们开始突破传统史学只从历史运动的表象上分析历史盛衰的原因，试图揭示历史盛衰的规律。尽管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这一尝试并没有完成，但他们对历史盛衰的分析，是从多层面、多角度进行的，有些是过去史家根本没有涉猎的。如王韬对法国外交不当导致法国迅速败亡的分析，就是从近代特定的国际关系出发，很有新意。总之，他们对历史盛衰的总结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是传统历史盛衰意识在近代的发展。 

 

二、近代意义的民族观

夷夏观是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排他意识的民族观，是大汉族思想在民族关系中的集中表现。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过：“内诸夏外夷狄”，孟子也提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xii]《左传》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xiii]这些都是关于“夷夏大防”的最初源头。

自春秋战国到晚清，夷夏观念随着中华文化受到外夷的挑战不断变更它的内涵。春秋战国时期，“尊王攘夷”的观念占据主导地位。魏南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正统儒学的没落和玄学的流行淡化了“夷”与“夏”之间的区别，当时的士大夫夷夏观念并不强烈。隋唐时期，无论从民族还是从文化上看，都是夷夏融合的产物，因此华夷之变逐渐为史家所反对。隋唐之际，李大师不满于“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修史情况甚为不满，提出“编年以备南北”的著述思想。[xiv]刘知几也指出：“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批判晋人“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xv]的做法，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严肃地看待各民族关系。宋元时期，由于周边民族内犯频仍，民族关系相对紧张，这时期的夷夏观念空前活跃。北宋著名史学家苏轼主张用“羁縻”政策笼络夷狄：“夫以戎狄之不可以化诲怀服也，彼其不悍然执兵，以与我从事于边鄙，则已幸也。”[xvi]明清之际，夷夏之辩思想发展到极端，为接受外来文化从理论上设置了障碍。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力倡“夷夏之防”。他说：“天下之大防有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则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也。”[xvii]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坚船炮利打开了中国闭锁的大门，少数先进的士大夫从保卫国家、反抗侵略的斗争出发，开始从思想观念上改变传统的夷夏观念，走上洞悉夷情的道路，晚清典志体史书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传统的夷夏观一般认为居于中原地区的“夏”，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优越于处于蛮荒之地的“夷”，因而不肯放下虚骄的民族自大心理。鸦片战争失败带来的丧权辱国的结局，对先进的中国人触动很大。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中国要克服“天朝上国”思想，虚心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他指出，“欲制夷患，必筹夷情”，“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xviii]对于当时顽固派抱着传统的夷夏观不放，反对“师夷长技”的说法，魏源征引历史予以驳斥：“而睽涣取诸易象，射御登诸六艺，其火轮、火器不等于射御乎？指南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之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故知国以人兴，功无悻成，惟励精淬志者，能足国足兵。”[xix]由此可以看出，魏源有关师夷长技的论述表明他开始用世界意识观察中国问题，这对于传统的夷夏观有了实质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