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姚著《纪略》的爱国主义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对甲午战争胜败原因的分析上。基于对民族存亡的担忧，作者记述和分析甲午战争的胜败原因，把它作为一条线索贯穿在《纪略》的著述中，其意义在于激励国人的反侵略斗志。《序言》申述作者著述的目的之一在于探索“我所以致败之由，于彼所以毒我之故”。作者认为：“今中东一役，乃封疆大吏、将帅之臣，内无整军经武之谋，外无致命遂志之节”15，是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他从以下三个方面将战争失败的原因做了深入、细致的剖析：

首先，清政府在战争中没有抗日到底的决心。操纵清政府实权的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始终推行妥协投降的政策。战前，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战争进行时，正如姚锡光分析的：

其始固委蛇言款，盖不得已而出于战。当道原无备战之心，识者固知兵气之不振，战局之靡终，必无以善其后，而割地偿款之机已兆于此。16

清政府“无备战之心”，正是战争失败的十分重要的原因，姚氏的分析击中问题的要害。

其次，清廷政策的执行者、指挥者李鸿章在军事上坚持“避战保船”，外交上推行“以夷款夷”的方针，不积极备战，也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甲午战争前，围绕朝鲜危机，李鸿章在处理朝鲜问题的策略上以“和戎”为主，寄希望英、俄调停，对战事不作准备，丧失战争的主动权。战前，瑞芬分别致总署和李鸿章书，建议邀请英、美、俄协同保护，李鸿章对此十分认同，称此计“可称老谋深算”，对总署“朝鲜为我藩属，求邻国保护不合体例”的批示，李认为“失此机会，甚为可惜”，表明李为了保存北洋海军的实力，从洋务外交路线出发执行避战求和的错误指导方针。1894年5月，日本“假改革朝鲜内政”之名，续增八千人入朝，“皆屯王京，据要害”，“世凯、志超屡电请济帅，不报；求归，不许，且戒勿近王师，撄日人锋。”17姚锡光采用隐讳的说法，没有直接指名李鸿章“不报”、“不许”，但联系下文“鸿章不欲战”，和李鸿章的权力地位，可想而知。李的“不报”、“不许”，实际上仍是其“避战求和”方针的表证，致使助长日人的气焰，“知牙山兵力单薄，乃决计寻衅”，而“我牙山之军孤露无援”，遂有成欢之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仍是被动应战，缺少战争决心，特别是当旅顺危急，丁汝昌赴津面请全力出援时，“鸿章詈之，谓：‘汝善守在威海守汝数只船，余非汝事’。”18结果是旅顺威海失陷，海军被歼，海防全失。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列数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有咎十二点，确实李鸿章对战争的失败难辞其咎。姚锡光在《纪略》里，没有直接指摘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指导方针，但还是基本上实录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联系《序文》对“封疆大吏，将帅之臣”的批判，《纪略》并不如某些论者所说的对于“封疆大吏，将帅之臣”的李鸿章应负何责，无一语及之。客观地说，《纪略》，特别是《海军篇》有为李鸿章曲笔回护的嫌疑，但并不能说在总结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对李鸿章应负何责，无一语及之，上述的例证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即委婉地表达对李鸿章用兵方略的不满。

再次，清军纪律涣散，将领之间的相互牵制，军事策略的失当也是造成战争失败的重要因素，《纪略》以相当的篇幅真实、客观地记录这部分的内容。如记载清朝派四大军入朝鲜，朝鲜民众夹道欢迎，犒赏我军，“而我军士残掠，毁器皿，攫财物，役丁壮，渔妇女，汝贵军犹甚，朝民大失望。”19由于我军纪律涣散，使朝鲜民众深感失望。再如记载军事策略上的失当：

我平壤军不直趋王京，分道争利，又不择险分屯，互为策应，以绝觊觎，而以二十九营万四千人聚平壤置酒高会，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及志超至军，弥庸懦，无布置，识者忧之。20

以上记载清楚地表明平壤驻军在军事策略上的失误，其一表现在本应趁日军在王京（汉城）立足未稳、兵单势支之时，主动出击，争取在战略上取得主动；其二，即使守平壤，也应该在城四周“择险分屯，互为策应”，而不能“置酒高会”，疏于防范，“困守孤城”。具体战役的策略失误，实际上是清朝统治集团“消极避战”方针的结果。再如陆军各派如同水火、不能互相配合。《金旅篇》记叙姜桂题被推为统领，“诸将互观望，莫利前击敌。”姜系淮系将领，且“庸才，无能为”，湘系将领对其指挥不服。《海军篇》揭示了以丁汝昌为首的北洋和刘步蟾、方伯谦等“闽党”之间的矛盾，致使海军在海战中不能相互配合，取得战役的胜利。

甲午战争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日本经明治维新后，逐渐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国外市场，日本倾全国力量进行侵略战争，军事策略上进行了长期地准备和周密的计划。清朝虽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但由于在封建体制下进行，并没有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军事、科学技术的落后导致战争的失败。主观上，清政府官僚政治的腐败及推行“避战求和”的方针，也是战争失败的主观因素。《纪略》分析甲午战争的败因，当然不可能象今人一样能准确揭示出战争失败的本质，分析也不够全面、深刻，还有些地方因为作者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存在“诿过”和“曲笔”现象。但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否定《纪略》的价值。历史主义的态度是，《纪略》总结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目的是为了“资鉴”，为了激励国人的爱国热情，故云：“以上追古人明耻之风，并以当法人油绘木表之意·……示国人所以生其怒敌之心，而作其同仇之气”。21纪略》著于民族觉醒的大背景下，书中反映的“御侮”思想是当时时代潮流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纪略》的爱国主义思想还鲜明体现在，热情讴歌了在海战和陆战中英勇献身的民族英雄，鞭挞了那些贪生怕死、畏葸顾位、消极避战的民族败类。“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民族的最深厚的感情。”在甲午战争中，则表现为当中国的海防和陆防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在战场上是英勇抗击帝国主义，还是畏首畏尾、妥协投降？《纪略》生动、简练地记述这方面的内容。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海战中表现十分英勇，当旅顺危急之时，“汝昌知旅顺堕则北洋门户失，大局震动，罪且不测，自赴天津请以海军全力援旅顺，决死战。”22威海南北炮台失陷后，妥协、投降的气氛在官兵中占了上风，面对此情，丁汝昌谓：“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并下令沉船，“仰药自裁。”23丁汝昌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正是爱国主义的极好体现。再如，对爱国将领邓世昌在黄海海战中表现的记载。海战进行两小时左右，北洋舰队处境极为不利。为保护旗舰的安危，邓世昌宁愿牺牲自己，他对帮带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于是，命令致远向吉野撞去。后人有：“雷轰水底惊舟覆，血溅江山逐浪流！”这是对邓世昌与船同殉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赞扬。对于叶志超、宋庆等人不积极抵抗，望风而逃的可耻行径，作者予以据实记载，不加讳饰。

 

四、史料价值和学术影响

姚锡光所著的《东方兵事纪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该书从史料来源上，有源于亲身见闻的，正如《序》中所说：

锡光曾于役天津，复佐山东戎幕，自甲午夏迄乙末春，往来辽碣，南历登莱，于前敌胜负之数粗有见闻。24

海战时，姚在山东巡抚李秉衡署中，曾来往渤海一带，调查访问，将亲身见闻采集到的第一手材料熔铸成篇，增强了这部书的史料价值。姚锡光如何亲赴前线搜集第一手材料，从姚锡光留下的著作中没有确切的记载。不过，从《金旅篇》、《奉东篇》、《辽东篇》和《山东篇》的叙述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这些篇章不仅对战争过程、战略、战术叙述十分全面和具体，更重要的是对军事地理、军事装备比同类著作叙述也更加完备、周详。如对旅顺口地理情况的叙述：

盖旅顺口门最狭，（宽仅九丈，由船坞石堤横量至老虎尾炮台径十一丈七尺。）形如扑满，而水深二丈以外，内澳约周四十里，可容铁甲兵轮。25

试想作者要是没有亲履前线，对地理情况的叙述怎会如此周详，不差分毫？姚著《纪略》的价值，和姚锡光利用幕僚的身份搜集材料关系至为密切。同时，作者还十分重视“公文军电僚友私函”，以及口碑史料，包括皇帝的上谕、臣僚的奏折、中日之间的外交文书、电报，以及僚友之间的信函等。史料搜集的繁富，是姚锡光能全面记载甲午战争全过程的基础，也是这部书能够受到后世学者关注的原因之一。

姚著《纪略》的价值还体现在，彰显爱国主义精神，是最早全面系统地记载甲午战争的代表作。《序言》中流露出深刻的民族觉醒意识和“御侮图强”的反侵略思想，作者希望以甲午战争史的记述激励民众的爱国热情。作者将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到《纪略》的著述中，其表现前文已有论述，不再赘叙。《东方兵事纪略》成书于1897年，距甲午战争结束只有二年时间，可以说是最早记载甲午战争的著作之一。同其它甲午战争综述著作相比，《纪略》内容详尽，体系清楚，叙述完整、得体，是完整地记录甲午战争的代表作。其它著作如《中东战纪本末》，由于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持编译，材料录自当时新闻或得自友人通讯，蔡尔康编译时不注意体例，因而书的体例混乱，内容很杂乱，史观方面也有为帝国主义辩护的意味，向不为治甲午战争史的研究者重视。易顺鼎的《盾墨拾余》和曹和济的《津门奉使纪闻》得自亲闻，但二部著作都是对甲午战争某一部分的记叙，没有完整地记录甲午战争的全过程。邵循正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一）节录上述三部著作，却全文收录《东方兵事纪略》，在《甲午中日战争·叙例》中编者说：

首篇《东方兵事纪略》虽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它的叙述系统相当清楚，对了解中日战争实况帮助不小，故将它全部采录。

编者对《纪略》来源的观点似可商榷，不过编者认为它对中日战争实况有帮助，确是比较中肯的意见。

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姚锡光因为自身的立场和当时的环境，对当时人和事的记述有失真之处，突出表现在《海军篇》对李鸿章的妥协外交及其造成的后果虽有实录，却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李鸿章的妥协外交造成了中日战争的失败。考姚著成于1897年冬，序文所云：

 盖在官文牍，每以隐饰，而掩其真。私家记载，又以嗫嚅，而丧其实，甚或援尊亲之义，为曲讳之文。26

表明作者撰写纪略的动机，意欲改变官、私记载“掩其真”、“为尊者讳”的弊病。作者追求史料的真实性，在《纪略》的许多篇章中都有所反映。但在如何处理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失败关系方面，作者并没有将“秉笔直书”原则贯彻到底。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姚著《海军篇》以其刊行时间太较早，不无对当时人物环境有所顾虑之处。姚曾为李鸿章幕僚，与李交谊甚深。姚著1897年刊行时，李虽非直隶总督，然仍为文华殿大学士，慈禧太后对李鸿章宠信有加，所以姚著《海军篇》所述海军致败之由，着意于海军训练不精，纪律废弛，闽人结党胁帅等等，而对于真正应该负战争责任的李鸿章曲笔隐讳。“书法不隐”、“秉笔直书”本是撰述的基本原则，历代史家悬“直书”，修“信史”为鹄的，然真正能“不尽其天而益其人”，修成传世信史却并不多。姚虽欲“辞宗丘明，直归南董”，但他作为封建史家和官僚阶级，其“直道”最终还是要服从“名教”的。刘知几谓：“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27这是对姚著隐讳的最好注脚。

我们认为应该辨证地看待姚著的史料价值：一方面，《海军篇》确有为达到给李鸿章推卸战争责任曲笔记载的情况，但对李鸿章在战争中的表现也有所“实录”，故对其史料价值不能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姚著的其它篇章还是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历史的实际，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东方兵事纪略》成书于1897年，该书刊刻后，首先在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书出之后，文廷式评说：姚氏“所作，较翔实矣。然详于阃外，而略于朝廷，此其见闻之不及，无足怪者”。28刘声木对该书评价较高，他说：“窃谓言中日战事者，实以此书为最佳。叙事固翔实，文笔亦雅洁，迥非他书所可比拟。”29熟知甲午战争的罗惇曧评价说：

甲午兵事，以丹徒姚君锡光所著《东方兵事纪略》为最详尽，而笔墨颇病冗碎，余既略有所闻，更就当时军中者考证焉，乃取姚略有变易简括之，遂成斯编。30

罗氏系和姚锡光同时代的人，他认为《东方兵事纪略》记载甲午战争最详尽，其评价是中肯的。他们的评价揭示了姚著《东方兵事纪略》的价值，扩大了它在学术界的影响，后世治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均奉《纪略》为圭臬。早期著作如赵尔巽的《清史稿》、黄鸿寿的《清史纪事本末》叙述甲午海战时，援引姚著《海军篇》作为依据，对甲午战争人和事的记叙、评价受到姚著影响。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也受到《东方兵事纪略》的影响。 台湾著名学者萧一山先生，是现代清史研究的权威，所著《清代通史》，流行盛广，对国家、民族影响殊剧。萧先生述评甲午海战一事，亦以姚著为蓝本 、受姚著之影响。由此可见，《东方兵事纪略》对中国近代史、通史、外交史、军事史研究均有很大的影响，它所确定的甲午战争史的叙述体系和框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为史学界所沿用。客观地说，它给后人研究甲午战争史提供了比较完整、系统的材料，至今仍是我们研究甲午战争史首选的史料之一。

 

 
参考文献：

1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邵循正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 3姚锡光：《尘牍丛钞》，邵循正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358页。

4如《.东方兵事纪略》序言说：“今中东一役，乃封疆大吏、将帅之臣，内无整军经武之谋，外无致命遂志之节”，就是对李鸿章“和戎”政策的不满。

5 苑书义等：《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0页。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兵部、陆军部全宗档案。关于姚锡光任军政使副使和练兵处提调，清人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2记载：迨丙午秋，京外官制，大加改革。九月二十日，奉谕：“兵部著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军谘府未设以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等因。”以铁公为尚书（由户部尚书调补），寿勋为左侍郎，荫昌为右侍郎（时荫方为出使德国大臣，以王士珍署理。后王公又出为江北提督，以王英楷署理）。铁公乃命姚副使锡光及余，接办练兵处提调事宜，以资结束（姚为直隶候补道，与余戊子乡试同年），并令筹拟陆军部职掌，及设置员司各缺，一切详细章程。可佐证姚锡光任职的具体情形。

7姚锡光：《筹边刍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39），（台）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

8赵尔巽：《清史稿·部院大臣表》，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7248页。

9 《申报》1912年6月11～12日《姚锡光等发起五族国民合进会启》。

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蒙藏院档案。

11赵尔巽：《清史稿·宣统本纪》记载：丙辰，命载振、陆润庠、增祺、陈宝琛、丁振铎、姚锡光、沈云沛、诚勋、清锐、硃祖谋俱充弼德院顾问大臣，国务大臣奕劻、那桐、徐世昌、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廕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及宗人府宗令世铎、总管内务府大臣奎俊、继禄俱兼任弼德院顾问大臣。

12钱穆：《四部概论》，《中国学术通议》，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23-26页。

13 14 15 16 21 24 26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辑（4），（台）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

17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议款篇》。

18 22 23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海军篇》。

19 20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援朝篇》。

25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金旅篇》。

27 刘知几：《史通·曲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28文廷式：《闻尘偶记》，《中日战争》五，第499页。

29刘声木：《萇楚斋五笔》，《中日战争》五，第506页

30罗惇曧：《中日兵事始末·序言》，国际中文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