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锡光是晚清政坛经历较为复杂的封建官僚，政声、业绩虽不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中兴名臣相比肩，然其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东方兵事纪略》、《东瀛学校举概》、《筹藏刍议》、《筹蒙刍议》、《姚锡光日记》等，这些著作对军事、教育、民族问题都有不俗的见解。可惜，由于晚清人物众多，学术界尚无人对其做专门研究。本文拟对姚锡光的生平做初步的梳理，重点研究《东方兵事纪略》的思想内涵、编纂特色和学术影响，不妥之处，敬祈赐教。
一、姚锡光的生平
姚锡光(1857—？)字石泉，又作石荃，江苏丹徒人。1877年1月到1882年2月，由李鸿章举荐，随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当过驻日本领事[i]，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社会变化有了初步了解，为他后来撰写《东方兵事纪略》和《东瀛学校举概》埋下了伏笔。1885年，考取光绪乙酉科拔贡，1888年中式光绪戍子科举人，1889年考取己丑科内阁中书。1886年，“锡光始役津门”，供职于李鸿章幕府，颇受李鸿章器重。[ii]但是入幕后，姚锡光对李鸿章在朝鲜问题和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避战求和”方针颇有微词，并数次向李鸿章条陈意见。他在上李鸿章说帖中说：“锡光于丙戍始役天津，见朝鲜之祸蕴蓄之深，关系之重，非可言喻，叠于丁亥春夏间上两说帖，以要合肥相国，每谒见必陈朝事；相国不之审。约七岁而东方之难作，举我所策以先发制人者，而人果持其术以毒我，区画胥同，而利害相反。方可以有为之时，竟无法牖当道之胸，而作先事绸缪之计。今者朝鲜既覆，而我东三省之祸遂等剥虏。谁生历阶，至今为梗。偶检存稿，令人愤懑欲绝！”3可见，姚锡光对李鸿章“和戎”政策的不满。在姚锡光看来，朝鲜问题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导火索，如果李鸿章能够虚心听取幕僚的建议，早做防御，则可能“利害相反”，攻守之势异也，这些思想和见解在后来写的《东方兵事纪略》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4。1894年，他在镇江守孝，中日战争爆发，他应李鸿章之召赶去北方，在天津、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参预军事。1895年1月到3月，姚锡光在山东巡抚李秉衡幕府任职，并再次向李鸿章上《陈进兵朝鲜大略情形说帖》，表明他对中东战事的看法。由此可见，在姚、李关系中，姚锡光既感激李鸿章的重用提拔，又能坚守幕僚的责任。甲午中日战争后，他将军中见闻和感受写成《东方兵事纪略》一书，详细记述战争经过。1895年9月，经前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调赴江南，和外籍专家视察长江下游各炮台，写成《长江炮台刍议》，成为后来整顿、建设各炮台的依据。1896年正月，经湖广总督张之洞调赴湖北，派充自强学堂总稽查。1897年，张之洞以“练兵必兼练将，而练将又全赖学堂。……故武备事宜，尤以设立学堂教育将材为首务” 为由，以王秉恩为总办，钱恂为提调，姚锡光为总稽查，创办湖北武备学堂以“储备将才”。该校第一届招生极为轰动，陆续报名投考者竟达四千余人。 经挑选，择“文武举贡生员及文监生、文武候补候选员弁，以及官绅世家子弟，文理明通，身体强健者”120名为学生，入堂学习，学制五年，开设军械学、算学、测绘、地图学、各国战史、营垒桥道制造和营阵攻守转运等课。 1898年2月，张之洞派姚锡光到日本考察学制。他要求姚锡光将各种学校选材授课之法，以及武备学分枪、炮、图绘、乘马各种课程，或随时笔记，或购章程赍归，务详勿略，籍资考镜。5姚锡光在日本对陆军省和文部省各种学校进行了全面考察，回国后向张之洞作了汇报，并将在日本考察教育的见闻写成《东瀛学校举概》，主要介绍日本近代的学制和教育思想，该书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一定影响。姚锡光这次日本之行，开创了官员考察西方教育的先河，对中国近代新学制的形成起了铺路作用。1899年到1901年，历任内阁中书、安徽石埭、怀宁、和州等州县官，经安徽巡抚王之春檄兼安徽武备学堂提调。在皖期间，姚锡光厉行新政，妥善解决民教冲突，发展农业生产，建立地方军事组织，加强地方治理，捐款赞助皖省藏书楼，特别是面对1901年长江特大洪水，措施得当，处理有方，采取赈灾和自救相结合的方式，将损失降到较小程度，避免了流民的出现和农业生产的停滞。更为难得的是，他将在皖基层执政的经验和皖省的保甲团练、赈灾、民教冲突等地方社会史料记录下来，为后人研究清末皖省社会政治情况提供了可靠的史料。1903年2月24日，经吏部带领引见，本日奉旨：姚锡光照例发往。当经管学大臣奏留京师，充大学堂副总办。1904年4月，请咨到省。5月，经北洋大臣袁世凯檄委发审公所监督。7月，兼充北洋大学堂总办。8月，经练兵处王大臣派署军政使副使。1905年5月，奉檄前赴东部蒙古卓索图盟一带，考察垦牧、蒙盐各等情形。7月，回处呈复。7月5日，经练兵处王大臣奏补军政使副使缺。本日奉旨：依议。12月21日奉旨：姚锡光著赏给副都统衔。钦此。12月，经肃亲王奏请，随同考察东随同考察东西盟蒙古事件。1906年5月回处。9月23日，经陆军部宪堂派充练兵处提调。61906年，朝廷“议设川滇边防大臣，命锡光肩厥任，锡光以资浅辞”。1908年，撰《筹边刍议》，申明作者对于西藏的态度和观点。7宣统元年，陆军部左侍郎寿勋丁忧，姚锡光改署陆军部左侍郎。1909年2月， 荫昌署陆军大臣，姚锡光任兵部右侍郎，11月被裁。81911年，曾参与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参政院参政、蒙藏事务局总裁、口北宣抚使、查抚津保被灾商民专使。 1912年5月12日“五族国民合进会”在北京成立，选举总统府边事顾问姚锡光为会长，汉人赵秉钧、满人志钧、蒙人熙凌阿、回人王宽、藏人萨伦为副会长。91912年6月至12月，为民国中央政府遣藏劝慰使，因受英印当局阻挠，滞留印度。101916年，任弼德院顾问大臣。111923年6月，曹锟拟利用国会贿选总统，当时反直联盟欲使贿选失败，姚锡光为曹锟出谋划策：“组织公民团监督两院，而公民团必须做猛虎在山之势，使之有所忌惮，这样一则可以破中立者观望之迷，一则抑反对者嚣张之焰”。曹锟对姚锡光的计策十分赞同，认为其“深识远虑”。
从以上生平介绍中，不难看出姚锡光之所以能够崭露头角，最终成为枢府一员，同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善耆等人的极力保举和推荐关系密切。没有李鸿章的推荐，他很难获得最初出使日本的机会，也就很难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而且也没有机会成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张之洞则是姚锡光事业发展的引路人，他给姚锡光提供了充分发挥才能的政治舞台；袁世凯和善耆则为他走入中央权力机构起了重要作用。时势造人，姚锡光之所以能够在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留下精彩一笔，在军事、教育、民族等领域留下丰富的历史遗产，和晚清急剧变动的时代有关，同上述诸人推荐有关，同他自身的努力有关。
二、匠心独运，改造体例
《东方兵事纪略》是作者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痛深创剧”的打击下，为“明耻”而作的富有爱国思想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该书酝酿于1895年，1897年刊于武昌，共6卷12篇，主要篇目为：衅始篇第一；援朝篇第二；奉东篇第三；金旅篇第四；辽东篇第五；山东篇第六；海军篇第七；议款篇第八；台湾篇上第九；台湾篇下第十；表第十一（未刊）；图第十二（未刊），共计8万多字。这部书叙事平实、生动，记载全面、周详，是当时人记载甲午战争史的权威之作，也是全面记载甲午战争最及时的著作之一，该书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而且从体例方面也体现了作者的匠心。
从体例方面而言，这部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表现在：
（一）抓住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点，对史事的取舍得当，将复杂的史事条理化，写出了甲午战争发展的阶段和特点。
甲午战争是日本走上资本主义以后，随着国力的强盛而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战争的远因实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步步试探和挑起事端开始。作者设《衅始篇》简略地记述了中日之间的交往历史，重点记叙了琉球事件、江华岛事件，和日本因东学党起义而派兵侵略朝鲜的全过程，体现了作者详今略古的撰述思想。在对事件起因的记述中，突出了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推行的“大陆政策”是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指出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戎心”由来已久，“祸患之来，非一日之积也”。并对当局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妥协退让，应对无方有所披露，如说：“我兵消遥牙山，世凯、志超屡电请济师，不报；求归，不许，且戒勿近王京，撄日人锋”。作者把当局在朝鲜问题策略的失误视为助长日本迅速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原因。作者以《衅始篇》记载甲午战争的起因为第一阶段，抓住对甲午战争的爆发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把它们放到中日交往的国际背景下来考察战争发生的经过和原因，重点突出了日本的侵略政策和清朝政府的妥协退让方针是造成战争迅速爆发的原因。作者能透过复杂的历史事件，抓住问题的核心，表明作者具有较高的历史见识。
作者对甲午战争经过的记载，更能体现作者处理复杂历史事件的水平。甲午战争于1894年6月的牙山战役爆发， 到1895年2月威海卫沦陷止，中日双方经过三个阶段的海战和陆战，大的战役计有近十次，包括平壤陆战、黄海海战、金旅之战、威海卫之战等。这次战争头绪纷繁，涉及众多的人和事，以及双方的军事部署，战争中的战略、战术，当时的国际形势，要想完整地勾勒战争的全貌，不费笔墨是无法做到的。作者以《援朝篇》、《海军篇》等六篇文字，详细记载了战争的全貌。为了更好地反映复杂的历史事件，作者在设置篇章时，着意做到：一是选择对甲午战争有重大影响的战役，如主要记载了平壤战役、黄海战役等；另一方面将众多的战役集中在地域范围内叙述，避免了同时发生的战争无法叙述的弊病。可以说，内容详尽，叙事清楚正是姚著的特色所在，也是它在同类著作中处于翘楚地位的原因。
《议款篇》写出了甲午战争的结果，作者说：“光绪甲午七月朔，中国始班宣战书。……其始固委蛇言款，盖不得已而出于战。当道原无备战之心，识者固知兵气之不振，战局之靡终，必无以善其后，而割地偿款之机已兆于先。”作者把甲午战争作为整体看待的，这是他能探求甲午战争因果嬗变之迹的前提。作者以《议款篇》和《衅始篇》相呼应，加强了事件之间的联系，得出的结论对后人有启迪意义。
（二）试图以表和图补纪事本末体记载的阙漏。
纪事本末体史书以历史事件为主，“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嬗变之迹叙述比较清楚，且叙事简洁、明快，“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它的弊病也是明显的，钱穆先生对此有精到的分析，他认为这种史体往往使人、事分割；写史多出于史家的主观，史家根据自己的标准来立目和取舍材料，易掩盖历史的真相等等。12为了弥补这种史体的不足，晚清史家对这种史体进行了积极地改造，出现了以纪事本末体为主，以其它体裁为辅，多角度、多层面反映历史进程的新趋势。从姚著《东方兵事纪略》的序言和目录中，表明作者力图以表、图补纪事本末体记载之不足。《序言》中说：“（《东方兵事纪略》）首以《衅始》，终以《台湾》，并证以表图。”13目录注明表、图，惜未刊行，致使后学无法深入研究他的编撰思想。不过，从《序言》和目录来看，姚锡光试图突破纪事本末体单一体裁的弊病，这种设想本身就是对纪事本末体编撰思想的发展。
（三）互见法的使用。
互见法是中国传统史学在叙述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人物时，为了前后照应，节省篇幅，生动、传神地勾勒人物形象，描绘历史事件而采用的一种史学方法。《东方兵事纪略》在许多篇中都采用互见法叙事，兹举一例以为证明。如在《衅始篇》说明中国援朝的原因、过程：
朝鲜大震，四月二十八日，乞援我国。鸿章奏派叶志超率兵三营东援，屯牙山，（详见《援朝篇》）并告日本援朝师期，循十一年约也。
在《援朝篇》对于这件事叙述道：
二十八日，朝鲜全罗道会城陷于‘贼’，请援电至，（详见《衅始篇》）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卢榆防兵四营往援。
这样，对于同一件事，前后相互照应，作者可以根据每一篇内容的要求，决定叙述的详略。《衅始篇》主要强调朝鲜因东学党起义，要求中国派兵援助，以及中日围绕朝鲜问题引起外交斗争，叙述的侧重点在中国出兵的原因和交涉方面，故有“乞援我国”和“循十一年约”说明出兵理由的叙述；《援朝篇》主要突出援朝的具体过程，以及军事方面的部署等，因此对出兵理由的叙述只有“请援电至”一句话。所以，使用互见法处理同一件事，既可以使史事相互照应，又可以收到言简意赅的效果。同时，使用互见法的价值还表现在它可以增强事件之间的联系，避免纪事本末体作者根据主观需要强立事目，造成对事件关联性的割裂。就中国出兵朝鲜这件事，在姚锡光撰写的《衅始篇》和《援朝篇》中，采用互见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弊病。
三、“明耻教战，以雪国耻”
姚锡光所著《东方兵事纪略》是最早全面记载甲午战争全过程，充满爱国思想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从史学思想来说，这部书显著特征就是为“御侮”而作，表达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东方兵事纪略》作为一部“明耻教战，以雪国耻”的史书，姚锡光试图通过对甲午战争全过程的记录，探寻甲午致败之由，激励国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
（一）《纪略》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辩证的特点。 甲午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无数志士仁人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迸发出强烈的民族感情，表达出对整个民族命运的关切。《纪略》的著述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忧思：
甲午乙未之间，中东一役，我师屡挫，致弃台湾，偿巨款，痛深创剧，几致露根，此我中国宗社安危之机，且东方人类存亡之键也。14
姚锡光把甲午战争看成“东方人类存亡之键也”，表明他对这场战争的危害，以及战争对中国历史命运的影响，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希望国人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远征上古，近鉴泰西”，从中外战争中总结经验教训，“所以生其怒敌之心，而作其同仇之气”。他认为失败不为耻，重要的要有“明耻”之心与“雪耻”之道。这是他的爱国思想中积极的一面，但是，作为封建官僚，姚锡光具有强烈的“天命”和“忠君”思想，因而对于如何“雪耻”，姚著《纪略》没有提出明确的办法，《序言》中也只是笼统地提出“以太祖之心为心，以乙末四月诏书之志为志，以冠带之伦，神明之胄，覆亡之懼为懼”。其“雪耻”的办法，没有摆脱“天命”思想和皇朝武功的藩篱。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纪略》的爱国思想和忠君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