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条约》签订之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宣告结束。通过《天津条约》和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国门户为之大开：通商口岸一下子增加了11个，且深入长江和南北沿海，尤其是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天津开放，更使得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外贸主权、司法主权等进一步丧失；而各国公使常驻北京，又极大便利了各国对清政府就近施加影响和加强控制；准华人出国做义工，事实上承认了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合法“地拐骗、贩卖人口，将广大劳动人民在饱受摧残的道路上又向前推动了一步；教堂的恢复与重建，则公开地认可并保护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文化侵略与渗透，并给教职人员收集中国各方面情报提供了便利条件；更为严重的是，九龙半岛被割让给英国，中国割地的历史再次上演，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再次被破坏，英国在南中国的侵略据点扩大了。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清政府在战争开始之初要保住“天朝上国”的体面的想法，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以国家主权进一步丧失，人民更加困苦为结局。

三、150万平方公里黑土地的悲泣――《瑷珲条约》
在英法联军对中国进行的侵略与掠夺的同时，与中国领土毗邻的沙俄，还乘火打劫，软硬兼施，“调

停”与军事威胁双管齐下，从中国强行占去大片领土。

沙俄垂涎我国东北领土由来已久，早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历届沙皇都没有放弃对

中国黑龙江流域的觊觎，也从未对《尼布楚条约》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感到过满足。在他们眼里，占有航行便利的“阿穆尔河”对俄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的衰弱暴露无遗，沙俄按捺不住自己的侵略本性，不断以武力侵略、强占等方式蚕食黑龙江流域的领土。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这只双头猎鹰更是将目光瞄准了整个东西伯利亚地区。《瑷珲条约》就是它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

1858年5月，沙俄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之机，派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大批俄军到瑷珲，

与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他在会上大肆恐吓，以开枪放炮制造战争恐怖。奕山被穷凶极恶的俄国人吓得方寸大乱，不顾朝廷批准与否，私自与之签订了《瑷珲条约》。

　　《瑷珲条约》总共只有3款，其主要内容为：

　　一，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讷河至松花江海口，划归俄国所有；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归中俄“共管”。这样，俄国得以侵占我国东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只有江东六十四屯仍由中国人永久居住和归中国管辖。

　　二，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两岸所住之居民，可以自由通商。　　　　

《瑷珲条约》是沙俄对中国骇人听闻的掠夺，通过这短短的几行字，东北地区富饶肥沃的大片国

土就易于敌手！签约的第二天，穆拉维约夫就兴高采烈地在新侵占的领土上祈祷，狂呼“阿穆尔终于归俄国所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就指出：“俄国由于最近的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八百英里。”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尽管奕山的态度与签字并不代表清政府，但《瑷珲条约》最终还是被批准生效。它成为沙俄割地的首例，也是近代史上割地面积最大的条约。然而，这只猎鹰那里给予中国人民的屈辱，才刚刚开始。

在《瑷珲条约》订立后半个月，6月13日，沙俄还诱迫清政府订立了中俄《天津条约》，除取得其

它侵略者的利益外，还规定“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给日后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土地埋下伏笔。

1860年10月，乘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机会，沙俄公使伊格纳切夫向清政府进行战争威胁，同时又

表示愿任中国和英法之间的“调停人”。通过这种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清政府同意批准《瑷珲条约》，并于11月14日另订中俄《北京条约》，条约明确规定：把乌苏里江以东和江源头以南直到滨海的中国领土割给俄国，这些土地面积总计达40万平方公里。只留下少数居民点及渔猎区，仍由中国人居住、渔猎；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从沙宾达巴哈经斋桑淖尔、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至浩罕边界，以山河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为界。根据这一条，1864年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获得了以下特权：增开喀什噶尔（今喀什）为商埠，俄国商人可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张家口等地零星从事贸易；俄国还可在这些地区增设领事官，享有领事裁判权。更严重的是，贪得无厌的沙俄从中国又侵夺了4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这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乘人之危，掠夺了中国东北一百余万平方公里土地，接着又

夺去中国西北4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合计共达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5个浙江省那么大，这是近代中国失地最大、最严重的历史。它说明沙俄在侵华战争中得到了最大的权益。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后起的或较小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葡萄牙、荷兰等，见清政府老态龙钟，软弱可欺，也竞相派使臣来到中国，索取与英法同样的侵略权益。这更使得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雪上加霜。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了。历史已经到了非有大的变革不可的时候了，如果不改，就只能在屈辱、挨打的局面下继续历史的悲剧。而腐朽的清皇朝，这个时候已经不可能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它的阶级本性与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只能一面奴颜婢膝地对侵略者妥协退让，一面则不遗余力地剿杀一切进步力量。这样，近代中国的历史，还将通过更多的不平等条约，更加忍辱负重地蹒跚前行。

四、宝岛蒙尘――《马关条约》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到九十年代，这一

过渡已日趋完成。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必然会引起对世界范围内殖民地的争夺与分割。而这个时期，亚洲只有中国、朝鲜、波斯、土耳其等，还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因此，帝国主义列强围绕着中国这块肥肉，在东北亚展开了一系列的角逐。在这场角逐中，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俄国与日本的争夺尤其激烈。而要争夺中国，朝鲜又是一个重要的据点。

由于1868年进行了明治维新，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道路，并仿效西方，积极地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明治天皇在即位时的《御笔书》中狂傲地宣称，要以武力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初年，日本统治者制定的“大陆政策”更明确指出，其征服世界的具体步骤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南洋、亚洲以至全世界。而“为了征服中国，我们必先征服‘满蒙’；为了征服世界，我们必先征服中国”。为了实现这个狂妄的野心，在此后20余年时间里，日本不断利用各种机会，扩充在朝鲜的特权。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所作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公然提出了“大陆是日本生命线”的侵略理论。他把所谓“守卫主权线”和“保卫利益线”作为日本“国家独立自卫”的基本方针。这样，日本的“大陆政策”就进一步具体化了。此后几年中，日本政府把国家年度收入的60%用于扩军备战。随后，以煽动向大陆扩张为职志的军国主义团体，如东邦协会、东洋俱乐部、殖民协会等，竞相成立。日本出现了一个向大陆扩张的狂热时期。1893年5月22日，明治天皇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以天皇直接领导和统辖的战时大本营为陆海军的最高军令机关。这标志着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日本向朝鲜和中国发动战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道”起义，斗争迅速席卷全罗、忠清、庆尚三道。

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一次出兵朝鲜，挑起战争的良机，于是指派驻朝使馆武官和参谋本部的情报官员，到实地收集情报，为出兵作准备。5月30日，日本参谋本部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与此同时，日本驻朝鲜公使还一再向清政府驻朝鲜的代表袁世凯探询，诱使中国出兵朝鲜，以便作为日本出兵的借口。袁世凯在接到朝鲜政府的正式请求后，于6月4日决定出兵，并于7日行文通知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早在6月2日知道朝鲜向中国请求援兵的消息后，当即在内阁会议上对派兵朝鲜作出秘密决议。决定“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力求“尽可能的居于被动地位，事事使清国成为主动者”，并避免第三国介入。之后，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到可在朝鲜采取任何断然措施的训令，立即率领4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20名警卫，于6月9日在仁川登陆。10日强行进驻汉城，扼守险要，构筑工事。到16日，进入的朝鲜的日军已有5000人，进泊朝鲜港口的日舰也有10艘。至6月底，侵朝日军更是达万人之多，数倍于驻朝清军。

在日本侵略朝鲜进而觊觎中国的意图路人皆知的情况下，清政府掌握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为了自己晚年的安逸和享乐，却想维持已有的安定局面，不愿自己的60岁万寿庆典受到干扰，力求通过妥协退让来避免即将到来的军事冲突。而北洋水师的掌权人物李鸿章，则出于保存淮军与北洋水师实力的目的，也想尽早和解。因此，他们非但不急整军备，反而压制主战者的要求，致使驻扎牙山的清军孤立无援。在外交上，他们又忙于向英、俄、美等申诉乞情，把解决战争危机的希望，寄托于列强的干涉上。

日本政府充分利用清政府的求和方针与列强的“调停”，从容地做好了军事部署。7月24日，在日本的主使下组成的朝鲜傀儡政府宣布向中国宣战，还“委托日本将驻扎在牙山的中国军队，驱逐出境”。与此同时，日本军舰也奉命直航朝鲜西海岸。25日上午，日本军舰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突然袭击中国护航舰只和运兵船，正式发动了战争。一直对中日和解寄予厚望的清政府，不得不仓促应战，8月1日，光绪皇帝颁布谕旨，对日宣战。同一天，日本天皇睦仁也颁布了宣战诏书。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所以中日两国之间的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被称为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历时八个多月，可分为三个阶段。从7月25日到10月中旬，主要战场在黄海海面和朝鲜境内。陆路军队由于清将叶志超的腐败无能，在9月中旬兵败平壤，弃城而逃；北洋水师在海上的战斗中英勇顽强，广大爱国官兵临危不惧，勇猛抗敌，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忱。与此相反的是，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有意夸大损失，坚持避战，竟然下令舰队开进威海卫，不准出海作战。

从10月下旬起，日军将战火烧至中国境内，到1895年2月中旬北洋海军覆没，是甲午战争的第二阶段。由于清政府地方将领大多贪生怕死，遇战即逃，所以虽然有爱国将士的浴血奋战，日军还是先后攻占了海城、大连、旅顺等战略要地，之后还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海军要塞毁于一旦。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李鸿章的错误指挥，通过威海卫海战，以及一小撮民族败类的叛变投敌，洋务派苦心经营了三十余年的洋务事业之重心――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威海卫失守后，战争进入最后的阶段。虽然有些将士尚能搏击沙场，但已经无法扭转日军长驱直入的侵略态势。2月28日到3月上旬，日军相继攻占牛庄、营口和田庄台，不到十天功夫，辽东战场6万清军全面溃败，京津受到威胁。在清政府的央求下，英、俄、美、德、法就中日战争进行“联合调停”，只是列强各怀鬼胎，都想乘机扩大本国在东亚的势力，调停很快以失败告吹。走投无路的清政府，只好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

1894年3月14日，李鸿章由其子李经方和美国顾问科士达等人陪同，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议和。谈判过程中，李鸿章乞求为清朝“稍留体面”，而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则动辄以战争再起相要挟，肆意勒索。李鸿章抱定妥协投降的决心，卑躬屈节，乞求日本为清朝“稍留体面”，即使在被暴徒小山半太郎枪击，左眼下角受伤的情况下，依然感谢日本方面的“厚待”，乞求尽早举行条约谈判。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李经方与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春帆楼签订了中国近代空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国讲和条约》，通称《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共11款，附有《另约》3款和《议订专条》3款。其主要内容为：

一，  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这实质上是承认日本对朝鲜享有完全的控制权，这就为它进而侵略中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据点，日本的“大陆政策”第一期目标基本实现；

二，  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及所属诸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宝岛台湾及广大人民从此陷于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中。

三，  清政府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亿两。该款分8次在7年内还清，并规定：“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

四，  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船只可以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搭客装货，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

五，  日本人可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设立工厂，其产品免征各项杂税，日本货物均可设栈寄存。“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台湾人民更是强烈反对割让国土，而被各种力量掣

肘的光绪帝，百般无奈，只好“顿足流涕，奋笔书之”，咽下了这颗饮鸠止渴的苦果。日本政府则志得意满，兴高采烈。睦仁天皇称此举“洵足显扬帝国之光荣”，外相陆奥宗光则以“发扬国辉，增进民福”自诩。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来看，《马关条约》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清政府承认日本控制朝鲜，使日本终于实现了20多年梦寐以求的扩张目标，并把朝鲜变成入侵中国的桥头堡。条约的割地规定，不但使中国失去大片战略要地，而且使中国数百万台湾同胞，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深重灾难中。条约规定的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所谓“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共计二亿三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当时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倍。清政府除了进一步搜刮人民外，只能大借外债，而列强通过附有苛刻政治条件的贷款，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在各方面的控制和掠夺。条约允许日本在华直接投资设厂，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同样享有这些权利。这样，列强在中国开设工矿企业或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劳动力，就成为合理合法，这不仅沉重打击了中国尚未成长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而且更阻碍了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4个新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内航行特权的攫取，使各国得以深入长江流域的广阔地区，直接掠夺那里丰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甲午战争的结果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国防力量的脆弱，并打破了

一段时期以来列强在东方所取得的暂时均势，骤然改变了远东国际关系原有的格局。俄、德　、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满于独享远东，遂出现所谓“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丑剧。日本自忖无法与三国公开对抗，不得不表示“日本帝国政府根据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谊的忠告，约定放弃东半岛之永久占领”，忍痛吐出了这块已含在嘴里的肥肉。但同时又向清政府勒索了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这样，清政府对日赔款总数达到了2.3亿两白银。战后，帝国主义列强都以中国为宰割的对象，争先恐后地输出资本，掠夺利权，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在短短几年间，俄、德、法、日、英、美等国，在东方这块辽阔富饶的土地上，互相勾结，互相争霸，使中国陷于被瓜分的危局。这一切都表明，清朝这个老大帝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继续滑行。

五、“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丑条约》
在国家危亡的历史时刻，虽然清政府极力压制，但伴随着新兴的生产力与社会思潮而产生的爱国

力量，却奋起抗争，保护国家与民族的独立与自主。资产阶级维新派于1898年发动的百日维新，就是这一力量在政治上实现自身主张的尝试。这一改良运动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与力量不足而失败。但是，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仍然以各种方式继续进行斗争。义和团运动就是这一斗争的历史延续。

义和团主要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为主。它以反对外国教会、传教士及其教民，反对一切外来事

物为主要斗争目标，至1900年形成了高潮，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帝运动。广大团民以“灭洋人，杀赃官”为目标，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其势力最盛时遍及华北地区，达到“羽檄一飞，四方响应”的声势。到1900年夏天，义和团运动已广及长城内外、黄河中下游的广阔地区，并曾一度控制京、津一带。下半年，又扩及长江下游、两广、西北和西南的边远地区。延续几十年的反洋教斗争，这时汇成了高峰。在这一斗争形势的鼓舞下，许多省区的会党也纷纷起义。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其蓬勃发展，动摇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更影响到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

利益。1900年3、4月间，帝国主义列强即以出兵“平乱”胁迫清政府，要其严厉镇压义和团。4月6日，英、美、法、德四国驻华公使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发出通牒，限令清政府两个月内把义和团“剿除”，否则将派出水陆各军代为“剿平”。5月28日，奥、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国一致决定，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进入北京。就这样，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狼狈为奸，联合发动了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它们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带领，向天津进犯，并于6月17日攻陷大沽炮台。清政府再次被推到战争的边沿。

在帝国主义大规模入侵面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战派在清政府中占了上风。事实上，他们之所

以愿意与帝国主义开战，一来是因为与帝国主义有磨擦，一来则是有人伪造了一份“勒令太后归政”的洋人照会。列强反对废帝立储，已使慈禧太后怀恨在心，现在又听说要强迫他归政于光绪，更是恼怒万分，当即大喊：“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当以灭此朝食！”担心列强用武力强迫她交出权力的恐惧，使这个权欲熏心的独裁者，贸然于6月20日发出诏书，宣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但是，自保的根本目的决定了所谓主战派不可能真正与各国交战，而是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打击帝国主义的气焰，同时再借帝国主义的枪炮来缴杀义和团。

慈禧太后的宣战诏书下达后，各地方政府不是“奉旨”抗敌，而是忙于“互保”。6月26日，盛宣

怀代表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官员与驻上海的各国领事议定《东南互保章程》等文件，规定各督抚与各国“两不相扰”，共同维护社会秩序，阻止义和团向南发展。对于地方上这种公然“抗旨”的“互保”，慈禧下诏说与自己的意见“正复相同”。与地方政府这种“抗旨”行为相反，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各国使馆，并在天津等地对入侵的列强军队进行了英勇抗争。但随着战争的进行，慈禧太后见“归政”的传言未见证实，就逐渐从主战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对侵略者表示“友好”。在数万军民围攻使馆的过程中，她还派人给侵略者送去蔬菜和水果。天津新任帮办北洋大臣宋庆深知“老佛爷”的真正用意，竟下令军队攻杀义和团，使义和团腹背受敌，死伤惨重。7月14日，14000多侵略军占领了天津城。

8月4日，侵略军集结两万多人，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推进。虽然义和团官兵奋勇抗敌，但终因武器

简陋、组织松散，无法阻止联军的西侵。8月14日，俄、日两军抢先破城而入，北京陷落。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实际上，直到侵略军撤退之日止，各种形式的抢劫从来没有停止过。日军自供，仅从清政府的国库（户部）中，就抢走263万两银子。一个英国侵略者描写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的抢掠情况说，城门刚一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的一点有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日军抢光天津盐道衙门库存的几百万两白银后，美军接踵而至，强迫被俘的40名中国人，挖掘埋在地下的财物，挖了4天，又抢走了几百万两银锭。仅颐和园里的东西，侵略者就“括其所有”，用骆驼运往天津，运了几个月。就连平日大讲慈善仁义的外国传教士也乘机大发横财。北堂的法国大主教樊国梁一次就从户部尚书立山家里抢走价值100万两银子的财宝。

早在北京陷落以前，慈禧太后为了勾结帝国主义以对付义和团，便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

从广东进京与列强谈判。8月24日发布上谕，允准李鸿章便宜行事，会同庆亲王奕劻迅速办理“和局”。为了求得帝国主义列强对她的“宽恕”，慈禧太后还于9月7日发布“剿匪”上谕，正式宣布“痛剿”义和团。9月25日又惩处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亲贵重臣，并加派亲英国和日本的刘坤一、张之洞参与谈判。12月24日，武装入侵中国的八个国家与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经过多次正式的与非正式的、会上的与会后的计议策划，联合提出《议和大纲》12条，照会清政府。逃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见“大纲”并未把自己当作“祸首”惩办，喜出望外，马上表示：“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

清廷批准《议和大约》后，又按照各国公使的要求，将这个上谕加盖御玺，作为同文照会的副本，

于1901年1月16日分送各使馆。但其后的议和谈判活动事实上不是在奕劻、李鸿章等与列强代表之间，而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进行。在“惩凶”、赔款等问题上，他们争吵为时近一年，直到基本满足了各方利益要求之后，1901年9月7日，奕劻和李鸿章才代表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11国代表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这一年是农历辛丑年，所以议定书称为《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的正约12款，附件19个。主要内容包括：

一，  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付清，加上年息四厘，共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此外，还有地方因教案等原因的赔款二千万两以上，总数超过十亿两。这项赔款史称为“庚子赔款”。列强按照所谓“损失”多少分赃。条约规定，清政府以“关余”、“盐余”和“常关税”作为担保，通商口岸50里以内的常关，归总税务司管辖。从此，清政府的重要税收，除田赋以外，几乎全被帝国主义控制。清政府海关和盐务税收机构，成了替帝国主义收款的代办机关；

二，  准许各国在北京以及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派兵驻扎；大沽炮台以及从大沽到北京沿线的炮台，一律削平；天津周围20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军火和制造军火的原料根本上运入中国，禁运期两年以上。帝国主义由此完全控制了京津地区；

三，  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辟为专门的“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内驻兵，而中国人一概不准在界内居住。这样，使馆区成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

四，  清政府惩办“首祸诸臣”。最后被认定要判罪的有近百名各级官员；在外国人遇害受辱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5年；今后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具有反帝性质的组织，“违者皆斩”。清朝地方官吏所属境内如再有所谓“违约行为”，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五，  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指定由亲贵担任大臣。帝国主义妄图操纵中国的对外机构，硬要提高外务部的地位，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六，  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杉，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击毙，条约规定为克林德建立牌坊，对杉山杉“用优荣之典”，并派王公大臣赴德、日“谢罪”。

《辛丑条约》的订立，使帝国主义勒索到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贫困和社会经济的衰败。条约赔款的基数四亿五千万两平均到每个中国人身上是1两，其总数则高达十亿两。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笔钱是根本无法还清的。帝国主义侵略军长期驻扎在中国的战略要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从此，几十万清军对外来的侵略不起作用，只能起到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作用了。设置特殊性质的使馆区，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改变清政府外交机构的地位，使之更适合帝国主义向中国勒索、发号施令的需要。另外，这一条约还不同于以往的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它没有规定割让领土、开放口岸的条款；另一方面，却进一步设立军事据点和占领区。它表明，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控制愈加严密，所取得的权益愈为广泛了。

对于这样一个空前屈辱的条约，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却全盘接受了。她在《罪己诏》中竟厚颜无耻地宣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还保证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是愿意做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忠实奴才的表白，从此，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1901年10月6日，慈禧太后随带行李车3000辆，离开西安，回返京城，沿途修路设宫，远近征调，勒索供应。1902年1月7日，回到紫禁城。见出逃前埋在地下的珍宝未被抢走，大喜过望。后来又大修颐和园，日费万金。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在战争前后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深刻地说明，帝国主义已经与清政府完全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共同奴役中国人民。以此为标志，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已经完全确立下来。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近代中国就这样一步步地变成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同时依然继续着残酷压榨人民的封建专制统治。然而，在无边的黑暗中，黎明的曙光已经在酝酿，促使人民觉醒的钟声已经回响在神州大地。无数有识之士在这黑暗中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于改写了屈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