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

　　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本大臣誓为天朝断此祸根，万不肯使夷船鸦片再留有萌孽。

　　　　　　　　　　　　　　　　　　　臣　林则徐声明谨奏

　　　　　　　　　　　　　　　　　　　　　道光十九年

清道光年间湖广总督林则徐的这份奏折，是中国历史上一份著名的历史文献。它直接导致了此后

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也在某种程度上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一、屈辱的第一步――《南京条约》
像历史上任何封建皇朝都必然由建立辉煌到走向衰亡一样，十九世纪中叶的封建清皇朝，已经远

离了“盛世”的繁荣，越来越表现出衰败的迹象。这种迹象既表现为其统治本身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如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农民起义的冲击，以及清皇朝赖以存在的八旗军的空前疲弱；同时，更表现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个曾盛极一时的东方大国，已经明显地落后了。在这一时期，以英、法、美等为代表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迅速发展的历史轨道。而随着近代工业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各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增加利润，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就把扩张的触角伸向了中国。这一点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因此，东西方两种制度，两种文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激烈的冲撞。在中国，这种冲撞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在自然经济下生产的商品茶、丝等很受西方欢迎，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出

超的优势地位。而且，自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基本遵循着闭关锁国。这一政策曾经起到过防御外国入侵的积极作用。但到了近代，却客观上成为中外贸易发展的障碍，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可能获得的经济利益。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扭转贸易逆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的一些商人，竟然采用鸦片走私的方式掠夺中国人民。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从事鸦片贸易的垄断企业。它自1773年取得鸦片专卖权以来，到1800年“就已经将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在中国推销鸦片的技术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从十九世纪初年到鸦片战争前夕，走私进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急剧上升。1800年这一数字为4570箱，1838年即达到了40200箱，增加了近8倍。不仅如此，英、美等国政府还大力支持鸦片生产、贸易，鸦片贩子则利用武装力量来保卫走私，在中国内地步下走私网。鸦片贸易的日益猖獗，一方面使得白银大量外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一方面又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体魄，同时也使得本已十分腐败的清政府官僚体制变得更为愦烂。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纷纷以各种方式打击鸦片贸易；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也深刻地认识到

鸦片的危害性，力主戒除，林则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上述奏章中所指出的“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充分表现了他心急如焚，强烈要求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之情。道光皇帝为林则徐的爱国激情所打动，也为鸦片吸食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所震动，于是决定采纳严禁派的主张，下令“上紧查拿”鸦片贸易。

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1839年1月8日离京前往鸦片

走私最为猖獗的广东厉行禁烟。他采取积极的外交与行政措施，取得了禁烟运动的初步胜利。虎门销烟就是这一运动胜利的集中体现。

然而，以英国鸦片商人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能容忍鸦片贸易的受挫，他们借此机会将

蓄谋已久的战火烧到了中国大地。

1840年6月28日，由英国16艘军舰、4艘汽船、28艘运输船及540门大炮、4000名士兵组成的

“东方远征军”封锁广东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为攫取更多侵略权益，在战前就已经做了充分准备，战争中又调兵遣将，反复攻战；中国人民和爱国将士浴血奋战，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抵抗；主张妥协投降的主和派与主张“羁糜”英军的地主豪绅及商人，则完全是一副奴才嘴脸，钦差大臣琦善甚至在1841年1月擅自与英国公使义律签订《穿鼻草约》，私许割让香港、开放广州、赔偿烟价600万元。封建统治者的代表道光皇帝由于不了解世界形势，盲目自大，又害怕人民自发组织的力量发动起来于己不利，在主战与主和派之间左右摇摆，最后归于妥协求和。这样一来，在统治阶层意见不一，相互牵制的情况下，下层爱国官兵的奋勇抵抗终于无法抵挡敌人的大炮。1842年8月上旬，英军76艘舰船侵入南京江面，清政府决意求和。29日，钦差大臣耆英代表清朝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因南京又称江宁，故也称《江宁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1843年7月22日与10月8日，耆英又在广东与英国侵略者先后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

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对《南京条约》的补充。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一条约共计13款，加上后来的补充条约，英

国侵略者从中国攫取的特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强占香港。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英国侵略者就认为，香港有非常安全、广阔的停泊港，

给水充足，并且易于防守，是极好的控制中国的据点，用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话说：“香港是插入中国领土的一个楔子，同中国大陆的关系正如瓦特岛之于英国，长岛之于美国”。有了这样一个据点，一切军事、经济上的侵略活动都可以在英国的公开保护下进行。在琦善与义律秘密签订《穿鼻草约》之后，英国即已霸占香港。《南京条约》第三条则对此加以确认，规定清政府将香港割让英国，英国“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从此，中国领土不再完整，英国在南中国建立起殖民统治，直到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香港1997年归还给祖国的联合声明，笼罩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阴影才彻底散去。

二，  赔偿巨款。《南京条约》的第4、5、6条分别规定，中国赔偿英国鸦片烟价六百万元、商欠

三百万元、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共计二千一百万元，分四年付清，这其中还不包括广州的“赎城费”六百万元。这笔巨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约三分之一，并且全由中国的“白银支付，并且装运到伦敦或加尔各答，……在那里重加铸造，每一银元约可得四先令六便士”。

三，  五口通商。《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

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从此，中国东南沿海各省门户大开，资本主义商品汹涌而来。中国白银为之大量外流，“华人生计，为其所夺”。其后的《虎门条约》更进一步规定，准许英国人在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外国侵略者利用这一点，恣意引伸，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直接管理的租界，以其为控制和掠夺中国的据点。如果说割让香港标志着外国列强对中国领土的强夺，五口通商则以合法的形式公开承认了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四，  控制关税。《南京条约》第10条规定中英协定关税。所谓协定关税，是指 “英国商民居住

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这事实上意味着中国从此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也就是说，只要英国不同意，中国就不能自主地增减海关税率。《五口通商章程》更规定“值百抽五”即百分之五的低税率，摧毁了关税壁垒保护封建经济的作用，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至于能够为英国资产阶级带来暴利的鸦片，虽然在《南京条约》中只字未提，但实际上达成了允许它免税大量输入的默契。这样，中国事实上已经无法独立自主地行使国家控制经济的权力，从而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能力。从经济学的角度说，这一规定直接导致了现代中国工业完全置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打击之下，无法正常发展。

五，  破坏中国司法主权。《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是英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交涉词讼”，或在中

国领土上犯罪，其如何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官）照办”，中国官员无权依据中国法律进行判处。这就是所谓的“领事裁判权”制度，它严重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开创了外国人在中国犯罪而不受中国法律管事的先例。不仅如此，对曾经为英国鸦片贸易和军事侵略效劳的一小撮民族败类，《南京条约》第九条还规定，“均由大皇帝俯降谕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被拿监禁受难者，亦恩加释放。”这样，就以合法的方式保护和豢养了一批卖国求荣的外国代理人。

六，  片面最惠国待遇。按照国际惯例，最惠国待遇应该是缔约国双方的对等权利。但《南京条约》

及其附带条约，却将这一制度歪曲为外国片面享受的特权。《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后来，清政府与美、法等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也都有同样规定。通过这一规定，英、美、法等西方侵略者利益相关，在侵华问题上结成了肮脏的伙伴关系。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接踵而来。1844年2月，美国专使顾盛率船队到达澳门，以“面见皇

帝”相要挟，又以武力相威吓，胁迫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于7月3日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通过这个条约，美国不仅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攫取的一切特权，而且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进一步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由英国的所谓“秉公议定”到须经美国领事官“议允”，规定美国兵船可以任意进入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以及允许美国在五口建立教堂、医院等。条约还规定12年后续约，为日后向中国勒索新的侵略作准备。《望厦条约》的这些条款，是对《南京条约》的扩展，因而也就更加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望厦条约》订立后，顾盛得意洋洋地报告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它把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

在此之后，法国、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西方国家，也

纷至沓来，要求“共同分享”英国所得到的侵略权益。清政府抱定“一视同仁”的政策，统统给予满足。在列强的逼迫诱骗下，近代中国以空前屈辱的方式“开放”了自己的大门。

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前，中国是一个政治

上独立的国家；战后，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战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封建国家；战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日益解体，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南京条约》的签订，就是中国向半殖地半封建社会迈进的第一步，它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耻辱的标记。

随着近代中国发生的这一系列重大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鸦片战

争之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此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但是，与上层统治者中的投降派形成鲜明对照，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对侵略者痛恨万分，

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当地百姓即扶老携幼，当众唾骂璞鼎查等人，还打伤了英国人；朝廷中的主战派亦采取激烈的措施抗议投降割地。所有这一切都昭示着，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必将到来。

二、难填的欲壑――《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鸦片贸易事实上已经公开化，但是，英国资产阶级还不满足，他们还要进一步扩大对华的工业品销售，为此就要迫使中国开放更多商埠，进一步控制中国海关，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因此，英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约”要求，并随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美国充当了这次战争的帮凶。

1856年10月，一艘名为亚罗号的划艇停泊在广州黄埔，因其窝藏海盜，被广东水师发现，船上有12名水手被捕。由于这只船的船长为英国人，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就借此机会大加发挥，说中国政府侮辱了英国，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强硬照会，要其立即送回全部人犯，并向英国道歉和赔偿。但当叶名琛遵照他们的要求送还全部人犯时，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以种种稀奇古怪的理由诸如送还水手的清朝官员职位不够高，道歉诚意不够等等，拒绝接受，并于23日向广州发动海上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此开始。在此之前，法国也以“西林教案”为借口，积极准备侵华。1854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到广西西林县传教，因包庇作恶教徒引起公愤。1856年2月被西林当局逮捕，并在站笼中死去。当英国发动对广州的战争后，法国立即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予以响应，出兵东来。英、法的军事行动，对于早想获得更多“共同权利和利益”的美、俄来说正中下怀。于是，由英、法联合出兵，美、俄充当帮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成为列强共同进行的侵华战争。

两广总督叶名琛在整个战争中的表现既狂妄又无知。在英国第一次攻击广州城时，他未作认真备战，由于英国当时还不具备足够的兵力，广州得以保全。到了1857年7月，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带着陆海军部队再迫广州时，他依然认为英军必不敢进攻，拒绝英、法照会，而且不作任何战守准备，加之其同僚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卖国投降。所以，尽管爱国官兵和广州人民奋起抗敌，广州城还是在12月底被侵略者占领。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各率军舰陆续北上到天津大沽口，并以威力相威胁，要清政府派出全权代表与其谈判，答应其无理要求。1858年5月底，被侵略者的大炮打开，满载着1000多名英法侵略者的12艘兵舰趾高气扬、耀武扬威地溯河而上，26日直抵天津。在此之前，俄、美以“朋友”的形象出现，他们积极地“从中说合”，通过“和平的”欺骗手法，诱使大学士桂良等清政府代表于6月13日和18日，分别签订中俄、中美《天津条约》。英国代表额尔金和法国代表葛罗则始终以强横态度，迫使清政府全部接受他们的条件，一再以中断和谈、进军北京相威胁，大发淫威，充分展示了侵略者的本质，让中国人看到了他们的肮脏嘴脸。正如额尔金所说的那样：“由于手枪正对准咽喉，所以钦差大臣们也只得接受英国的全部要求。”6月26日和27日，桂良等人分别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

　　这四个《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一，  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这一规定改变了以往外国使节只能在香港、上海活动，而且不能与清朝中央直接打交道的惯例，严重干涉了中国的外交与内政。

二，  开放牛庄、登州、台湾、潮州、淡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在各口租房居住，买地建教堂和医院。在后来具体实行时，牛庄改为营口，登州改烟台，台湾选台南、潮州改汕头。

三，外国人可自由进入内地传教、通商、旅游，外国商船和军舰皆可驶入长江各口。

四，扩大领事裁判权，规定外国人之间的任何纠纷与刑事犯罪，中国官府都不得过问；中外民人之间的案件，则由中外官员在外国领事监督下进行“会审”。

　　 五，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

　　 六，减低关税。

在此之后，桂良、花沙纳还在上海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于11月8日和24日，分别与英、法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各十款，内容主要是：承认鸦片贸易合法，每百斤征税三十两，一般商品抽时价5%的关税；洋货运内地只要再抽2.5%的子口税，即可畅行阻；各海关税务务请外国人帮办。

《天津条约》是《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扩大。通过这一条约，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自主权丧失得更多，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了。可是英国大资产阶级仍不满足；清政府则对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的条款，感到有损“天朝尊严”，也急于改订条约。可是当时的咸丰皇帝没有想到，“天朝”的强盛决不会失而复得，中外的军事力量差距也绝非一日之寒，所谓的“修约”，其结果只能是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绳索更多更紧，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更加加深了。

1859年6月，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和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先后抵达上海，为了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他们拒绝在上海会见清朝的代表，交换《天津条约》的文本，而是派海军北上要挟清政府。6月17日，20艘英法美军舰驶到大沽口，寻衅挑战。在受到重创之后，1860年2月，额尔金、葛罗再次分别率领大大扩充后的英、法军队来到中国，先后占领大沽北塘、新河、军粮城等。8月24日，英法联军攻陷天津。清政府没有料到一再退让，寻求和局的诚意，换来的是这样一个结局。他们惊恐万分，急派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英法联军以继续进行军事进攻相要挟，不断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并于9月18日与21日，攻陷张家湾和通州、八里桥等地，咸丰皇帝惊慌出逃。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闯入北京西北郊，疯狂抢劫了圆明园。圆明园是明代皇室花园，周围三十华里，经清朝近两百年增修扩建，集中了中国封建时代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内有精美建筑二百余座，收藏着大量历代珍贵文物，图书字画和金银珠宝，其中有无数欧洲人从未见识过的金石、玉器、瓷器、珐琅制品等。侵略军入园后，将凡能搬动的种种艺术品和精美的文物，统统抢走。抢不走或一时来不及拿走的，便加以打碎、撕毁，就连额尔金也承认说：“劫掠和蹂躏这样一个地方，已够坏了，但更坏得多的是破毁，原来总值一百万镑的财产，我敢说五万磅也不值了”。当时参与抢劫的强盗这样描述自己的丑态：“一大群各种肤色、多种式样的人，……全部闹轰轰地蜂涌而来，扑向这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着，争先恐后，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来，赌咒者、辱骂者，叫喊者……谁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玉的时计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最后，额尔金为掩盖英法联军的抢劫丑行，并给中国皇帝以公开的屈辱，使其永怀恐惧之心，又下令烧毁圆明园。大火延烧三天，烟云笼罩北京全城。这座凝聚着中国人民智慧和血汗的“万园之园”，在侵略者的践踏下，化成一片废墟！对于这一践踏人类文明的野蛮行径，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抨击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夏宫。一个进行洗动，另一个放火焚烧。胜利原来可以成为强盗”，“在历史的审判台前，一个强盗将叫做法国，另一个则叫做英国。”

10月13日，英法侵略军占据安定门，北京陷落。10月16日，英法代表向清政府主持和议的代表奕訢提出要求赔偿英国三十万银两、法国二十万银两，作为抚恤金，在22日交付。并规定23日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订“续增条约”。在交涉过程中，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继续充当可耻的“调停人”角色，从中国东北抢得了更多的权益，强迫清朝同意批准了《瑷珲条约》。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下令说：英法联军已经入城，“一经驳斥，必致决裂，只可委曲将就，以期保全大局”。奕訢秉承此旨，全盘接受侵略者的条件。10月24日，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共九条。次日，中法《北京条约》也签订，共15条。与此同时，参约各方还互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两个《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

　　二，增开天津为商埠；

　　三，准中国人出洋做苦工；

　　四，将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

　　五，归还从前没收的教主教堂，为进一步扩大对华宗教侵略制造依据，法国统治者还在条约中文本擅自加上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内容。

六，  赔偿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同时支付英国“抚恤金”50万两，法国20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