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以来这些带有唯物主义萌芽特征的历史观点，在鸦片战争以前并不能得到全社会的回应，更不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认识，但是，它们都在近代救亡图强的历史大潮中获得了新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利器。

 

二、清代中叶至五四：走向唯物史观

 

清代中叶至五四时期，中国传统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萌芽，先后经由复兴的公羊朴素进化观和近代西方的进化史观这两个阶段，发展到极点，最终接受了代表时代精神和决定中国前途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一）公羊朴素进化观阶段

嘉庆以后，以公羊学说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在消沉了一千多年之后，取代古文经学派，重新跃居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在经学时代行将结束之际上演了一幕幕历史活剧。

“张三世”，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公羊传》隐公元年），是公羊朴素进化观的原始表述和总纲。继复兴公羊学的代表庄存与之后，刘逢禄用新的语言对公羊家法做了概括，进一步发挥了公羊家变易进化的历史哲学，主张“由是辩内外之治，明王化之渐，施详略之文”（《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张三世例第一·释论》）。同时，在此基础之上，刘逢禄还深入阐发了公羊家“通三统”的治国方略和大一统的社会理想，形成了一整套反映时代“变”的特征的哲学思考，“为清代公羊学树立了宏大的规模”（陈其泰著《清代公羊学》，115页，人民出版社，1997）。

此后，公羊朴素进化观到了龚自珍、魏源手里，便被改造成了倡导变革旧制度的武器。龚自珍以“才”为标准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三世历史观，描述了“衰世”貌似“治世”的种种表现，最后断言封建统治已经到了“衰世”，并且“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龚定庵全集类编》卷4《乙丙之际箸议第九》，68～69页，中国书店，1991）此外，他还揭示了上古社会“据乱、升平、太平”的演变史，还用“早时”、“午时”和“昏时”这一新颖的“三世说”宣告了封建统治的没落（《龚定庵全集类编》卷5《尊隐》，96～97页）。这些都反映了龚自珍的变易哲学观和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这在龚自珍深刻批判封建社会的大型组诗《己亥杂诗》当中体现得尤为生动鲜明。

与龚自珍同为嘉道年间今文经学健将的魏源，一生以阐扬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发挥公羊三世说的变易观和变革思想为务。他认为，《春秋》寄托了孔子匡复天下的政治理想，而对“三世”书法的不同，恰恰体现了时代的变化和历史的进化，“于所传闻之世见拨乱之始，于所闻世见治升平，于所见世见太平”。（《魏源集·公羊春秋论下》，134页，中华书局，1976）魏源的各类经世主张、历史创作，乃至对君权的批判（《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三》，42～45页）和“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集·<海国图志·叙>》，206～209页）的思想莫不与此有着深厚的渊源。

到戊戌时期，以康有为为代表，更加积极地推演、阐发公羊“三世”说，将其与《礼记·礼运》篇的小康、大同思想相糅合，与西方政治学说和进化论相糅合，提出了一套改变中国封建专制政体、经由君主立宪最终实现民主政治的学说，并且超越了议政阶段的龚自珍和魏源，发动了近代史上意义重大的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的“三世说”，《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其第一阶段，它们从根本上打击了古文经，并重塑了孔子的形象，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以《春秋董氏说》和《礼运注》为代表是第二阶段，讲人类社会从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历史进程；《大同书》为第三阶段，讲人类从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到未来理想社会的发展历程，“以惊人的想像力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富丽堂皇的大同生活美景”（房德邻著《儒学的危机与嬗变——康有为与近代儒学》第四章第二节，转引自陈其泰著《清代公羊学》，316页）。

（二）进化史观阶段

晚清之际，与公羊朴素进化观相相辉映的是，来自西方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很大程度上在前者所奠定的基础之上，也迅速成了人们确立新史观、创造新史学的思想武器。这一历史进程由严复肇其端，由梁启超和夏曾佑承其绪。

严复怀着“警世”的强烈愿望，在《天演论》一书当中，以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为基础，经过自己的综合、创造，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进化论哲学思想，“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天演论》，3页，科学出版社，1971），“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日局诸体……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天演论》，7页），给中国人提供了一整套全新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使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此时，致力于维新变法和有着深厚的公羊学背景的梁启超也积极加入到介绍和宣传进化论学说的行列中来，坚信进化论学说“将磅礴充塞于本世纪而未有已也”（《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在此基础上，梁启超于1901年、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这是在进化论指导下的‘史界革命’的两篇宣言，以此为标志，中国史学走上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之路”（瞿林东《题记》，《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梁启超揭露了封建史学的“四蔽”、“二病”，批判和否定了封建史学的“正统”论和封建伦理标准，规划“新史学”应该以探究人类社会的进化公理公例为根本任务。

与梁启超在理论上的创树相映衬，同样精通公羊学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则以通史编纂的实践宣传了进化论。这部书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10月第二卷），“第一次以进化发展观点为指导，提出了一套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自成体系的学说”（陈其泰著《清代公羊学》，340页），同时，全书所采用的章节体裁，也成了“新世纪史学家编写史书的主要体裁”（吴怀祺语，《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3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总之，这一由梁启超和夏曾佑所开启的“新史学”思潮，“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顾颉刚著《当代中国史学·引论》），影响所及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三）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时期

唯物史观的传入、学习和运用是20世纪历史认识的伟大进步。唯物史观相对于进化论来说，是更高层次上的历史理论，它承认进化史观，又超越了进化史观，唯物史观第一次使先进的中国人真正看到了中华崛起的美好未来。

十九世纪末以来，唯物史观开始了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它更是在中国迅猛传播开来。李大钊就是在中国社会初步确立唯物史观的杰出代表。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特别强调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之间“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在中国史学上，“这是第一次极明确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内容与价值，因而在史学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道路的开端”（瞿林东语，《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122页）。在此基础上，1920年李大钊提出了改作中国旧历史的主张：“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史观》，《李大钊文集》，268页，人民出版社，1984）1924年5月，李大钊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史学思想，第一次从理论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了道路。

至今，李大钊等史家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走过了三代人。（参见戴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总序》，《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10～25页）与过去一切历史观根本不同的是，其一，唯物史观认为历史进步取决于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其二，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受客观规律制约的，我们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还能改造世界；其三，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前进的原动力。这是唯物史观的三个基本特征，也是它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内在原因。一百多年来，唯物史观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深刻地改变和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三、关于新时期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思考

 

回顾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叶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和初步确立的艰难历程，自然让人想到——为什么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能够最终战胜其它一切思潮流派，成为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和“再造中国”的理论武器？

我们认为，传统历史观当中的唯物主义萌芽是唯物史观被近代中国社会所接受的重要思想文化条件。唯物史观与传统的唯物主义萌芽有相互契合的地方，先进的中国人很容易借助这一传统历史观当中的积极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赋予其具有中国特色的形式和解释。比如，郭沫若就曾经承认他是借助传统历史观的“大同”说，才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在《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他指出孔子和马克思两者之间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学说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不谋而合”，“王道的国家主义，与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并不矛盾”。（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上，15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又如，孙中山先生一生题写的匾额最多的就是“天下为公”。所以，先进的中国人一旦对唯物史观作出符合中国特色的解释，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之下，它就得到了迅猛的传播。此外，中国传统唯物主义萌芽所体现的自然观和积极的入世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人们接受唯物史观的进程。

这些都启示我们，在新时期坚持唯物史观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要寻找它和中国传统唯物主义萌芽的结合点，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从而更好地坚持唯物史观，实现“坚持—发展—坚持”的螺旋上升。具体来说，传统唯物主义萌芽和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结合点主要表现在以下：

首先，吸收传统唯物主义萌芽的精华，有助于丰富唯物史观的时代内涵。比如传统唯物主义萌芽对“大同”、“小康”的阐述，就可以将之与当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促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阶段论和历史发展观。比如，传统唯物主义萌芽有关“礼法兼治”的思想，也能够为我们今天“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

其次，传统唯物主义萌芽与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社会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传统唯物主义萌芽蕴涵着了诸多民族文化的精华，如“制天命而用之”，“一阴一阳谓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向往“大同”社会，等等。通过学习和弘扬这些民族文化的精华，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接受和信仰唯物史观。此外，传统唯物主义萌芽高度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具有朴素的理性主义精神，形成了广大深厚的无神论传统，使得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成功地抵御了各种外来宗教的侵袭，这在今天可以协同唯物史观有效地破除迷信和反对邪教。

第三，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全盘西化”思潮的历史进程中，吸收传统唯物主义萌芽的精华，有助于增强唯物史观的战斗力。这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任务就是，要特别注意总结过去一百多年唯物史观在中国和各种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的斗争史，以建设新时期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总之，在新时期唯物史观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正如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说的那样，“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26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过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82页，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