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轻重篇》：“神农氏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这段记述所反映的是，炎帝神农氏率领汉族先民，在适宜耕作的地区种植五谷。《逸周书·尝麦篇》又说，神农“为耒耜鉏耨，以垦草莽”。这是反映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创造发明了农业生产工具，以供农耕发展所需。

《周易·系辞下》载录了，炎帝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就说明了，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中的农耕者，随着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以定居农耕者的生产和生活需要，随继产生了供社会物品交流和贸易兴盛所需的市场。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又必将推动和促进了汉族先民农耕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

此外，炎帝还“作弦琴”，发明“神农琴”。这反映了炎帝神农氏时期，汉族先民在生产劳动之际，创造音乐，以匡正天下。炎帝神农氏“作蜡祭”，说明汉族先民中的定居农耕者，已有了依据农业生产规律而确定的年节。神农氏“制针灸，作巫方”，尤其是广为流传的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表明了汉族先民在炎帝时，通过生产和生活实践，逐步懂得并掌握了医药和治疗，有力的保障了汉族先民的体质健康。特别是神农“重八卦，为六十四爻”，开启了华夏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推动了古代华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2、炎帝神农氏的拓展农耕

随着炎帝部族的汉族先民农耕生产发展，特别是农耕者对农田的需要，必然导致以炎为首的汉族先民，不断向外寻求新的耕地。于是，炎帝神农氏率农耕者向各地的拓耕，就出现了在古代华夏的传说中，许多地方都有炎帝神农氏的活动史迹。

如果从文献记载来看，炎帝率领一支汉族先民从姜水流域出发后，沿江河流域大致的迁涉路线是，“初都陈，后居曲阜”，“崩葬长沙”。这就反映了，以炎帝为首的一支汉族先民，从姜水流域出发，沿着渭水、黄河等大河，向着东方拓展农耕。还有一支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则是从姜水流域出发，沿着汉水进入长江流域，向东南地区，或者其它方向进行拓耕的。

 炎帝率领汉族先民的一支农耕者，从姜水流域向东沿着大河发展农耕文化。炎帝“初都陈”，陈大约在今河南淮阳和安徽亳县之间，现在淮阳还存有神农井遗址。“后居曲阜”，曲阜在今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境内。反映炎帝神农氏之时，汉族先民的农耕文化，已经发展了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华夏文献还记载了炎帝“崩葬长沙”。长沙则已远至长江流域的中国南方地区。历史上秦汉时期所置的长沙郡，辖境包括今湖南和广东、广西北部，这就反映出传说时代，有一支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已经沿着沟通长江和黄河的水系，拓耕到了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

三、        炎帝和汉族的多元起源

在人类文明史上，汉族先民一直是以独步于时的农耕文化而闻名于世的。然而，从汉族将炎帝和黄帝并列为自己的始祖来看，无可置疑地折射和证明了，传说时代沿江河流域拓展农耕的汉族先民，是在与从游牧或半游牧转入农耕定居的汉族先民，通过在华夏大地上互相碰撞、交融和实现农耕化的途径，同时完成了族体和血系上的交融，才铸成了以炎帝和黄帝为代表的，古代华夏民族的融合为一体。所以，汉族先民中最早的农耕者首领炎帝，在汉族族体的形成和多元起源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炎帝实际上代表的是汉族先民所经历的一个历史发展时期。对于炎帝所代表的历史发展时期，既可看作是汉族先民最早的农耕阶段，又可看作是汉族先民初始的社会阶段。炎帝所经历的具体时间，在古代华夏文献记述上是大同略微的。

《春秋命历序》记载了炎帝神农氏：“传八世，合为五百二十岁。”《帝王世纪》则云：“炎帝……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合五百三十年。”而《史记·补三皇本记》又提出，炎帝“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之子曰柱，亦曰厉山氏，〈礼〉曰：‘厉山氏之有天下，’是也。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詙为妃，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厘，厘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

炎帝时期的汉族先民所经历的时间大约为五六百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中，炎帝率领汉族先民不断的拓耕，遂使他们的足迹遍布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炎帝子孙在华夏宜农地区的垦殖滋息，在古代华夏传说中主要反映为，烈山、共工、四岳、台骀等四支炎帝后裔的迁移和分布。〔2〕沿江河流域迁徙拓耕炎帝后裔，在各宜耕地区开垦生息的同时，以自己稳定发展的农耕文化，与当地的原住民，或从游牧、半游牧地区进入宜耕地区的居民互相交融，并且在互相交融彼此汲取过程中，完成古代华夏民放的农耕化。

传说时代以炎帝的代表的、沿江河流域发展农耕文化的汉族先民，也就是在与其他族体发生接触和交融中，实现了汉族多元起源的族体的形成。

1、           炎帝神农氏与古代羌人的渊源关系

炎帝和古代羌人有着密切渊源关系。炎帝神农氏，姜姓，长于姜水，这就兴许意味着，炎帝可能出自古代羌人。因为在古代华夏文献中，姜和羌曾是同为一字，《说文》“姜”释有，“神农处姜水，因以为姓，以女，羊声”。“羌”释有，“西戎，羊种也，从羊儿”。从而，近代学者章炳麟认为：“羌者，姜也。”傅斯年也主张：“地望从人为羌，女子从女为姜。”不过学者们还注意到，姜姓出自西羌，而非西羌就是姜姓。所以，出自西羌的姜姓炎帝，很可能就是古代羌人中，较早进入农耕生产、并且尚处于女系社会的一支先民。[3]

应该指出的是，古代羌人不等同于今天中国的羌族。今天中国的羌族是由古代羌人中的一支发展而来的。羌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古代民族，中国的许多民族都与他们有着渊源关系。古往今来，许多学者认为，姜姓炎帝出自古代羌人中较早进入农耕者，并且成为汉族先民中最早的农耕者。所以，《淮南子·修务训·尝水草》才说，炎帝“乃始教民播五谷”。《商君书·画策》也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这样也就清楚地表明了，炎帝神农氏与古代羌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袭承的渊源关系。

2、           炎帝与黄帝两支汉族先民交融形成炎黄部族

     炎帝与黄帝为首领的两支汉族先民的交融，反映了传说时代汉族先民中农耕者和游牧、半游者的融合。据《帝王世纪》等文献所载，“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母曰附宝”，“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权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轩辕”。说明以熊为图腾的黄帝，应是出生于荒野草原的游牧者。他率领族人驾轩辕车随水草迁徙，进入中原后，“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列子·黄帝》也记述道：“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鵰、鵰、鹰、鳶为旗帜。”同样折射出黄帝是挟游牧者强劲之勇，对已在中原开垦农耕的炎帝，实行进攻性交融并且得志的。

   《史记·五帝本纪》言：“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指出了炎帝和黄帝兴衰上的先后列序。其实它也折射出，在世代重农的汉族先民心目里，农耕经济在社会发展中是处于第一位的。但是，游牧业对农业的注入和互相补充，极大的激活并推进了农耕经济。

（4）

    炎帝和黄帝争斗的传说，不仅反映了古代华夏对传说时代游牧、半游者注入农耕者的承认，而且还确认了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中的农耕者，与以黄帝为首的游牧、半游者之间融合后，所形成的炎黄部族才构成了汉族多源起源的主干，从而共同尊奉炎帝和黄帝为两位至高无上的始祖。

3、           炎帝与黄帝和蚩尤交融成华夏主体

蚩尤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中又一位声名显赫的始祖。《尚书·吕刑》：“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可见，蚩尤是与炎帝和黄帝抗争失败的英雄。所以就有些学者便误认为，蚩尤是与中原华夏争斗失势后，被逐走南方的少数民族首领。其实，蚩尤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还得探究，蚩尤应该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中狩猎者的首领。[4]

古代华夏文献说蚩尤，“作五兵”，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崇敬的赫赫战神。据载，汉高祖刘邦还曾“祠黄帝、祭蚩尤”。《汉书·封禅书》也有，“一曰天主祠天，二曰地主祠泰山，三曰兵主祠蚩尤”的记载。然而，在古代华夏文献中，蚩尤又被描述为“兽身人语”的形象，例如《述异记》就说蚩尤是，“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不过，通过这些对蚩尤“兽身人语”描述，我们看到的不正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中，“衣兽皮、戴兽皮帽”，进行捕猎的狩猎者形象吗？

《逸周书·尝麦篇》记：“昔天之初，诞作上后，乃设建典，名赤帝，分政之卿，名蚩尤。”在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建典中，蚩尤占据“上卿”之位。这段关于汉族先民史前传说的记载，实际上也是反映传说时代，鉴于兽害对农耕的危害，汉族先民的农耕者对狩猎者的重视。“蚩尤乃逐帝，争于逐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中冀”。反映的就是传说时代，兽灾和游猎活动对农耕文化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及由农耕和游牧、半游牧融汇而成的农耕文化，终以稳持凝重又融入了游猎文化。

透过文献所载炎帝联合黄帝“执蚩尤”背后，我们看到的应该是：沿江河流域拓展农耕的炎帝，在与从游牧、半游牧进入定居农耕的黄帝，以及由游猎转入农耕的蚩尤，三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融合之后，终于在奠定博大综渊的华夏农耕文化的同时，融合成了汉族先民的族体主干。反过来说，传说时代汉族先民的族体主干，主要包括了沿江河流域拓展的农耕者，从游牧、半游牧转入定居的农耕者，以及由狩猎过渡步入的农耕者。

参考文献

[1]霍彦儒，郭天祥.炎帝传〔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5.

[2]郭沫若.中国史稿（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09-111.

[3]萧君和，彭年，徐亦亭.中华民族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81.

[4]徐亦亭.蚩尤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狩猎者首领〔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1）.7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