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国末期，秦、楚成为最强对手。秦虽灭楚，完成统一，但楚文化仍然保持其独立性，在地方民众间影响深远。秦帝国政治上的统一，迫使人们将楚、秦文化整合接受。秦短命而亡，代之而起的汉王朝则呈现明显楚化特征。楚、秦文化正式整合贯通，形成生机勃勃的汉文化。

　　

  [关键词]楚文化 秦文化 楚化 整合 汉文化

　　

　　西汉代秦而兴，继承了秦的一些典章制度，但在思想文化、社会习俗、文学艺术及政治制度的一些层面上，却更多地表现为明显的楚化，以致有人称“汉文化就是楚文化”[1]。并且楚文化北上，与秦文化进行融合，使原来各自独立发展的南、北文化整合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汉文化，从而促进了汉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形成。

 

　　一、相对独立发展的楚文化

 

　　在西周初受封的楚人，带着周文化的基因南迁，并把它与当地的土著文明融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楚文化。考古发现“从楚文化遗存中提取出的最重要的文化分子——楚式鬲，是与殷式鬲、周式鬲平行发展的”[2]。这佐证了楚文化的相对独立发展。楚人的励精图治，使楚实力不断壮大，楚成为东周时代吞并诸候国最多的国家，并曾一度饮马黄河，问鼎中原，以至于“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3]。随着楚的实力增强和国土扩张，楚文化圈不断扩大，进入长江下游，乃至今山东省境内，楚文化影响达半个中国，并在南中国起了主导作用。

　　楚文化主要表现为自尊尚武的精神理念，幽运玄奥的道家思想和产生在以直观、想象为特征的“巫”式思想基础上的浪漫情愫。处于中原诸候和三苗诸蛮夹缝中的楚人，为了生存发展，培养了自尊尚武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但使楚国脱颖而出，而且使楚人“俗剽轻，易发怒”[4]，以至于汉代楚地仍盛产侠士，流行佩剑。楚地虽然开发较晚，但天然条件优越，“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5]楚人生活作风因而相对独立，有较多的精力去思考哲学问题，逐渐产生了玄奥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也反映了楚人的生活特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及对自然的依赖，使楚国的社会发展突变性不强，保留了深厚的氏族社会文化遗留，巫风盛行，“信巫鬼，重淫祀”[7]。甚至楚王也“躬执羽绂，起舞坛前，以乐诸神”[8]，扮演起巫师角色。巫风炽烈，使楚地神话丰富，从而为楚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并推动了浪漫主义一脉的形成和发展。而此时北方的“巫”早已被“史”取代，讲求严谨求实、理性的“史”式思维，并形成了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一脉。

　　因此楚文化与北方文化是相对独立发展的。北方社会早熟而较早进入阶级社会，使形成严密的宗法制度和严格的礼乐教化，呈现出伦理性、有序性、保守性。而南方的楚国则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社会结构，而呈现出自由性、散漫性、进取性。后来，在中原地区经历了剧烈的“汤武革命”，引起了社会的和文化的相应明显变化，但“江汉地区依旧是楚文化的范围，商周文化仅仅是对它有一定的影响而已”[9]。楚文化一直按照自己固有的模式发展，未被中原文化所同化。

 

　　二、秦、楚文化的对立与趋合之势

 

　　战国以降，诸侯争伐，楚以强大的实力位列七雄，成为各诸侯国竞相拉拢的对象。“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10]，实力在韩、赵、魏、燕、齐各国之上。与“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11]的秦国相埒。风云未定之时，“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王”[12]，“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13]。可见逐鹿中原，鹿死谁手，抑未可知。

　　楚、秦接壤而不断有摩擦，秦也屡占上风，然至秦攻楚之大决战中，仍需“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指秦将王翦，笔者注）”[14]，可见楚的实力之强。导致楚最终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楚错失吴起、屈原的改革之机，内政腐败。而秦却不断巩固了商鞅变法以来的成果，使国势蒸蒸日上，最终灭掉六国，成就大统。

　　随着秦的统一，秦文化上升为统治文化，推行全国。由秦族文化发展而来的秦文化，经历了秦族时期、秦国时期和秦朝时期三个阶段。秦文化的发展阶段表明秦文化由地方文化上升为中央文化，具有地域性又具有超地域性的双重品格。秦族自东夷溯河而上，关中又一度是周都镐京所在地，加之黄河的天然沟通和春秋战国的斗争交融，秦统一后，东西文化间的冲突逐渐减弱，集中表现为秦、楚为代表的南北文化的冲突和斗争。

　　成为统治文化的秦文化推行到楚地时也不得不有所改变。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日书》和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日书》，虽同属一个历史时期，有其共性，但又反映出了南北方各自不同的文化面貌。“如果说云梦睡虎地的《日书》反映了楚重鬼神而轻政治，代表楚文化的面貌的话，那么天水放马滩的《日书》则反映了秦重政治而轻鬼神，是纯粹的秦文化的典籍”[15]。同属一书流布两地，却各有差别，可见楚文化仍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影响着秦文化发生变化，秦、楚代表的两种文化短期内很难完全融合。

　　北方形成的以法家思想指导的规范、有序、条理化的生活方式，与楚地自由、散漫、独立的生活方式相抵触。云梦睡虎地秦简虽然与北方秦简有明显不同，但也反映一个事实，就是秦的统治思想和规则已在专制政府的权威下推行到楚地，这对浪漫之风盛行的楚文化区无疑过于急躁。因为南、北文化的强制同化，会造成社会的极不稳定。秦的统治者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特别秦二世继位后，推行急政，“用法益刻深”[16]，这对自由散漫、浪漫之风弥漫的楚文化区，不啻加重了枷锁，“亡秦必楚”的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二世元年七月，戍卒陈胜、吴广等九百多人在大泽乡举起了“大楚兴，陈胜王”[17]的旗帜，掀起了反抗暴秦的斗争。并且了为增强号召力，使更多的人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他们还抬出两个人物——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以“从民欲也”[18]。秦、楚人物被列在一起作号召，一方面反映了他们怀恋楚旧人的情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秦的正统合法统治地位也逐渐为楚人所承认和接受，秦、楚文化已呈现趋合迹象。

 

　　三、汉王朝初期的楚化

 

　　楚地一倡，六国残余纷纷出动，秦凭借其固有实力，在初期也进行了有效镇压。然而天下已是云集响应，秦的统治岌岌可危。纷起的局面仍然要打着“楚”这面旗帜进行反秦行动。正如范增说项梁时所云：“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而不反，楚人怜之至今……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19]。可见“楚”在当时代表着人们群体心理的一种指向，只有打“楚”这张牌，才能收到好的反秦效果。楚仿佛又回到了战国时纵长的地位，六国的复立者在楚的旗号下行动。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讲，有秦至汉，其间必有楚的法统地位存在[20]。

　　刘邦建立的汉王朝，仍在楚的旗下脱胎而来。以楚人为主干的汉王朝的建立，伴之而来的是楚风北上。中央和地方的实力人物，除刘氏诸王外，萧何、韩信、周昌、曹参、樊哙、王陵、周勃、陆贾、枚乘、严忌、周亚夫、司马相如、朱买臣等，都源自南方楚文化区内，新兴的汉王朝也因此呈现出楚化的特征，“设官多从楚制，置历一仍楚法，色尚和坐向悉遵楚俗”[21]。甚至连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显示出楚化倾向，“变其服，服短衣，楚制”[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