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有宋一代出现的另一社会问题是土地买卖的机会增加，地权转移频繁，造成了双重的社会效果。

前面说过，迄于唐代，土地买卖还不是到处可见的，门阀地主的土地主要不是靠购买而得。至宋则不然，随着世族势力的衰亡和品官地主的兴起，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的流动和新陈代谢加快，做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很难长期稳定在一定人员的手中，地权转移加快。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日渐使土地卷入商品交换领域，进行买卖成了公开合法之事。顾炎武对此观察的很深刻，他说：汉代称兼并土地的人为“豪民”，唐称为“兼并之徒”，而宋以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19]由被指称“兼并之徒”到公然誉为“田主”，变化可谓昭然。地权转移加速，带来两种社会效果：一方面，是产生了新的土地兼并。北宋仁宗时，“承平寝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20]南宋时，情况更有发展，大将张浚，至少有田六十万亩。陆九渊说：“然在一邑中，……所谓农民者，非佃客庄，即佃官庄，其为下户，自有田者亦无几。所谓客庄，亦多侨寄官户，平时不能赡恤其农者也。”[21]土地兼并的结果，必然导致大量自耕农丧失土地，引起农民的反抗。宋代有些农民起义，即因此而发。另一方面，它又有助于消除以往的庄园农奴制，使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朝着以租佃关系为主的方向发展。诚如漆侠同志所说：“由土地买卖而引起的土地转移的加剧，使一些老牌地主受到重大打击，一些握有雄厚货币力量的商人转化为地主，这对于破坏世世代代的主奴关系、发展封建租佃制是有利的。”[22]前面说过，宋代农民所受的封建束缚有所削弱，有了转佃的自由，就和这种土地商品化的趋势有直接关系。

关于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口号，我们也应作两面观。一方面，它说明宋代农民和整个封建社会的农民一样，受着相当沉重的奴役和剥削，他们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条件，因而提出如此大胆而响亮的口号。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想见，这个口号在唐代是不可能提出的。那时，广大无地农民是门阀地主的部曲、徒附，全部人身都由庄园主支配，世世代代处于农奴地位，谈不上经济上有什么平等、独立的要求。迄于宋代，农民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缚日渐松驰，他们在反抗地主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进一步在经济领域提出要求，完全是合乎规律的事情。

总之，对于宋代社会出现的土地兼并及农民起义提出的新口号，应该看作是封建社会在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现象，它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在新历史阶段的表现，表明了宋代仍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存在着阶级的对抗。不过，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些视为封建社会已“江河日下”的标志和征兆。

三

宋代产生了理学，它究竟说明了当时社会的什么问题？应该如何对其进行评价？在这方面，恐怕更难取得一致意见。目前我国多数研究者认为，理学的形成最明显不过地说明宋代社会已处于僵化、腐朽的状态，迫切需要从思想上维护行将衰亡的封建统治秩序。而由朱熹集大成的理学，是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它从哲学高度论证了地主阶级统治的合理性，强化了封建的纲常伦理，妄图挽狂澜于既倒。因此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成了宋以后统治者的御用工具。

我个人认为，这样分析理学产生的社会原因和评价其历史作用，是值得商榷的。

前面说过，宋代曾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社会生产力有长足的进步，阶级关系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整个社会不是走下坡路而是充满活力地继续向前发展。只是由于金兵南下、土地兼并及下面还要谈及的社会伦理关系混乱等问题，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阻碍和困难，迫切地需要加以解决。因此，有宋一代的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派活跃景象。雕版印刷业的发达，又为这种繁荣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可以这样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又一次“百家争鸣”的时代。它的昌盛兴旺，除了人们交口称赞的“三大发明”而外，还表现为当时政治、思想、科学、文学方面都出现了新潮流，我认为，不妨称之为“四大运动”。这四大运动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政治改革运动、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运动、以沈括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运动和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古文运动！毋庸置疑，这四个方面的运动都是为巩固和改进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其成员都是为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而殚思竭虑。理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故揭露其阶级实质，至属必要。不过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些运动又有它产生的必然性、合理性，它们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过不同程度的进步作用。倘若我们对于王安石、沈括、欧阳修的学说与成就给予充分地肯定和高度的赞扬，而将朱熹的新儒学摈斥入另册，认为它只是谬误与反动的思潮，恐怕是有失允当的。

在一篇短短的文字里，我们无法对博大精深的理学做出全面的分析与评价。这里只想结合宋代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说明它为何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一面。

首先，新儒学的社会基础是品官地主。

前面说过，品官地主取代门阀地主的支配地位，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新陈代谢，是历史的进步。过去许多论者认为朱熹所代表的是大官僚、大地主，或者说他代表的是中小地主，看来理由都是不充分的。事实上，有宋一代的一大批颇有作为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界人物，包括范仲淹、包拯、欧阳修、王安石、沈括等人，都是品官地主的成员。他们原来的出身，有的显赫，有的低微，在跻身品官地主行列后，对宋王朝的政治文化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也往往与最高当权者和官僚集团中的腐败势力形成尖锐矛盾，发生斗争。新儒学可以说是在品官地主内酝酿形成的一种思潮，是品官地主的思想理论体系。它经历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等人，至朱熹时最后完成。朱熹以一布衣，于十九岁登进士第，二十二岁除泉州同安主簿，后知南康、漳州、潭州等地，长期的地方仕宦生涯使他较为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体察民间疾苦，提出过许多匡世济时的政治、经济主张。为实行这些主张，他并不顾及个人安危，始终不渝。譬如，绍熙五年（1194年）宁宗继位，熹被拜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按规定是进讲《大学》，朱熹便利用这个机会敦请皇上：“反复访问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宁宗听后，十分恼怒，斥道：“初除某经筵尔，今乃事事欲与闻！”对他的谏进，全然否定：“朱某所言多不可用；”[23]结果将朱熹逐出宫廷。后来，韩侂胄揽权，进一步打击朱熹，称道学为“伪学”，这时他的处境非常危险，自称“头常如粘在颈上”[24]但他仍不甘沉默，“草封事数万言”，欲再进谏，因弟子纷纷劝阻，方“取奏稿焚之”[25]。朱熹登第五十年，出任中央与地方官只有十二年，生活经历十分坎坷，主要是许多政见与当权者不合，或者触犯了某些集团的利益。从政不得志后，朱熹辄全力从事授业与著述，其学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

其次，理学的产生，直接受到了当时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影响。从人类认识史角度说，这是个巨大的进步。

我们知道，汉武帝时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定儒家思想于一尊，使儒学权威化。但是，这时的儒家思想也就被粗俗化，即只是用神学迷信的色彩加以涂饰。因此到了魏晋时期，儒家的地位便大大动摇。唐代统治阶级希图用提倡佛、道的办法，以代替或辅翼儒学的统治，但未取得成功。这时一些思想家开始醒悟到只有儒家一套经世济民思想，才是治国安邦之本。因此自韩愈始，便积极致力于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的运动，而完成此项事业的，则是宋代思想家。由于宋代科学文化发展高潮的推动，一批思想家才有可能摆脱“天人感应”及“谶纬之学”的神道说教，力求更科学地从宇宙本体上考察世界、说明世界，提出了理、气及其演变规律的学说，使整个儒家学说建立在哲学理性的基础之上。因此，就人类认识史而言，这应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对此，或有论者颇持异议。这里，我们不妨再看看李约瑟博士对理学的产生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见解。他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说，汉代以前“迷信习俗大行于中国，一如所有其他古代文化。占卜、星命学、风水学、相术、吉凶日之选择，火及鬼神之说，皆为中国古代与中古思想家之一般思想背景。”但是，“中国富批评精神之人文主义，到宋代（西元十世纪到十三世纪）而极盛，此时各类自然科学与技术活动力达于顶点，对宇宙探科学观之伟大哲学成就（即理学），亦肇端于此时，此殊富意义。人文主义运动与哲学运动几乎同时开始于十世纪末叶——此时欧洲远不能望中国之项背也。”他还说，宋代确系中国科学最绚烂的时期，“大体说来，西元一○○○年到一一○○年间，是理学先驱相继崛起的期间，其后百年适符朱熹的一生，而该运动的机势则历久不衰，一直延续到宋朝覆亡，约于西元一二七五年。”他进一步认为：“理学家的世界观显然是与自然科学的世界观极为一致。”“富蕴科学物质的理学，此后便与理论、实用科学的各项活动齐头并进，大放异彩。”[26]把上述一番话说得再简明些，就是：宋代自然科学与技术活力达到了顶点，因而出现了对宇宙采取科学见解的伟大成就，即理学。这是当时欧洲所远不能及的。理学家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的世界观极为一致。这里还要说明一下，深入探讨理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非止李约瑟博士一人。日本学者山田庆儿便著有《朱子的自然学》一书[27]，对朱熹的自然科学见解及其哲学思想进行了详密的考述，他称朱熹是“被人们遗忘了的科学家”。李约瑟、山田庆儿等的研究，当然不是海外淡瀛。朱熹自幼年起即爱思索天体的奥秘，成年后注释过丹经之祖的参同契，其著作中颇多天体与气象等的论述，近年在福建还发现了朱熹研究自然科学的遗址和墨迹[28]。凡此种种都表明了理学的产生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关系。

第三，理学的核心是它的政治——伦理学说，在当时具有明显的两重性。

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把朱熹做为哲学家来看待，主要是研究他的理、气观的方法论。这无疑是必要的。平心而论，中国古代真正的哲学运动，是从唐宋理学开始的，理学开创了中国认识史上的新阶段。但是有两点我们也是应该承认的：一、不能用唯物还是唯心做为衡量哲学流派历史作用的唯一尺度，过去那种认为唯心主义一定代表没落阶段利益、一定起反动作用见解，已被无数哲学史事实所否定。关键是要具体分析。二、儒家传统的、基本的精神是务实济世，宋代又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理学的主体与轴心，是其政治——伦理学说。朱熹讲理、讲气，是为了体认纲常伦理的境界，并为之进行论证。朱熹的主要言论，是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提出种种主张，并为实现这些主张而奔走不息。后来因不得志，方转向著述及教育，重点仍是阐述其政治学说。

问题是新儒学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否只起了有些论者所说的“消极、反动的作用”？是否只能一抹到底？我认为不可如此简单化。事实上，朱熹的思想具有明显的两重性，瑕瑜互见。它既有保守落后、荼毒人心的一面，也有合乎事理、启人心智的一面。限于本文篇幅，此处仅举两例以明之。一、在对金的态度上，朱熹坚决主张抗金，这可说是当时最大的是非问题。朱熹在上孝宗皇帝的《壬午应诏封事》中说：“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隐奥而难知也。然其计所以不时定者，以讲和之说疑也。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29]他的门生忆称：“先生每论及靖康、建炎间事，必蹙额惨然，太息久之。”[30]不过，在抗金雪耻的具体方略上，朱熹认为应根据形势采取对策。如他说，北宋时国力强盛，求和是错误的。但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南宋的虚弱，他转而认为不可贸然出兵，应是先自强后北伐。这不是对金态度的变化，他的许多政治主张，都是为恢复失土做准备的。朱熹和当时的陈亮、陆游一样，都是坚定的爱国者。二、在正君心、振纲纪、化风俗等纲常说教上，是最难令人首肯的。其实，这个问题也应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去理解。我们知道，唐末藩镇割据，干戈不息，长达六十余年；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又有五十余裁。这除了给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外，给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带来的混乱也异常严重。诚如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所云：“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相沿为故事，到宋祖已第四帝矣。”“盖自唐中叶以后，河朔诸镇各自分据。每一节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军情，所欲立者即授以旄节。至五代，其风益甚，由是军士擅废立之权。……藩镇既由兵士拥立，其势遂及于帝王。”所以他说：“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陵上替，祸乱相导。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31]又如顾炎武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32]因此，如何避免再度出现政治混乱，维持统一局面，大力提倡廉耻名节，便成了宋代社会面临的严峻课题。宋代许多政治家都慨然于道德之亡，大声疾呼予以整肃。如欧阳修云：“盖得其要，则虽万国而治，失其所守，则虽一天下不能以容，岂非一本于道德哉！”[33]朱熹的纲常伦理思想，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他认为，抗金雪耻、理政恤民都是国之大事，但最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不正。因此，必须端正人心，首先要正君心、正朝廷。他说：“天下事有大根本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34]他极推崇董仲舒所说的一句话：“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除了正君心，便要振纲记、化风俗，他认为纲纪不振于上，风俗必颓弊于下。朱熹提出的伦理规范不全是用来束缚和麻痹劳动人民的，他自己屡屡申言：国之首务是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只有这些人率先诚意、正心、修身，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对治理封建国家所作的基本总结之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相当正确的。

关于如何认识朱熹的政治——伦理学说，笔者另有一拙文[35]，此不多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元、明、清时期，理学被封建统治者加以改造和利用，成了官方哲学。其保守、落后的方面日益突出；进步、合理的因素日益淹没。特别是理学末流，劣迹昭彰，受到进步人士的评击。这说明理学和人类其他政治学说一样，经历了一个发展变迁的过程。我们不可将后代理学的特征与作用，“反串”到宋代理学上面去。

 

 

[①] 《中国通史纲要》第2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四。

[③]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版第一卷，第287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④]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四；《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五；《宋史》卷一八五《食货》下七。

[⑤] 〔美〕费维恺：《宋代以来的中国政府与中国经济》，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⑥] 《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出版。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18、319页。

[⑧] 《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版第一卷第六章。

[⑨]  见《中国通史纲要》第一章。《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载《历史知识》1981年第6期。

[⑩] 《续资治通鉴》卷九七《宋纪·钦宗》。

[11]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上。

[12] 《宋史》卷二三《钦宗本纪》。

[13]  方勺：《青溪寇轨》。

[14]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15]  叶适：《水心别集》卷十一《兵总论》二。

[16] 《中国通史简编》绪言。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9页。

[18] 《翦伯赞历史论文集》第12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 《日知录》“宋世风俗”。

[20] 《日知录集释》“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21] 《象山先生全集》卷八《与陈教授书》。

[22] 《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

[23]  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

[24]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七。

[25]  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

[26] 《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三册，第1、74、231、232、23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27]  东京岩波书店1978年出版。

[28]  高令印：《对朱熹事迹资料考察的新收获》，《哲学研究》1984年第3期。

[29] 《朱文公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

[30] 《朱子语类》卷一○七。

[31] 《二十二札记》“五代诸帝多于军士拥立”。

[32] 《日知录》“宋世风俗”。

[33] 《新五代史》卷六十，《职方考》第三。

[34] 《朱子语类》卷一○八。

[35] 《朱熹再评价》，《中州学刊》198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