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长期以来受到我国广大史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重视。因为它的正确解决，不仅有助于探索我国封建社会的总规律和总特点，而且有助于深入认识历史上的许多具体事物和现象。目前，围绕这个问题的分歧意见还很多，对宋代社会的认识便是其中之一。

当论及宋代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时，多数研究者都将它与唐代相比较，普遍地认为，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它政治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而洎乎宋代，则开始走下坡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阶段。具体说来，宋代在政治上是守内虚外、屈辱求和、割地赔款、长期偏安。在经济上是赋税繁多，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因而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农民起义提出“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这可说是封建社会进入后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文化上，虽有举世闻名的三大发明出现，但又产生了理学，理学是这时期地主阶级思想的代表，它的出现，完全是历史的反动。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宋代的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儒教的主导作用就是为处于停滞僵化状态的封建社会注射强心剂，禁锢人们的思想。有的研究者认为，唐末农民大起义把我国向封建社会后期推进，面对江河日下的现实，理学要挽狂澜于既倒，从世界观高度论证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统治的合理性，等等。

对于这些见解，过去已有一些历史学家陆续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可惜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笔者也感到，如何全面地认识宋代社会的发展程度，辨明它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如何评价宋代社会里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现象，是一个有必要重新加以考虑的课题。故不揣浅陋，献疑于下，冀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宋代社会的全貌，较为复杂，但就主导趋势而言，我认为并不是在走下坡路或处于停滞僵化状态，而是我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还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兹胪举几项标志性特征，稍加申说。

首先，地主阶级继续更新，品官地主代替了门阀地主。

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是剥削、统治阶级，它的状况与作用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时期的社会面貌。特别是地主阶级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阶层，作用尤关紧要。因为在中国，皇帝及其家庭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固然是最高等级的地主。不过在皇权以下，还有一个最有势力，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最能施加影响的地主等级。这一等级，在不同的历史朝代是不相同的，它们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战争的扫荡以及地主阶级内部权力的再分配而有所更迭。所谓地主阶级内部的更新，也主要是指这一等级。譬如，秦汉时期是世家地主，魏晋以后是门阀地主。自唐中叶起，新旧门阀势力又开始削弱，至宋代则有品官地主的完全兴起。何谓品官地主？它的特征是什么？白寿彝同志说：“品官，是因为他们的官阶有一品至九品的区别而得名。品官地主，宋代又称官户。他们占有的土地，因官阶的高下，被规定为五十顷至五顷。在限定范围内的土地占有，可以不承担田税和差役。”[①]虽然，品官地主和门阀地主一样，也有政治身份和特权，也兼并土地。但二者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品官地主没有门阀地主那种世袭特权，他们的土地来源不是像门阀地主那样领受永业田或职分田，而主要是靠自己购买而得（当然也不排除侵占）。品官地主的主要来源不是靠世袭而是靠科举。大凡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不拘门第、乡里，若科考试中，便可获得不同品级的官职，参与掌管各级政府的政治、军事、财政事务。就竭力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言，这个等级的地主和其他地主完全一致，而且其中不乏衣冠禽兽、虐政害民之徒。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从宋代品官地主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人，他们博学多识，通达干练，对社会现实有较切身的认识，富有变革和创造精神，要求在施政中照顾更多等级人的利益，以从根本上维持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他们往往和只顾私家或地方利益的形势户、豪强、富商发生剧烈地冲突，对推动历史前进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譬如，秉公执法、蔑视权贵的包拯，提倡改革、善于理财的范仲淹、王安石，进行深沉之思、独树一帜的朱熹、陈亮等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品官地主的出现，无异给地主阶级的最高等级注入了新的血液，是地主阶级内部进行新陈代谢、仍具有相当生命力的表现。隋唐时期的门阀地主，曾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有某种积极作用，后来才转为腐巧。现在，宋代的品官地主又开始了同样的历程，它促使社会呈现新的活力而不是停滞或衰落。

其次，农民的身份地位有所变化，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是被剥削、被统治阶级，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而这种创造力的大小，往往与他们所受的封建束缚程度成反比。那么，唐宋时期的农民身份是朝着哪种方向变化呢？在门阀制度下，地主阶级按等级世袭占田，广大无地农民做为部曲、徒附，人身受到庄园农奴主的支配，户籍亦注在主人名下，封建束缚是相当严重的。但到了宋代，情况有了较大变化。地主阶级主要靠购买占有土地，佃户做为客户编入户籍，比荫附农民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特别是客户不再被永远地束缚在农奴主的土地上，有了退佃的迁移的自由。如今人经常引用的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诏云：“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折［抑］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年］收田毕日，商量去处，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栏［？］理栏占，许经县论详。”[②]从中可以看出，宋代佃户起移，至少在部分地区，早已发生了。原规定是要取得主人发给的凭证方能他往，结果是常常受到刁难。现在则进一步明确申令，只要每年收获甫毕，客户便可起移，毋庸取得主人凭由。如果主人再行拦阻，政府将对其论处。这道诏令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农民身份史上划时代的文献。当然，它在全国的实施还有一个过程，而且佃农对封建国家和地主的人身依附还存在，除向地主交租外，还要负担丁钱和徭役，所受的剥削仍很苛重。但无论如何，与前代相比，农民身上的封建束缚确有削弱，劳动积极性有了提高，这是宋代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繁荣的重要原因。

第三，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大大超过了唐代。

宋代疆域不如唐代广袤，经济却保持全面、持续地发展。北宋时最高垦田数为五百二十四万余顷（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超过了唐代。宋代粮食亩产量一般在二石以上，在唐代这要算高产标准了；两浙地区，亩产更有高达六、七石的。著名的占城稻在北宋时期传入我国，南宋时江南各地已普遍种植，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因而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南北谷物品种，实现了空前的大交流。茶、甘蔗种植面积扩大，棉花的种植由闽粤延展到江南广大地区，棉织品日渐成为普通人的衣被原料。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大量兴修，“在宋代，至少有496项水利工程收到了效果，而唐代只有91项。”[③]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北方，长江中下游成为了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的繁荣区自五代开始向江南扩展，唐代江南经济的重要性日益显著，迄于宋代则完成了经济重心由北而南的大转移，这就奠定以后数百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格局。除了农业以外，我们不妨再看看几种主要矿冶产品的最高年课额，它也是极能说明问题的：铁——唐代为二百零七万斤，宋为八百二十四万斤；铜——唐代为六十五万五千斤，宋为一千六百六十万斤；银——唐为一万五千两，宋为八十八万三千两；锡——唐为五万斤，宋为二百三十三万斤；铅——唐为十一万四千斤，宋为二百零九万斤。[④]我们至今所常用的两种能源：煤——在当时已大量开采，并且已成了北方民间的主要燃料；石油——已经运用到军事和医药上。此外如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发达，更为人们所熟知。据费维恺等人研究，我国宋代城居人口比例，较清代还要高，这个现象很值得重视[⑤]。在手工业方面，造船、制瓷不用说了，与科学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造纸与雕版印刷业，在质和量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全国形成了许多印书中心，它为文化教育的普及、学术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总之，正如漆侠同志所说，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最前列，是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空前提高，宋代手工业、商业以及城市经济也就以前代未有的步伐而迅速地和较大幅度地增长起来。随着社会生产的全面发展，封建租佃关系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重要地位，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地区，出现了以实物和货币为形态的定额地租，商品货币关系急速地发展起来等等，社会经济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所有这些发展，不仅为前代所未有，而且也远远超过了欧洲诸国两三个世纪之久，只是由于女真贵族、蒙古贵族所代表的落后经济关系的渗透，以及这种关系与汉族大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农奴制关系相结合，成为我国社会前进的阻力。”据此，他强调：“那种认为我国封建社会自宋代即开始走向下坡路的论谈，更加缺乏事实根据而不符合历史实际。”[⑥]

第四，科学文化取得辉煌成就，形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主焦点”。

现在，每个小学生都知道，三大发明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伟大贡献。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强调了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对推动整个人类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巨大意义，我们不能说已经认识清楚了。特别是这三大发明何以会奇迹般地集中在宋代改进、完成、运用，尚待深入地探讨。另外，宋代还有许多其他科学成就，长期以来没得到我们的足够估价，其实，它们的历史价值，并不比三大发明逊色多少。譬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机器工业的物质基础问题，便是一例。马克思说：欧洲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叶，“在工场手工业内部为机器工业做好准备的有两种物质基础，即钟表和磨（最初是磨谷物的磨，即水磨），二者都是从古代继承下来的。……钟表是第一个应用于实际目的自动机；匀速运动生产的全部理论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磨从一开始，从水磨发明的时候起，就具有机器结构的重要特征。……在磨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磨擦的理论，并从而进行了关于轮盘联动装置、齿轮等等的算式的研究；测量动力强度的理论和最好地使用动力的理论等等，最初也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⑦]。这段话很清楚：在钟表的基础上产生了匀速运动理论，在磨的基础上产生了磨擦运动的理论，故云钟表与磨是为机器工业做好准备的“两种物质基础”。那么我国有宋一代情况是怎样的呢？当时，不仅水磨已广泛使用，还有了水转连磨，巧妙地采用了齿轮传动结构。更有苏颂、韩公廉发明的“水运仪象台”，其中擒纵装置是世界上首创的匀速运动机械装置，这是目前世界各国已公认的、当之无愧的钟表的祖先。请注意：欧洲关于钟表问题的著述，直到十六世纪才问世。可见，我国宋代就已把钟表和磨这“两种物质基础”，默默地贡献给了人类社会。如果再加上三大发明等，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进入现代文明所需要的主要科学技术前提，在宋代就已奠定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科学文化的辉煌时代，我们应深深地引以为自豪！在这里，我认为很有必要引述一下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的精确见解，他认为，中国宋代的文化和科学，大大超过了唐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每当人们在中国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国的代数学在宋代达到最高峰”[⑧]。这些话，当然不是溢美之词。除此而外，宋代在文化方面，如史学、文学等，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成就极为可观，这里不用多说了。需要提一句的是，我国学术是在研究理学产生的渊源与特点时，往往强调它是糅儒、佛、道于一家，这固然是对的。但是绝少强调和阐述繁荣的宋代科学文化对理学产生的影响，应该说是个很大的不足之处。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对理学存在片面认识的原因之一。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宋代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已走下坡路，而是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如果说，秦汉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童年，唐宋时代则是它的壮年，是它的成熟期。白寿彝同志近年来也很强调这样一种看法：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明清才是衰老时期。他说：“宋元时代，有人把它划成封建后期，我看是不对的。”[⑨]迄于宋代，中国封建社会还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若没有其它因素的干扰、阻碍，谁能断言中国不会率先踏入近代文明的门槛？

二

但是，历史没有笔直地前进，宋代社会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现象？它们能说明封建社会已处于下坡路了么？

首先，北方牧猎民族的掳掠、侵犯、阻碍和打断了当时社会的正常发展。

在我国今日疆域范围内，历史上曾生息、活跃着众多的民族，他们或者相安无事、和睦往来，为祖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或则干戈相见、吞并侵犯，带来巨大破坏和种种其他后果。民族关系的总趋势是既有斗争，又有融合，在斗争中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各族社会历史的普遍进步，但各族人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在我国西北、东北地区，自古生活着众多的游牧和农猎部落，他们由于人口不断繁衍，消费增多，单一的游牧经济和较原始的农猎经济日渐不能满足生活的需要。自然环境又不断的恶化，如戈壁沙漠南北与广大草原地区出现可怕的周期性干旱，威胁着游牧部落的生存。而且，随着长年的征战与吞并，各部落先后统一并壮大起来，陆续进入奴隶制时代。在奴隶主掠夺本性的驱使下，愈发垂涎中原地区富饶的物质生活，大规模地向南掳掠与侵犯是必然的。如汉有匈奴人，唐有突厥人，宋有党项、契丹、女真、蒙古人，一次甚于一次，一次较一次严重。这种进犯，和中原地区封建社会处于何种阶段并无关系。我们也不应把这种意外的冲突与战争所造成的影响，做为判断当时社会是上升还是下降的标准。

我们具体来考察一下宋代的情况。

在有宋三百二十年间政治舞台上，充满了恩格斯所说的“比较野蛮的民族”的刀光剑影。战争除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破坏、阻滞了历史的正常发展外，对于国家政权的形式与职能，对于社会意识形态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妨看看以下史实：在与西夏、辽、金的鏖战中，宋军多有失利，因而土地被割让，财富像水一样流入这些牧猎民族统治者的帐幄。自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始，至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嘉定和议”止，宋政府前后九次被迫签订或修改割地、称臣、输纳银绢的长期协议。从北宋中叶起，输辽岁币年最高额为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给西夏的年最高额为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输金岁币年最高额为银三十万两、钱百万贯、绢三十万匹。南宋时，向金纳银、绢年额为五十万两、匹，犒军钱三百万贯。那些临时的、一次性索讨，次数与数额亦相当可观。如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十二月：“金遣使来，索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于是大括金银，……又索京城骡马，括得七千余匹，悉归之。”[⑩]还有表示“怀柔”而赐发的币帛，真宗时一次就赐给西夏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11]。至于遭到强行掳掠所失的财富，更难以胜计，仅靖难之变，就使京城“府库蓄积，为之一空”[12]。这些巨额的岁币负担，必然转嫁到广大农民头上，从而激化了当时的阶级矛盾。方腊起义时有段大家所熟悉的话：“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1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宋代农民起义虽多，但包涵着特殊的原因。这些起义固然和统治者的奢靡及土地兼并有关，但主要还是牧猎民族的掳掠侵犯，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造成的。宋代农民起义都是区域性的、小规模的，没有发生以推翻旧皇权为主旨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这说明当时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还没有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事情到此还未止，宋王朝统治者为了抗御牧猎民族统治者的进犯和扑灭农民反抗的怒火，必然增加军队数目和军费开支。宋太祖时，兵力不满二十万，仁宗庆历年间，已超过一百二十五万。王安石推行保甲法后，民兵数额激增，徽宗大观、政和年间，保甲兵达六七十万。故仁宗皇祐年间宰相韩琦云：“今二边虽通好，而西北屯边之兵，常若待敌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14]南宋时，“将兵之官，充满天下，坐靡厚禄。”[15]养兵之费要占国用十之七、八。至于战争直接造成的焚毁蹂躏、生灵涂炭，以及金统治下北方地区生产关系的倒退，屯田军造成的田园荒芜，更是无法胜数。

上述局面的造成，自然也和宋王朝统治者政策上的失误与政治上的腐败有一定关系，但无可置疑，主要原因在金统治者方面。对于这个问题，范文澜同志曾有过如下论断：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初、中、后三个时期，宋代处于中期封建社会后段，它成功地巩固了统一，“政治统一给予手工业、商业以巨大影响，……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很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可是，由于落后的女真族统治者乘北宋政府极度腐败，武力侵占黄河流域，建立起破坏作用很大的金国。”[16]这种分析，是允当的。

我们知道，在世界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落后民族侵袭先进文明地区的事实，经典作家和中外著名史学家对这些战争的性质及后果都有精辟的论述。如恩格斯就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17]在我国历史上，汉族统治者也曾多次侵犯周边的少数民族，对他们实行民族压迫；但西、北方游牧、农猎民族奴隶主贵族发动的掳掠及其造成的后果，也是毋庸隐讳的。目前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战争都不采用“侵略”、“反侵略”等措词，是有道理的。因为侵略云云，是近代国与国之间发生武装干涉与占领时所采用的术语。但是，这种战争的非正义性及其对历史的严重影响，却是我们不能粉饰和修改，不能随意“处理”的。有的论者认为，无论哪个民族的统治阶级，都有资格建立君临全国的统治，因此，各民族统治者发动的战争，我们应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一视同仁”，无可厚非。更有的认为，宋朝政府已“腐朽透顶”，代表了走向没落、衰亡的地主阶级，而游牧民族统治者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其进犯乃至武力征服全国是“历史的进步现象”。我觉得，如此判断宋代的地主阶级与宋代社会，如此看待当时的战争，是大可商確的。针对这种见解倾向，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曾提醒过一句重要的话，迄今值得深思。他说：“用这样一种简单翻案方式处理极其复杂的民族战争，是很危险的。”[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