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政治状况：如前所述，刘邦“刑白马盟誓”所建立的同姓王分封制，虽然巩固了汉政权，但尾大不掉，一些同姓王不服朝廷统治，甚至谋反，这对汉政权的触动非常大。如何对待同姓王分封制，以晁错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一定要依法打击，并予取缔。就是说，同姓王分封制是祸根。另一种以贾谊为代表的观点与晁错很接近，要么“废分封”，要么“众分封”，但都要采用强制手段来解决。这两种做法都违背了刘邦当年“封建亲戚，以藩屏汉”的初衷。事实上，汉初同姓王分封制的弊端只在于封国过大，不在于同姓王分封制本身。相反，同姓王分封制的长处十分明显：天下一家，异姓休想谋逆。而且，秦始皇当年不封子弟，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一呼，天下响应，秦无“藩”可屏，迅即灭亡，是前车之鉴。汉若想使同姓王分封制既能继续发挥“封建亲戚，以藩屏汉”的积极作用，又能和平地解决封国过大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孝”对其笼络和感召。因为“孝”是血缘纽带中凝聚力最强的范畴，大家同祖同宗，“孝”是理所当然，无论是向中央朝廷“尽孝”，还是“以孝推恩分邑于子弟”，大家都心服口服。

汉初的经济状况：经济基础是小家经济。小农经济在思想上的根本要求是以伦理道德范畴做治国思想。汉初的“黄老之治”虽对其有一定关爱，但“黄老”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精神，对小家经济保护不利。如《史记·平准书》说：“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和促进小农经济健康发展，客观上就要求以儒家的“仁、孝” 思想治国。为什么汉代后来“以孝治天下”，没有“以仁治天下”呢？主要是由汉代小农经济的状况和“仁、孝”自身的特质决定的。我们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一直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尽管在西周后期“厉始革典”时就已暂露头角，但真正在整个中国形成气候却是秦汉时期，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才标志其作为一个有生气的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所以，汉代的小农经济仍属小农经济的早期。“仁、孝”作为治国思想虽都源于伦理道德，但二者是有分别的，这种分别来自伦理道德本身。我们今天都认为伦理道德是一个词，没什么区别。其实，在人类初期，伦理是伦理，道德是道德，二者的内涵不一样。伦理专指人们的血亲关系，道德则既包含人们的血亲关系，也包含了非血亲关系。人类最初的社会共同体是血缘家庭，所以伦理关系是人类的初始关系，随着血缘家庭的解体，至少在出现外婚制如“普那路亚”家庭时，才会产生道德。因此，相对“仁”来说，“孝”的范畴更古老。“孝”原是个纯伦理概念，产生于道德出现之前，“仁”则是在道德出现之后的产物。既然汉代仍处小农经济的早期，整个社会还不十分发达，“以孝治天下”比“以仁治天下”，更适合于小农经济的发展。

汉初的思想状况：思想上虽主要以“黄老”治国，但不搞思想专制，允许百家复兴和并存。如惠帝时即下诏“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7]；吕后时又重申：“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8]；文帝时，为了“广游学”，增设《孟子》和《孝经》等博士[9]，还专门派人到伏生处抢救《尚书》[10]；至少在景帝时，已设《诗》、《春秋》博士，当时的辕固生就是《诗》博士、胡毋生和董仲舒都是《春秋》博士[11]；武帝初期，又“置《五经》博士”[12]。汉初统治者对治国思想的探索始终是积极的，在“黄老之治”出现弊端后，文帝曾支持过贾谊“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景帝支持过晁错“削藩”，武帝支持过王臧、赵绾“立明堂以朝诸侯”，但由于怕惹起众怒，这些改革都未进行下去。特别是，晁错“削藩”的失败，连同他所崇尚的“申、商”理论也于武帝元年被罢。[13]汉代统治者经过一番痛苦的摸索，终于在武帝初期发现“孝治”可行，武帝也正是用“以孝治天下”解决了当时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汉代是怎样发现“孝治”可行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来自刘汉政权对汉初“孝治”的成功经验的总结。早在“黄老之治”时，“孝”就是汉代统治者治国的辅助思想。刘邦在建汉之初，曾倡导尊崇“三老”、上其父为“太上皇”[14]；惠帝“令郡诸侯王立高庙”，“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即首次表彰“孝悌、力田者”[15]；吕后“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即“举孝悌、力田者授官”[16]；文帝置《孝经》博士，除继续举“孝悌、力田” 授官外，还“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17]。尤其是十三年，缇萦上书救父，文帝为其“孝”所感动，还下过《除肉刑诏》[18]；武帝一继位，亦下诏说：“古之立孝，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然即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19]即要求严格执行“受鬻法”，使“孝子顺孙得师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只有景帝时期对“孝”重视不够，中央朝廷与各同姓王的关系也最紧张，后期终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平叛后，武帝三年，中山王刘胜等来朝。武帝置酒，刘胜一听到音乐响起便哭了，向武帝诤谏道：“臣闻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则？所托者然也。臣虽薄也，得蒙肺附；位虽卑也，得为东籓，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诗》云“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唯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臣之谓也。”并“具以吏所侵闻。于是上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20]后来，武帝“以孝治天下”的决策当与此有关。     

《孝经》在汉代治国中的地位

理论界主导观点一直认为,汉代自武帝“崇尚儒学”后，主要以《五经》（《六经》）治国。如有人说：“经学是一门包含有丰富哲学内容的古老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是儒家经典，即《易》、《诗》、《礼》、《乐》、《春秋》等《六经》。《乐》有声无书，所谓《六经》实际只有《五经》。．．．．．．汉武帝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教授子弟，称为‘官学’。”[21]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正确的一面，但他把经学只定义为《五经》，再完全用《五经》来说明汉代的治国思想，则是片面的。

必须承认，汉代的治国经典，除《五经》外，还有《孝经》和《论语》。汉人自已讲的也不是《五经》治国，而是《七经》治国。关于《七经》，《后汉书·赵典传》引李贤注说：“《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载，秦宓《与商书》曰：‘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谢承《后汉书》言赵典‘学孔子《七经》’。”今人施宣圆等主编的《中国文代辞典》说：“汉代提倡‘孝治’，贵族子弟先授《论语》、《孝经》，连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合称《七经》。”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只讲汉代以《五经》治国，不讲《孝经》、《论语》是不对的。

在《两汉书》中，记载学过《孝经》、《论语》的人很多。如《汉书》：《宣帝纪》载，孝武皇帝曾孙病已，“师受诗、论语、《孝经》”；《景十三王传》载，广川惠王孙去“师受《易》、《论语》、《孝经》”；《隽疏于薛平彭传》载，宣帝“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後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载，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等。另外，两汉时期，为《孝经》、《论语》作注的人也不少，如何休、郑玄与马融就是三个代表。《後汉书·朱冯虞郑周列传》注引《汉官仪》说：“武帝初置《五经》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其举状曰：‘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可见，汉人确以《七经》为经典。

应当指出，在《七经》中，汉代统治者最重视的只有两经，一是《公羊》，另一即是《孝经》。汉代“崇尚儒学”最流行的一句话是，假托孔子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22]对此，班固在《白虚通·义德论》中解释说：孔子“已作《春秋》，后作《孝经》，何欲？专制正于《孝经》也！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经》者，夫制作礼乐仁之本，圣人之德已备”。可见，《孝经》的地位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这里的《春秋》不是指《春秋经》，也不是指《春秋三传》，而是特指《公羊传》，汉初人经常用《春秋》做《公羊》的代名词。但《公羊传》只在汉初最盛，到石梁阁会议时，它便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谷梁传》也被立为经，平分了《公羊》的秋色，《公羊》也逐渐走向了暗淡。因此，汉代真正一直走红的只有《孝经》。

在汉代，与《五经》比，《孝经》是必读经。《五经》在原则上不要求“兼经”，即《五经》不必都通或一定要通两经以上，只要求通一经就行。《孝经》则是人人都要读，包括儿童和成人、男人和女人、文士和武夫，甚至包括外国留学生。如《汉书·匡张孔马传》载，匡衡曾上疏劝成帝“妃匹”说：“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后汉书·儒林列传》载：章帝时，“自期门羽林之士悉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其实，汉光武时期就曾令“虎贲士皆习《孝经》”；直到三国时，据《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步传》载：“权尝问韂尉严峻：‘宁念小时所闇书不？’峻因诵孝经‘仲尼居’。昭曰：‘严畯鄙生，臣请为陛下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咸以昭为知所诵。”可见《孝经》在汉代的普及程度。

汉代从中央到地方，都设“《孝经》师”，有时还搞研讨。如《汉书》：《平帝纪》载，“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并诏征天下通晓“《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昭帝纪》载，昭帝也诏曰：“《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

汉代上至国家，下至官员，用人都以《孝经》为参照系。如《续汉书·百官志》说：“汉制：以《孝经》试士”；《后汉书·百官》也说：“《孝经》师主监试经。”这是国家的用人政策。《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载：韩“延寿尝出，临上车，骑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议罚白。还至府门，门卒当车，愿有所言。延寿止车问之，卒曰：‘《孝经》曰：“资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驾，久驻未出，骑吏父来至府门，不敢入。骑吏闻之，趋走出谒，适会明府登车。以敬父而见罚，得毋亏大化乎？’延寿举手舆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过。’归舍，召见门卒。卒本诸生，闻延寿贤，无因自达，故代卒，延寿遂待用之。其纳善听谏，皆此类也。在东郡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最。”

汉人教育子女，不论是士大夫还是一般百姓，经常援引《孝经》。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临终前嘱咐司马迁要继承他的事业写《史记》时曾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後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23]；《后汉书·仇览传》注引《谢承书》载：“元人羊凶恶不孝，其母诣览言元。览呼元，诮责元以子道，与一卷《孝经》，使诵读之。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谢罪曰：‘元少孤，为母所骄。谚曰：“孤犊触乳，骄子骂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于是元遂修孝道，后成佳士。” 

更有趣的是：东汉末年张角起义，向栩担心兴兵扰民，便建议朝廷：“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当自灭”[24]；又，宋枭为陇右刺史，患多寇叛，曾设想以《孝经》平叛，建议朝廷：“凉州寡於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25]如今天较有影响的黄梅戏《天仙配》，原型就是汉代“董永遇仙”。董永为什么能遇仙呢？因为他“卖身葬父”，“孝感天地”。可见，《孝经》在汉代已植入了人们的信仰。

综上可见，汉代“崇尚儒学”，从根本上说，是“以孝治天下”。正确认识汉代的“以孝治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能使我们认清汉代“崇尚儒学”的实质，即主要不是《五经》，而是《七经》中的《孝经》。其次，它能使我们认清汉武帝时期政治变革的主要举措，就是确立了用人制度上的“举孝廉”，和下了解决同姓王分封制弊端的“推恩令”。第三，它能使我们认清汉代的“重孝”与后世“重孝”的根本区别，即汉代的“重孝”不是侧重于信仰和伦理道德，而是侧重于政治指导思想。第四，只有正确认识汉代的是“以孝治天下”，才能更好批判继承中国古代的“孝治”思想，进一步完善我们今天的“德治”理论。

 

参考文献：

[1][4][5][11][23]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序、史记·儒林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M].

[2][3][7][8][10][12][13][14][15][16][17][18][19][20][24][25]班固.汉书·张陈王周传、汉书·贾谊传、汉书·惠帝纪、汉书·高后纪、汉书·文帝纪、汉书·晁错传、汉书·景帝纪、汉书·武帝纪、汉书·武帝纪、汉书·高帝纪、汉书·惠帝纪、汉书·高后纪、汉书·文帝纪、汉书·刑法志、汉书·武帝纪、汉书·景十三王传[M].

[6]汉乐府·桓、灵童谣[M].

[9]赵歧.题词[A]. 赵歧.孟子注[M].

[21]张岱年等.中国哲学史通览[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130.

[22]孝经·钩命诀[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