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软实力构建
关于明代郑和舰队的远航，美国学者詹姆斯·霍尔姆斯、日本学者吉原俊井[1]在2006年10期《海军研究学报》联合撰文《海上软实力》指出：“15世纪郑和七下西洋其实是显示了明朝政府对亚洲的企图，塑造了中国的海洋性质和大战略。”[2]要前瞻中国未来的海洋战略，美国必须研究中国的思想家是如何看待其海洋过去及其功能。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的2005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坦承，由于中国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的隐秘性，美国确实很对中国国家战略进行直接透视。2005年度报告在考察了中国的官方政策、战略声明、快速转型的造船厂和防御设施之后，认为五角大楼的分析家应继续关注对此方面的评估。
詹姆斯·霍尔姆斯认为，当代中国官方把郑和远航描绘成装满丝绸、茶叶、瓷器等贵重物品的和平之旅，其实不然。郑和远航是带有进攻性手段的外交行为，一方面北京非常希望减少周围国家对其建设大国野心的怀疑，另一方面，当代的政府领导人希望把民众的视线转向政府早就谋划好的海洋。[3]
国际关系学者把国家力量的贯彻归结为以下几个范畴：外交、经济和军事，第四个范畴就是文化的或所谓的“软实力”。所谓“软实力”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国家、团体或个人通过自身的吸引力而非威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海上软实力》一文认为，郑和七下西洋正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郑和这位宦官是兜售明朝外交政策的理想大使，他的远征确保了明朝成为出现在印度洋上的第一个航海舰队。
霍尔姆斯和古原俊井指出：政变上台的朱棣担心朱允文流亡海外会随时夺权，郑和目的之一就是搜寻朱允文，皇帝也想利用对外贸易来弥补明朝政府连年战乱后亏空的财政，另外皇帝还想恢复并扩大朝贡制度。郑和的宝船上装满了珍珠宝物，给予沿岸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好处换取他们对明朝的臣服。郑和在面对不忠于明朝的政权时，也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军事手段。如在郑和第三次远航时，遭遇了破坏马六甲海峡交通线的海盗，郑和的舰队镇压了广东海盗头子陈祖义的海盗船，屠杀了五千余人，并把海盗头子押送京城受审处死。郑和花费了大量时间才使得马六甲海峡保持通畅。1411年，郑和卷入了一场锡兰（今斯里兰卡）内战，镇压了反明的佛教徒起义，从而确保了锡兰对明朝的效忠。
文章特别关注当代中国政府对郑和的评价和宣传，并从中捕捉当代中国海权发展的信息。作者认为，在中国政府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的背后，隐藏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国日益依赖海路上运输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商品，这促使政府把目光转向了六百多年前郑和开辟的那条水道。大力宣传郑和有助于中国政府运用其海上软实力，减少邻国对中国发展海军的担忧。中国无非就是想达到如下几点目标：唤醒同胞和邻国的记忆，中国曾是海洋大国；顺应政府和平崛起的论调；中国政府经常拿郑和远航与西方的殖民掠夺侵略相比较，反复强调郑和舰队的和平，使命令所到之处受惠。2003年12月温家宝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指出：“郑和把丝绸、茶叶和中国的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但从来没有侵占一寸土地。”总之，中国政府在利用郑和塑造其海洋外交战略。
美国应从中国政府宣传郑和的背后得到什么启示？两位作者认为，首先美国要认识到中国领导人的视线转移到了海上；其次中国的国家战略集中在南中国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这条水道上，中国政府知晓如何运用国家力量来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亚洲沿海国家并非像美国预感的那样，感觉到“中国威胁论”的存在。有学者推测部分亚洲国家将配合中国的崛起，甚至恢复郑和时建立的“朝贡”制度，美国担忧这将从根本上影响二战后建立的亚太地区稳定的局面。[4]
最后作者建议：华盛顿应接受甚至欢迎北京在亚洲海域的领导地位，因为这可以增进中美双方的共同目的。同时，美国要在亚洲构建一个更加连贯的大战略，最大限度地发挥软实力，重整海军力量。
对清朝海军建设的评估
19世纪中叶，清政府对外面临西方坚船利炮的侵略，对内则遭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动乱，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迫使政府设重金打造近代海军。对于这种历史现象，国外学者有独特的观点，他们采取历史比较的方法，对清政府和当代中国政府的海军建设作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论证。
英国学者理查德·怀特在《中国蒸汽海军》一书中认为，清政府早期海军发展有三个重要特点：“中国海军不但用于海岸防御，更重要的是镇压国内太平天国的叛乱；政府惧怕海军力量集中，而实行几支互相制约的舰队；政府倾向购买而不是自制研发顶级武器装备。”[5]怀特指出，激发清朝建设海军的动力主要不是海外的威胁而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需要，这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国内因素对海军建设的重要作用。从清朝的太平天国到现在的“台独”，中国海军一个半世纪多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中国统一，镇压国内的反叛。
怀特还指出，中国海军的另一特点是大量购买外国武器装备，这与中国的科技实力有限不无关系，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投资在海军武器装备上的资金不足。清政府向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购买了大量的舰船和武器弹药，但在关键的海战中仍然不堪一击，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甲午战争时“镇远”、“定远”是当时威力强大的铁甲巡洋舰，但是清朝可怜的人员配置葬送了舰队的前程。在舰队需要维修时，修理厂被占领，以致于舰船无法及时修复投身战斗。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武器进口大国，近年从俄罗斯进口了大量先进的潜艇、驱逐舰等，同时问题也随之而来，例如中国向俄罗斯购买的“现代”级驱逐舰，配备有54枚SS-N-22舰对舰导弹，但国内尚未有能修理该先进舰船的设施，每次船只的保养、维护要到俄罗斯去。令人担忧的是一旦战争爆发，岂有到外国修理维护船只的时间？
美国海权研究专家布鲁斯·伊莱曼在研读了三本关于中国海权的著作后，于2002年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评论》发表书评《中国的新“帝国”海军》，总结了下列观点：清朝时期海军舰队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上海和旅顺，每支舰队都有明确的防御目标。政府把舰队“分而治之”，一直是中国处理海军政策一贯的指导原则，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舰队集中对中央政府的威胁；但另一方面，舰队的分离也导致了海军向心力不足，在关键战役中互相拆台。如在中法战争时，北方舰队坐视法国侵略越南于不顾，导致南方舰队缺少支援，使得清朝丧失了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十年后，南方舰队“以德抱怨”，拒绝支援甲午战争中惨败的北方舰队，清朝完全丧失了制海权，最终使日本攫取了朝鲜和台湾。解放后，新中国的海军组织和清朝如出一辙，除了撤消福建舰队，其他三支舰队还是各成体系，北方舰队针对前苏联、美国、日本、韩国；东海舰队则主要是台湾；南海舰队目标指向对南海有企图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家。[5]这固然减少了舰队集中对抗中央政府的可能，但是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将来对手的实力。
对于海军统一指挥权的问题，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谢刚博士（Srikanth Kondapalli）在《中国海上力量》中指出，虽然当代中国人民海军在舰队分布、海军基地等方面和以前相似，但是中国当代海军却是陆军的衍生物，即在指挥和控制机制、政治工程技术和后勤各方面与以前的海军迥然不同。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对海军享有全权。在当代的中国，舰队之间仍然存在着清朝时的痼疾，南海和北海舰队的人员互调时仍会出现不和谐的因素，地方效忠仍在威胁着中国海军的整体战斗力。[6]
对新中国成立后海权的分析
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迈克德维特在《中国海军，路在何方？》一书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严酷的国际环境，中国选择与苏联结盟的外交政策，在海军建设上也是借鉴苏联的做法。在“文革”时，党中央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投资陆军建设，“海军沦为陆军的养子”，得不到资金的有效支援，处于落后。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典型的内向型农业经济，几乎没有海外贸易成分，而西方的海军建设和外贸有着良性的互动，海军为海外贸易保驾护航，繁荣的海外贸易反过来也给海军建设提供更大的支持。自从和苏联决裂后，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是中国将处于人民战争和全球冲突中，后者主要指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冲突，海军的作用主要是防御外敌从海上入侵。因此，海军的建设同国外相比，远远落后，跟不上国际形势的发展需要。
直到20世纪80年代，海军才被赋予“近海防御”的战略职能，这是由当时任海军司令员有留苏经历的刘华清将军首先提出的。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经济日益发展，海外贸易的份额也呈几何数量增长，迫切需要海军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护航。刘华清要求海军的国家使命从“海岸防御”转变为“近海防御”[7]（p.432）。
刘华清定义了三个对中国利益攸关的“岛屿链”，作为中国海军以后发展的方向。千岛群岛、日本、台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构成了第一个岛屿链。这个岛屿链对中国异常重要，有领土主权、自然资源和海岸防御的职能。刘华清希望有一支海军能维护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第二个岛屿链经日本穿过小笠原群岛和帕劳群岛到印尼，刘华清希望到2020年人民海军能控制这一带地区。第三个岛屿链包括其余太平洋地区，中国有望于2050年左右建设一支全球实力的舰队，最起码能称霸太平洋。
针对刘华清提出的近海防御战略，迈克德维特指出，这种近海防御战略与苏联时期高希可夫海军上将的观点一脉相承，可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苏联海军战略的翻版。但岛屿链设想实施起来却有很大难度，首先海军的现代化作为军事现代化的一部分，并不处于优先地位；其次海军必须在三军现代化中分一杯羹，空军也急需现代化进程；第三最麻烦的是刘主张的岛屿链囊括了美国及其盟国的领域，必将引起美国的反对，造成这一地区局势紧张，而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8]
国外学者对近期中国海权的关注和讨论
国外学者认为马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的海军战略。2004年由福特基金会赞助在北京举行的“海上交通线安全” 研讨会上，中国学者无数次谈及马汉及其制海权理论，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这种论调无疑会引发东亚、台湾海峡和其他战略通道的紧张局势。[9]美国学者霍尔姆斯发出了“马汉在中国还活着，活得还好好的”这样的感慨。
按照一位马汉学派学者乔治·伯尔的观点，“海权论的关键是对冲突的预判。当一国福祉依赖于海运，国家竞争随之而来，这就将导致各国海军之间的竞赛来保障各自贸易的正常进行。”[10]（p.12） 对马汉的信徒来说，海军的重要职能就是确保海上交通线的安全，缺少足够海外基地的商船和军舰，就像是陆地上的鸟，不能飞离海岸太远。照此推测，中国将寻找海外基地来保障商业和投送军力。[11]令美日学者都担忧的是，“中国在沿南中国海到波斯湾的海上交通线上，部署了大量兵力，甚至修建货柜港口、军事基地等。”[12]
霍尔姆斯列举了倪乐雄在《海权与中国的发展》一文中的观点，“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海外贸易比重越来越大，‘海洋生命线’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建立强大海上力量的需要变得越来越现实”， “中国不能因为害怕霸权国家的猜忌，而放弃建设强大海上力量的努力。”[13]霍尔姆斯认为，“如果倪教授的这种观点影响了北京的政府决策，那美国和其亚洲盟国将被迫重新审视中国的海权政策。”[14]
国内研究海权的另一位学者张文木教授，几年前就关注海权对大国的影响，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海权与大国崛起的论文，被国外学者冠以“中国学界的鹰派人物”之称号。他最新发表在2007年《环球》杂志上的一系列文章《大国战略：谁是我们崛起的障碍》、《海权是中国崛起的第一要素》、《美国的朋友永是打不败的对手》中，提出“亡国的那种感觉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等结论。[15]此言一出，便引起国内媒体及民众的强烈关注，国外学者也都在紧张注视发生在中国的海军建设大讨论。
2006年年底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举行、由新成立的“中国海军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能源战略的海洋解读”研讨会上，美国专家就中国的海军建设与能源战略进行了激烈辩论。中国问题专家莱尔·哥德斯泰恩博士认为中国在保障海外的能源安全方面是“敏捷而高效的”。中国在与外国特别是非洲国家打交道时取得很大成功，重要的策略是中国不干涉该地区的政治状况，不过问腐败与人权问题等。哥德斯泰恩博士在发言中强调：“中国海军分析家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国进行能源禁运的可行性。”他引用了发表在2006年10月《现代舰船》上一篇题为《龙之动脉》的文章，文中指出：“中国海军必须计划阻止美军对我国海上交通要道之袭击，中国要着眼于阻止美军截断我石油运输线。更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使美国不愿、不敢也不能切断中国的石油供应线。”[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