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文献与历史典籍

 

反映中华古代文明的中国古代文献，通常是指1911年以前历代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一般也称为古籍。中国的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其数量之多，至今也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据有关专家估计，不少于8万种，也有估计为15万种左右的。下面，先论述古代文献的概貌，然后再考察历史典籍。

（一）古代文献的分类

中国古代，适应图书的日益繁富，产生了一套根据学术渊源、著述流别的图书分类法，逐渐形成为专门之学――目录学。

1、《七略》到“四部”

中国目录学的源流，一般都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算起。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以图书散亡，召刘向等校理各种图书。每校一种，都著录书名和篇名，介绍作者生平及思想，辨别真伪，评说价值，写成叙录，上奏皇帝。后来这些叙录汇集一起，称为《别录》。刘向死后，哀帝命刘向子刘歆续其父业。刘歆综合群书编成《七略》，为辑（集）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数术）略、方技略，著录图书约13000卷。其中，辑略是综述学术源流的绪论，另外六略才是分类目录。《汉书·艺文志》“删其要”，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目录。其类目如下：

六艺略  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诸子略  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

诗赋略  屈原赋等25家、陆贾赋等21家、孙卿赋等25家、杂赋12家、歌诗28家

兵书略  权谋、形势、阴阳、技巧

数术略  天文、历谱、五行、耆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  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魏晋之际，图书分类有了新的发展。三国魏秘书郎郑默根据皇家藏书编成《中经》，因已亡佚，分类不详。西晋武帝时，秘书监荀冒力因《中经》另编《中经新簿》，分群书为四部：

甲部      六艺及小学等书

乙部  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丙部  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丁部  诗赋、图赞、汲冢书

这表明，从魏晋开始，图书分类体系出现重大变革。东晋初，著作郎李充整理图书，“以类相从，分为四部”，编成《晋元帝书目》，“秘阁以为永制”。与《中经新簿》不同的是，它换其乙、丙，“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1]。这是最早以经、史、子、集顺序排列的图书四分法，但四部名称仍是甲、乙、丙、丁。南北朝期间，图书分类大体是四分与七分两个系统并存。官府藏书分类，基本采用四分，多沿袭《晋元帝书目》；私人藏书分类，大抵七分。七分图书目录，以南朝宋王俭《七志》和梁阮孝绪《七录》为代表。王俭《七志》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佛经、道书附见，实为九类。阮孝绪《七录》为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佛录、道录，前四录实际也是经、史、子、集的排列顺序。

唐初，魏征在高祖、太宗两次大规模搜集、整理图书的过程中，主持编制了流传至今的皇家藏书目录――《隋书·经籍志》4卷，把图书分类的方法和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确定了中国文献四方法的主导地位。《隋书·经籍志》第一次正式用经、史、子、集给四部命名，逐渐取代了甲、乙、丙、丁的名称。每部又分若干类，共40类：

经部10类  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图纬、小学

史部13类  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子部14类  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

集部3类  楚辞、別集、总集

道经（附）

佛经（附）

这一分类方法，基本为此后1300年各代官修书目所沿用。清修《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也是以此为基础进行增益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大体反映了我国古代文献发展的脉络。

2、经、史、子、集述评

（1）经部述评

经部的形成，是中国封建社会尊崇儒术的产物。本来，这类图书仅仅是一批古代文献。相传孔子收集鲁、周、宋、杞等国文献，整理出六部书，即所谓“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2]。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反映在学术上是百家争鸣，没有哪一种学说在社会上占绝对的统治定位。秦始皇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但在思想上未成一统。汉武帝时，政治上中央集权，思想上开始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长期一统于儒的局面。“六经”因此被列居古代文献之首。当时以通行文字隶书书写的传世“五经”（《乐》已亡），后来称为“今文经”。秦始皇焚书时私藏的这类书，此时陆续出世，因是用未统一文字之前的篆文书写，故称“古文经”。文字、版本的区别，因门户之见，渐渐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对立学派。今文经学派尊奉孔子，盛于西汉，至西晋末走向衰落。古文经学派崇奉周公，始盛于东汉后期，其后2000年基本处于优势地位。“六经”排列顺序，两派也有争论。今文经学认为“六经”是孔子作以教人的，有微言大义，应按深浅程度为序，主张《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次第。古文经学认为“六经”是周公旧典，应按时代先后为序，主张《易》、《诗》、《书》、《乐》、《春秋》的次第。

《易》本是古代占卜的书，相传有三种：一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是周代的《易》，叫《周易》。各代目录中，所著《易》，实即《周易》。其书分“辞”、“传”两部分，“辞”是释卦的文字，“传”是释辞论卦的文字。全书多涉天地万物变化的道理，包含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书》即《尙书》，指“上古的书”而言，是战国以前各个时代的官方文件汇编。该书是“六经”中问题最多的一部，不仅有今文、古文之分，更有真、伪之别。历代学者，分成两派，各执一端，争论不休。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尙书疏证》，才算是将真伪问题搞清楚。今文《尙书》28篇，不仅记述了当时的重要历史事件，也反映了古代的社会制度、阶级关系，还有古代天文、地理方面的重要史料。

《诗》是西周诗歌的名篇选集，选收305篇，分风、雅、颂三大类。“风”亦称“国风”，多为民歌，反映社会风俗和民情。“雅”为宫廷乐歌，反映部分政治情况。“颂”是祭祀鬼神的颂词，反映其先祖的部分事迹。

《礼》包括《仪礼》、《礼记》、《周礼》，又称为“三礼”。《仪礼》是古代礼仪汇编，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宴享等礼仪程序，从中可以了解古代亲属关系、宗法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统治者生活情况。《礼记》是专门讨论礼制的专集。《汉书·艺文志》称其为“七十子后学所记”。西汉传礼儒生戴德所穿85篇称《大戴礼记》，戴圣所传49篇称《小戴礼记》。“十三经”中的《礼记》是《小戴礼记》。《周礼》最早称《周官》，唐代始称《周礼》。该书主要记载古代官制，是关于春秋战国重要国家周、鲁、宋等官制的汇编。全书六篇，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秦以后失冬官一篇，汉河间献王以《考工记》一篇补入。

《春秋》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的雏型，因文字过于简短，缺乏对史事的完整记述，后来注家蜂起。传《春秋》的有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等五家。汉代仅存“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大体以《春秋》编年为据，记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公》、《谷》二传，专释《春秋》体例和“微言大义”。

汉代因《乐经》已亡，有《易》、《书》、《诗》、《礼》、《春秋》称为“五经”，又以《论语》、《孝经》、小学为读“五经”的基础。唐初，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形成“五经”定本；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成为官方权威解释。同时，将《易》、《诗》、《书》、“三礼”、“三传”合称“九经”。唐文宗时，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刻于国子学。宋代，增列《孟子》于经部，是为“十三经”。由于经学的新变化，至南宋，朱熹极力推崇《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认为是经典基础，为学之本，并亲自作注，称为《四书集注》。由此，经部中又出现了一个“四书”的名目。

如果说中国古代文献中经部的基本著作是“十三经”的话，那么注释、发挥它们的著述则多如牛毛。以《论语》而言，它是后来才列入“经典”的，又不是“经典”中的一流论著，注释、发挥它的书竟达3000多种。这种奇特的现象，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这正是思想一统后的墨守成规和对学术思想限制的必然结果。它使思想理论难以获得新的发展，使学术研究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随着这种书籍的繁多，注释、发挥经典的体裁也是五花八门，并在唐代以前基本齐备。南宋光宗时，选择了有代表性的注释，合刊群经注疏，成为《十三经注疏》。此后500多年，就连注释、发挥“十三经”有成就的著述也几乎绝迹，更加表明思想一统带来的僵化的趋势。清代考据之学兴盛，经部书是其研治群经之作，名为《皇清经解》。光绪时，王先谦又补刻了《皇清经解续编》。

经部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体，不乏糟粕。但其中又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材料，为我们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哲学、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历史学者对经部书的研治，多少也反映了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状况，同样提供了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有用材料。我们应当以严肃认真、科学客观的态度，进行切实的批判总结。

关于史部书，第一节已叙其形式多样，后面还将着重考察史籍的基本系列，此处从略。

（2）子部述评

子部书，起初是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之作。当时，儒家仅是诸子中的一家。汉武帝搞“独尊儒术”以后，儒家重要著作被视为经典，其它各学派的代表作被降到次要地位。但是，由于先秦诸子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陆续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们纷纷阐述各自的种种主张，以应社会变革之需，因而诸子学说的内容包罗广泛，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学，等等，皆有论说。《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略”专收当时各学派的论著，共九家，反映东汉以前诸子学说“各推所长”的情况以及“诸子之言”与“六艺之术”“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的关系。东汉以后，在尊儒的一统形势下，百家之言不得发展，日渐衰落。但科学技术并不因统治思想的一统而停止发展，反映科学技术成就的图书则在不断增多。唐初编制《隋书·经籍志》时，认为《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略”虽为“圣人之教”，“而有所偏”，兵书、天文、历数、医方等也是“圣人之政”，只不过“所施各异”。“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基于这样的认识，《隋书·经籍志》便把《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四略一并归入了子部。这表明唐初是将科技书与诸子书等同看待的，因而扩大了子部著录的范围。概括地讲，子部14家，儒家“纪仁义教化”，道家“纪清凈无为”，法家“纪刑法典制”，名家“纪循名责实”，墨家“纪强本节用”，纵横家“纪辩说诡诈”，杂家“纪兼叙众说”，农家“纪播植种艺”，小说家“纪刍辞舆诵”，兵家“纪权谋制度”，天文“纪星辰象纬”，历数“纪推步气朔”，五行“纪卜筮占候”，医方“纪药饵针灸”。[3]其后，一方面随着集权政治的强化、思想控制的严密，非儒学派或被视为“离经叛道、颠倒是非”，或被指为“怀诈狭私，荧惑视听”，都要遭到严厉的“掊击”、“屏斥”。[4]另方面，又认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5]，科学技术长期不受重视，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鉴于此二者，凡是君子所不为的经、史、集三部之外的书，都纳入子部。因此，子部书在四部中最为庞杂。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对此有一番理论论述，并调整了排列顺序，以儒家（经以外用儒家观点讲学论事以及阐释孔孟学说之书）、兵家、法家（论法制理论之书）、农家、医家、天文算法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术数、艺术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谱录、杂家、类书、小说“皆劳资参考者”，释家、道家二氏为“外学”。同时强调，“儒家尚矣”，其它各家“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变为杂学而已”。[6]

对于子部书的研究，在四部中可谓最薄弱了，同经部的情况出现强烈的反差，这很值得深思和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3）集部述评

不少学者认为集部主要是文学方面的书籍，似有绝对化之嫌。最初，《七略》有“诗赋略”专收诗赋，可以说是文学性质的。南朝梁阮孝绪《七录》有文集录，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图书分类中文集之名始于此。《隋书·经籍志》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略去杂文一类。大约自东晋始，集部书已不再单单是文学作品，而是带汇集性、综合性的个人作品和诸家作品。

按传统说法，中国古代文学有两大源头，一是《诗》，二是楚辞。《诗》被列入经部，剩下只有楚辞。楚辞作为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文学，到西汉不少文人写下类似作品，楚辞便成为全国性的文学。刘向辑录屈原至西汉诸家的这类作品，为《楚辞》16篇。东汉王逸在刘向《楚辞》基础上加进他本人和班固的作品，编成了《楚辞章句》，逐篇注释。宋洪兴祖又撰《楚辞补注》，在王逸基础上一一疏通证明，补注于其后，并多阐发，“于楚辞诸注之中，特为善本”[7]。朱熹认为王、洪二家均详于训诂，未得意旨，特着意阐发意旨，这与理学家注经的精神是一致的。

别集，指个人作品的综合集。《隋书·经籍志》认为“别集，盖汉东京之所创”。《四库全书总目》同意此说，亦认为“集始于东汉”。章学诚则以东汉“文集之名犹未立”，“实仿于晋代”[8]。别集的编辑，有自编、门人后学编及后人、亲朋编。一般说来，自编较之他人所编谨严。自编别集始于六朝，唐末已有专集刊版印行。其编辑方法，有依体裁分为前集、后集的，又有依精粗分为正集、外集的，也有依多少分为全集、选集的，等等。一集中还有内、外，正、续等编排方法。至于别集取名，章学诚也有过评论：“人心好异而竞为标题”，“巧立名目，横分字号”，“遂使一人诗文，集名无数”。[9]

总集，指诸家作品的综合集。作为文学总集，起源很早。《诗》、王逸所辑《楚辞》，便是古代诗歌、楚辞一体的总集。就各体综合性总集而言，《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都以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为始。《文章流别集》分体选集古今文章，并按篇论其优缺点。其书今已不传。现存最早的总集，便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又称《昭明文选》。萧统所选，上起周代，下至梁朝，“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10]者，即收录的是艺术构思深沉、文章词藻华丽的文学作品。全书分文体为38类。《文选》一书对于后世颇有影响，研究它、注释它的书很多，差不多形成专门的“文选学”。后世编纂历代文章或一代文章总集，大都参照、继承《文选》的体例。清康熙时吴楚材、吴调侯所编《古文观止》，也是一部有影响的总集。这种选收文章偏重于文采的做法，在南宋理学盛行的形势下，发生了变化。理学家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旨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而不录”[11]。显然，这是有意识与《文选》对立，试图取代《文选》的地位，但“终不能强行于天下”。

集部书数量多，内容丰富，绝不可理解为文学作品。不少集部著录的诗、文，都含有经、史、子的内容。章学诚认为在是“学不专家”的结果，“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辩。后世之文集，含经义与传记、论辩之三体”[12]。所谓“学不专家”，反映学术的研究深入、范围扩大，是学科交叉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别集、总集在文学研究之外，越来越受到哲学、思想、社会、历史等研究的重视。

文艺理论，如诗文评论及词曲之论等，也在集部，这主要属文学范畴。但自宋代以来，及至明清长足发展的话本、章回小说，在各官方图书目录中均不见著录，这也是中国目录学和古代书史上的一件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