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传统的批判继承

中国史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许多传统。强调继承和发扬者，多谈优良传统，忽视改造革新；偏于批判和扬弃者，则多所否定，意欲另建“新史学”。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20世纪初，梁启超疾呼“史界革命”，全面清算“旧史学”，所指“四弊二病”不谓不深刻！这表明“旧史学”中成传统者并非全都优良。梁启超初步系统论证的“新史学”理论，在当时也不谓不新、不谓不革命。然而，曾几何时，他的“史界革命”呼声便被民国初年的复古思潮所湮没，“旧史学”一度回潮。另一方面，中国史学发展中有不少优良的东西，很难顺利地形成为传统。即使成为传统，也是在漫长岁月中，在尖锐对立下，努力拼搏，艰难迈进的。

1、“实录”理论与修史实践的矛盾

“实录”论，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作为对史书的评价，称某史为“实录”，可以说是最高的评价了。班固评价司马迁《史记》，最先提出这一概念：

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3]

这也是班固第一次提出“实录”的理论，对史学基本要素的事、文、义系统提出要求，即记事翔实，行文准确，旨义存真。在其后的上千年的修史实践中，“实录”、“良史”、“直笔”几乎成了史学家的口头禅，似乎成为一种传统。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理论问题，班固以后进一步从理论上阐发者实在有限！刘知几在《史通》中算是提得较多的，但他主要用于史学批评方面。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虽然用了很多笔墨对史学中事、文、义三者关系有深入阐发，将史学比作为人之身体，“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34]，强调“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35]。但是，他并非以“实录论”为出发点展开论证。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本身就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一对矛盾。

另一方面，自班固提出“实录”的概念之后，又产生出不少以“实录”二字命名的史籍。其中，最大量的便是自唐代开始系统修纂的各朝各代的皇帝《实录》。《实录》的修纂与“实录”理论的矛盾，可以说自有皇帝《实录》，就贯穿始终。“《实录》不实”这句话，反倒成了对中国史学有“直书实录”优良传统说法的一种“传统”批评了。“自古人君皆不自阅史”，如果说唐以前还基本恪守，是一种传统的话，那么到了宋代就开始有所改变，“撰述既成，必录本进呈，则事有回避”[36]。皇帝《实录》屡易其稿，以至南宋孝宗时对北宋史事“各传所信，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家自为说”，成为“千古之谜”[37]。到了明代，张岱更有“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38] 的说法。此说虽有夸大，但其对国史、家史、野史的基本评价，与王世贞、黄宗羲等人的认识大体相仿佛。[39]

重要的理论，良好的意愿与残酷的实际，总是如此矛盾！恰恰在这一矛盾对立中，中国古代的史学缓慢发展着。在众多“失诬”、“失谀”、“失臆”的史籍中，一些以史学为己任的史学家，坚持实录精神，抱着直笔意愿，进行辛勤耕耘，才使“中国的脊梁”的“光耀”没有完全被“掩住”。以班固的“实录”理论衡量，《史记》之后当得起“实录”评价的，便是司马光《资治通鉴》了。就史学发展形势而言，司马光修纂《资治通鉴》大不同于司马迁发愤著《史记》之时。司马迁时的史籍远非司马光时可比，司马迁只嫌文献不足征，要实地采访；司马光则嫌史籍太过，且往往失实，要进行精审考辨，所谓“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而取其“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 [40]。经司马光一班人的苦心剪裁，全书体例严谨，叙事脉络分明又详而不芜，史源虽出自众书而文字风格却如一人之手。钱大昕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唯《通鉴》可以当之”[41]。实际上，这是在以班固关于“实录”的理论盛赞司马光。其后，两“司马”便成为代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两位巨匠，仿效者不计其数。可以说，继承关于“实录”理论与实践的意愿，的确成为一种传统，而作出巨大成绩者则甚微，这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近70年来，唯物史观逐渐成为带指导性的理论之后，一些大手笔“也不可否认存在某些违背实录的现象”：“在纪事方面，有的经不起‘核’的检验”；“在史文方面，夸饰时而有之，粗糙在所难免”；在史义方面，“往往存在‘虚美’、‘隐恶’的现象，似乎一反考据学风而以腾空言为时髦”[42]。要使“实录”的理论与愿望真正成为史学实践和优良传统，需要以史学为己任的史学家世世努力拼搏，代代艰辛耕耘！

2、“经世”、“通变”与“鉴戒”、“垂训”的差异

这都是讲史学功用问题的。谈治史宗旨，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更具重要性。

前面关于传统史学基本特点中已提出史学功用政治化的问题，这在中国史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确确实实是一种传统。但其表现形式又各有异，因而在讲批判继承时不应等量齐观。

鉴戒史学，作为传统史学的主体，以帝王为主要劝戒对象。在集权专制的封建社会里，帝王作为的善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为政的兴衰，可以说它的确触及政治统治的关键。然而，由于它注重的是帝王个人的作为，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多主规谏而略于体要”，即对帝王多所劝戒，而忽视从历史过程本身和反映体制的社会结构变化中探寻为政之道。

垂训，如果说本意是把历史作为训导和宣传的工具，给人以历史教育，包括历史形势教育、历史知识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的话，那么随着以心治史功用的强化和史学思想的伦理化，垂训又往往与“蓄德”混杂一起，把历史作为伦理说教的工具，使人愚昧。

此两项功用，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越到后来结合越紧密。前者以史戒君，后者以史愚民。

以史经世，一般都认为是明清之际针对宋明理学谈心说性，“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43] 而出现的。其实，在《庄子·养物论》中即有“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的提法。中唐前后，便产生了与明清之际内涵基本相同的以史经世的主张和实践。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由盛转衰，人们提出各种“救时之弊”的主张，形成“言理道者众”的风气。德宗时，杜佑纂修《通典》言“理道”，有如下鲜明特点：其一，从“探讨礼法刑政”入手，“不录空言”，即不以儒家经典和历代众贤著论为理论依据。其二，旨在“体要”而不在“规谏”，要通过历史过程本身和反映体制的社会结构的变革来探寻“政理”――为政之道。这不仅对如何探究“政理”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使史学功用也起了新变化。鉴戒功用建立在对前代亡国教训总结的基础上，以求新政权的“长治久安”。垂训功用建立在空言说教的基础上，以历史附会儒家经典、历代众贤论著进行训导。《通典》所显示出的功用，与鉴戒、垂训完全不同，强调从历史过程本身或现存体制中探寻为政救弊之道，显然是要深刻得多！当时就有人称《通典》“警学者之群迷”之处是“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肯定其书“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44]。如果说这是以史经世的先河，那么它应当是社会流弊日积、政治危难当头的产物。由于这一特点，明清之际“天崩地解”，以史经世的主张适应“救弊”的需要，进一步地闪现其光亮。及至近代社会，以史经世几乎成为整个进步史学的共同呼声。

通变，即“通古今之变”，了解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司马迁提出史学的这一重要功用的同时，又强调“承弊通变”。就是说，历史在其发展进程中，必然有“弊”，有“弊”就应有变；对于历史事变，可以通识其轨迹，在现实中适应其变化。中唐以后，随着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流弊日积，通变成为数百年间史学的热门议题。杜佑认为“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45]，纂成《通典》。郑樵有《通志》“极古今之变”，马端临《文献通考》着眼于“推寻变通张驰之故”。司马光“穷治乱之迹”，成《资治通鉴》。这些以“通”字名其书者，几乎都是具有划時代意义的史学名著。

由于变通往往与救弊联系在一起，因而经世、通变这两种功用亦如孪生。它们都注意从历史过程本身或社会结构入手考察演变之迹，寻找救弊之道，比起鉴戒、垂训功用，更具重要意义和进步意义。

3、“史德”与“史才”的关系

强调史学家的自身修养，这是中国史学发展中一致的心声，因而可谓一种千古不改的传统。

班彪最先提出“史才”这个问题，称司马迁为“良史之才”，主要指其记事、行文之才。汉唐之际，一直沿用这一说法，以“良史之才”称赞优秀的史学家。唐中宗时，刘知几从理论上论述了这个问题，提出“史才须有三长”的著名理论。“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不具备这“三长”，就不够史学家的材料，也就不应该担任史官的重任。“史才须有三长”的“史才”，指史学人才。“三长”之一的“才”，指编纂史事、行文记述的才能。其“学”，指史料占有、知识渊博等学问。其“识”，指历史认识、史学理论等水平。“三才”中，他最注重“识”，认为才、学都离不开识。至中唐“道统”说出现，对“良史”提出新的要求，强调“以心不以迹”[46]。随着史学伦理化趋势的发展，到明代则认为史学人才仅仅有“三长”已经不够了，还应增加“公心”、“直笔”，即如胡应麟所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47]

对于这一问题作出进一步阐发的是章学诚。首先，他指出才、学、识三者难兼但要正确对待。“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一人不能兼，而咨访以为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不应以“自擅”而以为高。同时，他又强调“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48] 突出的是，章学诚在“史才须有三长”之外，提出“史德”的问题。他认为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论”“犹未足以尽其理”，“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何为“著书者之心术”？实即胡应麟所说“二善”――“公心”与“直笔”。章学诚将其作为一种道德修养提出，着重于修史者的心术是否正与直，强调慎辨主观与客观，尊重客观，不以主观强加于客观，即所谓“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分清哪些是自己的主观认识，哪些是客观史实，尽量尊重客观史实，不把自己的主管认识掺杂到客观史实中。只要抱着这一态度去努力，虽然不能完全做到，也足以称有“著书者之心术”。另一层是，章学诚看到史学家对待历史是非不能不动感情，因而特别提醒其要尽量使自己感情符合事理，以理性来约束自己的感情，使主管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不然，“违理以自用”，“汩性以自恣”，必然导致“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的后果，因此“心术不可不慎”。这两层意思，既有思想方法修养的问题，又有史学人才个人品德修养的问题。如果说，才、学、识三长是对史学人才业务修养方面的要求，那么“史德”则是对史学人才思想修养方面（包括思想方法和个人品德）的要求。在业务修养方面，识重于才、学，单有生花的妙笔和丰富的知识，若缺少历史观察能力，对历史发展演变就不可能作出正确判断。当然，文字不生动，不能传其史事；史事不丰富，也无从编写。但是，如果“著书者之心术”不正，没有史德，不辨主观客观，便不能如实反映客观历史的本来面貌，难免成为“秽史”。“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又怎么能够发挥史学的各种社会功用呢！[49]

中国古代关于“史才”、“史德”的理论，虽有很大局限，但就强调史学家业务修养和思想修养这一点来讲，仍应当重视。尤其应联系实际，进一步作出科学的理论阐发：在业务修养方面，应当如何改善写作技巧、充实各类知识、提高理性认识；在思想修养方面，怎么才能直而不曲、真而不伪，做到主观适应客观，坚持史学的科学性。

4、考据之学的成就与局限

在治史方法方面，中国更有独具特色的传统，这便是辨伪、校勘、考据之学的极大发展。

辨伪之学，始于汉代。当时，原是通过校书考定古书真伪和时代，因而辨伪一开始便与校勘结合在一起。《汉书·艺文志》基本采录刘歆《七略》而成，以其所载传疑之书考察，可见刘、班辨伪六例。虽然简略，却启示了后人辨伪的一些基本方法。提出有力证据考定某篇确系伪作，始于东汉大经学家马融对《尚书·泰誓》的否定。其后，历代学者都十分注意辨伪这一工作。及至宋代，辨伪之风盛行起来，并取得很多成绩。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第一次把辨伪方法系统起来，提出辨伪八法。近代，梁启超讲“鉴别史料之法”，进一步提出辨伪的12条公例。同时，又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的专著详论辨伪方法。

关于校书，虽然春秋时就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50] 的记载，但大规模校书始于汉代。校书作为学术发展中一项专门事业，也始自汉代。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即是这方面最早取得成就的专家。他们主要是多储副本，以较好、较早的本子作为校勘的依据。其后，官府校书之风，迄至清末，历久不衰，推动着目录学的发展。雕版印刷发明之后，刻书者日多，又出现版本问题。刊本与校勘，亦愈益密不可分。此外，南北朝时，已有用出土实物校订史籍的记载。至两宋，发展为金石专门之学。取金石铭文订正史籍，为治学开了一条新途。清代学者在这方面的功夫，更为切实专精。校勘之学，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晚清，俞樾将其一生校书过程中归纳成的公例，全部写入《古书疑义举例》卷五至卷七，凡37例，差不多古书中的衍文、讹体、倒置、脱落、误改、误解、误增，以及简策错乱、篇章颠倒等现象，全都总结出来了。这是校勘由实践迈向条理化的一种表现。近几十年间，陈垣总结校勘《元典章》的实践，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6卷，凡50例，成为第一部把校勘知识条理化的论著，标志着校勘学在近代学术文化中的发展。

作为校勘史籍的钥匙之一，是关于历代避讳的知识。宋代已有学者开始在这方面下功夫。清代乾嘉时期，周广业写成《经史避名汇考》46卷，可谓一部专门性的巨著，惜其没有刊行。陈垣总结往昔著述，系统整理，略仿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体裁，写成《史讳举例》，举凡82例，成为一部关于避讳的系统研究之作。

至于考据，则滥觞于古代的传注。西晋以下，注史情况越来越多。《三国志》裴松之注包括补缺遗、备异闻、正纰缪、辨当否四项内容，深受考史者推崇。但是，作为治经、治史的重要方法，考据直至清代才专门提了出来。考据成为一门学问，是在乾嘉时期。考据之学，与目录、版本、辨伪、校勘、注训、辑佚诸学密切相关，是这诸多学问的综合运用。一方面，治以上诸学，离不开考据；另方面，不掌握这些知识和手段，又难以达到取材广博，用材精审，训释准确，类例分明，从而保证考据无误。从事考据，一般來说，需要广集资料，鉴别真伪，究明正诂，分类归纳，求得解释历史的史料依据。在上述史料学或文献学的知识之外，还应有逻辑学修养、其它相关的专业知识，如音韵、历律、地理等知识。近代以来，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旧史料解释新发现的材料，补其脱落；用新发现的材料印证旧史料，证其可信，使古史研究得到新的解释，谓“古史新证”，将考据之学推向近代化。陈寅恪的诗文笺证与“民族文化之史”的研究方法，体现了近代考据家极高的史识。陈垣重史源、讲类例，取得多方面的卓越成就，使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趋于条理化、系统化。

    治史方法的发达，与修史制度的演变、史籍形式的多样，表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处于一种知性阶段。重视史料的搜集、排比和考订，强调自身的积累，长于个体探讨（或曰微观研究），再加之孔子“述而不作”以及“作者谓之圣，述者谓之明”[51] 的古训，使中国古代史籍基本以叙述（即描述）的形态存在。这样的一种治史系统，对吸收其它学科成果重视不够，并相对排斥理论分析及概括，逐渐形成一个“封闭圈”，延缓其向理性阶段迈进，不仅无法迎接外界的挑战，就连自身的发展都步履艰难。发挥这种治史系统整理历史资料、考订历史事实之长，并使之由封闭走向开放，从知性推进到理性，则是在批判继承中应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

 

[1]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3]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4] 《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5]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6] 《史记》卷5《秦本纪》。

[7] 《申鉴》卷4《杂言上》。

[8] 《汉纪目录序》。

[9] 《资治通鉴进书表》。

[10] 《进金史表》。

[11] 《隋书》卷33《经籍志二》。

[12] 《唐会要》卷63《修国史》。

[13] 《进元史表》。

[14] 《清史稿》卷500《遗逸传一》。

[15] 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全唐文》卷686。

[16]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17] 《汉书》卷88《儒林传》。

[18] 《后汉纪》卷26《后汉纪序》。

[19] 《新五代史》卷60《职官考》。

[20] 卲雍《皇极经世》卷11《观物篇五十五》。

[21] 杨维祯《辍耕录》卷3《正统辨》。

[22] 《四库全书总目》卷46《正史类》。

[23] 《廿二史考异》卷81。

[24] 《元史》卷26《仁宗纪三》。

[25] 《明史》卷296《孝友传》、289《忠义传》。

[26] 《文史通义》卷5《浙东学术》。

[27] 《清儒学案序》。

[28] 宋敏求《长安志》卷6《史馆》。

[29] 《唐会要》卷63《史馆上》。

[30] 《宋书》卷93《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儒学之外立玄、史、文学，“凡四学并建”。

[31] 《四库全书总目》卷51《杂史类序》。

[32] 《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12页；《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第92页。

[33]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34] 《文史通义》卷6《方志立三书议》。

[35] 《文史通义》卷3《史德》。

[36] 《欧阳文中公集》卷108《论史馆日历状》。

[37] 李焘《进长编奏状》（隆兴元年），《文献通考》卷193《续通鉴长编举要》条引。

[38] 《琅环文集》卷1《石匮书自序》。

[39] 王世贞《皇明名臣琬琰录小序》云：“国史，人恣而善蔽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家史，人谀而善

  溢真”。然而，“叙典章”、“ 徵是非”、“缵宗阀”，又“不可废”。

[40]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63《答范梦得》。

[41] 《潜研堂文集》28《跋柯维骐宋史新编》。

[42] 施丁《中国史学的传统与维新》，《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43] 顾炎武《日知录》卷7《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44] 李翰《通典序》；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

[45] 《通典》卷12《食货十二》“论曰”。

[46] 皇甫湜《编年纪传论》，《全唐文》卷686。

[47] 《少室山房笔丛》卷5《史书占毕》。

[48] 《文史通义》卷4《说林》。

[49] 《文史通义》卷3《史德》。

[50] 《国语》卷5《鲁语下》。

[51] 《论语·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