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文化遗产，并且以史学的发达和文献的浩瀚著称于世。史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则是反映中华文明的物质宝库。二者互为表里，拓印下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艰难步履和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辉煌足迹。

系统而科学地批判传统史学，系统而科学地整理古代文献，是繁荣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以及整个学术文化的基础。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这方面，我们曾经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并正在经受着新的严峻的考验。

 

一、传统史学与史学传统

 

作为人类文明的四大搖籃之一，中国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相比，起步较晚，史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也相对落后，大约与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明同步。但是，史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中外各国所经历程大体一致：自有人类社会起，就产生了最初的历史意识；人们对于过往的大事，通过口耳相传，并辅以象形文字帮助记忆，形成关于远古的传说；这种原始的历史观念和流传方式，便成为历史记载的前提。其后，人们渐渐能够以文字将头脑中的东西用书面形式表达出来，并将杂乱无章的思想发展成为理性思维，出现了历史著作。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完成西方第一部史学名著《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比我国的《春秋》晚将近半个世纪。而另一名著――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约与我国的第一部完备的编年史《左传》同时问世。《春秋》、《左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固然影响巨大，但它们仅仅是中国奴隶社会史学的最高成就，尚不足以代表中国传统史学。如果说略早于司马迁的古代欧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通史》为西方史学史中第一个高峰，与班固同时的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希腊罗马名人传》）是古希腊、罗马最著名的传记，那么他们的巨大成就显然没有在西方史学发展中形成传统。而在中国，恰恰从《史记》、《汉书》起，史学的发展延绵不绝，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传统。我们今天讲中国的传统史学，主要指由司马迁、班固开创，一直延续了2000年的封建史学。

（一）传统史学的基本特点

在2000年漫长的历程中，中国的史学形成自己诸多的特征。就整个国际史学发展而言，史学功用政治化、史学思想伦理化、官修史书制度化、史籍形式多样化，无疑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基本特征。

1、关于史学功用政治化

史学功用问题，实际是治史宗旨问题，也即研究历史的目的与任务。

早在孔孟时代，就十分重视史学的功用，因而才有所谓“春秋大义”、“春秋笔法”之说。真正以史学著述系统而完整地表达自己对史学功用认识的是司马迁，这就是人们经常引用的《报任少卿书》中的那段话：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

完整地理解这段话，至少包括下述五个方面的意思：

其一，广泛搜集、精审考辨史料，保证叙事翔实准确，既不夸大其词，又要揭出真相，如班固称赞《史记》那样，“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

其二，在搜集、考辨史料的基础上，“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是司马迁作《史记》的最根本的目的，充分反映了他对史学功用的认识。“成败兴坏”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内容，这里司马迁又提出“稽其理”的问题，即不仅叙述“成败兴坏”的现象，更要探寻政治成败的根本原因，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具体来讲，从《史记》各篇叙述中又可分作四点。第一点，“辨是非，故长于治人”[3]，即通过研究历史辨明大是大非，以利于帝王进行长久的统治。第二点，“居今之世，治古之道，所以自镜也”[4]，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为鉴戒，取得为政资治之道。第三点，宣“明主”，载“圣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5]，歌颂现实，反映时代。第四点，“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6]，强调史学的教化作用。

其三，探讨天和人的关系、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这一当时争论不休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清理已被神化了的上古史，清理已附会或渗透到人类社会史各个方面的神意。通过对人事的分析，说明天道不可信。

其四，总结历史演变之迹，探寻历史发展趋势。这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密切相关的，即通过考察成败兴坏的道理，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必须做到“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弊通变”。即全面考察历史全过程，发现矛盾向对立面转化的苗头和关键，从社会弊端中预见其变化趋势。

其五，“成一家之言”，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独创，开拓学术文化的新局面。

司马迁之后，搜集和考辨史料，作为一种治史的基础，为绝大多数史学家所继承，并逐渐形成考据之学。天人问题、古今问题虽然仍是其后史学的重要内容，却很少被作为治史的目的提出来。“成一家之言”，几乎只是后来的史学家的一种意愿而已。就史学功用而言，主要集中在“成败兴坏”方面，多注意为政得失了。东汉以降，史学在“成败兴坏”、为政得失方面的功用，分别朝着三个方面发展起来。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的以古鉴今功用，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发展最充分。东汉末年，荀悦提出“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7]，并著《汉纪》以西汉一代“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8]为当权者提供鉴戒。唐初魏征主持修史，更明确地提出“取鉴于亡国”，要从前代“危”、“乱”、“亡”的教训中求得本朝“安”、“治”、“存”。《资治通鉴》“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9]，把中国古代史学的鉴戒功用推向了高峰。宋代以后，各朝各代修史都强调“善吾师，恶亦吾师”[10]。鉴戒史学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体，一贯到底。

与鉴戒功用相辅并行的，一是“绍明世”、“载盛德”，一是治心化民。

班固认为《史记》把西汉一代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厠于秦项之列”，不能“宣汉”之美，为申述“汉绍尧运”，“追述功德”而著《汉书》。而后，分裂割据政权“缀述国史”，完全是为了“推奉正朔”、“假名窃号”[11]，以表示各自政权的正统地位。大一统政权修史，则强调“盛业宏勋，咸使详备”[12]。北宋中期以后，“正统”问题日益成为史学中一个注目的论题。到了元代，其史学虽不甚发达，但对“正统”问题的争论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代。明修《元史》，强调明政权的建立是“奉天承运”，“绍百王之正统”，甚至不惜为封建政权的没落哀唱挽歌，“实既亡而名亦随亡，独谓国可灭而史不当灭”[13]。及至20世纪20年代末，《清史稿》依然在大肆宣扬清政权的建立是“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14]。开馆之初，正是为了复辟帝制的需要。

中唐以后，随着封建盛世成为过去，与“绍明世”、“载盛德”这一功用相辅相成，以史治心的功用被强化起来。此后，修史的目的被简单化为“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15]。史学随之逐渐转而注重伦理道德的修养。

2、关于史学思想伦理化

贯穿中国古代社会的，先是以氏族血缘为纽带、后是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法观念。它不仅对古代哲学思想有着明显和直接的影响，而且深深地渗透到史学领域内。

《春秋》作为“礼之大宗”，只不过是企图遏止“君不君、臣不臣”的发展趋势。《左传》“以周礼为本”，但表现出来的是在天子、诸侯、卿大夫关系中取折中态度。真正把“君君、臣臣”同“父父、子子”结合起来，用伦理道德的形式使“封建等级”和“人身依附”关系固定下来，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最高道德标准，则始于西汉。尽管此时“论大道”可以“先黄老而后六经”，但司马氏父子都认为“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因而，司马迁更进一步论道：

不通礼仪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16]

这表明司马迁也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自觉不自觉地，宣扬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念。随着统治思想的选定，儒学被立为“国学”。到东汉，班固则认为“六经”是“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至致治之成法”[17]。因此，《汉书》不仅综括西汉230年的“行事”，而且“旁贯五经”，把伦理天命思想贯透到修史之中。两晋以下，更把发扬伦理纲常视为史学的基本任务。袁宏提出，“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所谓的“名教”，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君臣父子，名教之本”[18]。中唐以后，新起《春秋》学与道学先驱提出的“道统”说合流，极大地影响着史学的发展。北宋理学形成，更使史学思想的发展趋向伦理化。如果说南宋初还有程朱学派与浙江学派之争，那么随着理学一统地位的确立，南宋以后史学的发展则开始踏上理学化的道路。北宋时的官私修史，已都强调“一本于道德”[19]，有所谓“善化天下者，止于尽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尽德而已；善劝天下者，止于尽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尽力而已”[20]之论。在辩正统的论争中，亦以“天理人心之正”为划分正閏的主要标准，甚至认为“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21]。由此，元修《宋史》“大旨以表彰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22]，并在《儒学传》“推崇程朱之学”，发扬“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23]。明修《元史》，竭力宣扬元代诸帝“通达儒术”，强调“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24]。清修《明史》，更把“忠孝义烈之行”视为“扶植名教”，“敦厉末俗”，维持纲常，系于王政之首务。[25] 史学思想日益伦理化，导致史学著者多“空言义理”，“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26]。民国年间，配合复辟帝制，掀起一股复古思潮，大讲什么“以史证经”，宣扬君臣父子“大义”。此间，史学的目的可以用徐世昌的话作概括，“因学以明道，修道以为教，冀以端本善俗，范围曲成，凡属斯民各尽其天界之聪明，尊所闻，行所知，皆优游于礼让道德之中”[27]。

史学思想伦理化与以史治心功用的强化，两者同步发展，相互为用，使中国的传统史学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发展，更趋服务于帝王、服务于权势，渐渐作为政治斗争的附庸而存在了。

3、关于官修史书制度化

中国古代修史制度，即官修史书制度日益完备，这在世界各国史学发展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中国传统史学也最具御用性。

人类社会初始，在一些文明古国都出现过充当神、人媒介的“史官”，并逐渐产生出传播史事的“史”、“瞽”。其后，随着史的政治功用的加强，中国的史官制度开始显现出特有的发展趋势。春秋时期以前，周王室设立职掌不同的史官多种，协助政务、记录时事、起草公文、掌管文书。直到东汉，史官与星历官始终是合一的。东汉起始，兰台与东观这两个收藏历史资料和国家档案的机构，才成为官府修史的基地。魏晋以后，置著作郎、撰史学士，算是有了正式负责修史的官员。南北朝时，开始出现修史局和公卿宰相监修国史的情况。

从唐代开始，建立起修撰前代史和编纂本朝史（即“国史”）的两项制度。修前代史，自班固始，《汉书》、《宋书》、《魏书》等都是奉诏修撰，《三国志》、《后汉书》纯系私修，而《南齐书》是启准私修。唐初诏修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组成一套修史班子，由宰相总领监修、副相“总加撰定”，专家对各史“总知类会”，完成由私修向官修的过渡。从此，各朝各代在其建立起政治统治之后，都要将修前一代或数代政权的史书作为重要的思想文化建设来抓，皇帝颁诏，宰相监修，著名史家集体修撰，形成“国灭史不灭”的传统。

在建立官修前代史制度的同时，唐初还“别置史馆，专掌国史”[28]。史馆置于宫禁之中，由宰相一人或数人监修，组织包括修撰、直馆及各类辅助人员的一套常设班子。经过总结和积累，又形成搜集史料的完整条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29]。宋代有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修史机构分工更加明细。元代始有翰林兼国史院之称，开明清两代翰林院兼修国史之制。从唐代开始，纂修国史逐渐形成一定程序，即皇帝在位时依据起居注、时政记等编成日历，皇帝死后即依据日历及史馆各有关资料编成实录，以后再根据实录等纂修成本朝国史。搜集史料、记述史事、编纂实录，自唐至清，成为定制。每一个皇帝一部实录，接续不断，构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基本的史料系列。国史的纂修，唐、宋、辽、金，时修时辍，没有能够形成一部完备的国史。元代以后，则只有实录而无国史了。

以上两项基本修史制度配合，自五代起，每一新建政权都充分利用前代各帝实录、国史等原始史料，修撰前代史，先后撰成《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使中国在世界史坛上独具一套前后相续的“卄四史”或“卄六史”。

4、关于史籍形式多样化

各国史学早期的著作，基本都是记言和编年两种形式，中国也不例外。随后，中国同西方文明古国先后出现通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李维的《罗马史》。《罗马史》是一部古代罗马的编年体通史，《史记》是一部古代中国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之后，中国史学发展中，开始了编年、纪传二体“角力争先”的局面，这是西方史学发展中不曾有的现象。经魏晋南北朝，中国不仅史学愈益扩大范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儒、玄、文三科并列 [30]，而且史籍还取得仅次于经典而居第二的地位。唐初魏征修《隋书·经籍志》，总结了此前史书的发展，将史籍分为13类，大体为后世沿袭。其中，除开纪传、编年两种体裁外，有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目录）等。有唐一代，史评、典志、实录、诏令等又有新发展，逐渐形成类目。宋代新产生出纪事本末、纲目等体裁，史评、史钞进一步发展。至清，又有学案等形式的学术史。《四库全书总目》分史部为15类，即根据当时的情况将史籍区分为15种主要形式。它们是：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正史，以纪传体记述各朝代历史的正统史籍，专指“卄四史”，是研究中国历代政权的最基本的史书系列。

编年，以时间先后为序记述史事的史籍，以《资治通鉴》为其杰出代表，也形成一个贯通古今的基本系列。

纪事本末，以纪历史事件始末为编写原则的史籍，或一书具诸事始末，或一书仅记一事始末，也有一个从古至清的系列。

别史，有别于正史与杂史的史籍。这一类书，不是以体裁划分的，因而“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大体上可以认为，别史是私人所作又未列入正史的史籍。

杂史，更为庞杂，主要指“事系庙堂，语关军国”的“非一代之全编”、“只一家之私记”，“足以存掌故、资考证”[31] 的史籍。这类史籍，与别史、传记、纪事本末乃至小说家言颇有牵连难分之处。

诏令奏议，为诏令专集、奏议专集。其奏议编入本人文集者，以文集著录，不入本类。

传记，记述各类人物的史籍。叙一人始末者，称为传；记其人一事始末者，称为记。又有圣贤、名臣、名人等区分。“合众人之事为一书，亦传类也”，称为总录。

史钞，摘抄史部书的史籍。有专抄一史的，有合抄众史的，有离析而编纂的，有简汰而刊削的，有采摭文句的，等等。

载记，记述中央政权以外割据一方的偏霸政权之事的史籍。有记历史上小政权历史的，有叙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有关于农民起义的，也有属地理方面的。

时令，记录有关时令节序的书，多属今天的农业气象学范围。

地理，古代的地志，包括宫殿、总志、方志、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等方面。

职官，记载职官、官佐的史籍，包括讲为官之道的书。

政书，记载典章制度的史籍。它将以前分类中的旧事、仪注、刑法等项纳入本类，又曾入邦计一项，即财政、交通、盐法、钱法、冶炼、关税、救荒、垦荒以及保甲法等事关国计民生的载籍。其军政一项，为养兵之书；论用兵之书，入子部兵家。法令一项，为律令；论法治之书，入子部法家。

目录，反映古代图书发展演变的官私著录。

史评，评论史事和评论史籍的著作。

史籍分类繁杂和形式多样，不仅反映中国史书编纂体例日趋谨严，而且表现出史家治史的愈益精细。

上述四项基本特点相互作用，造成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一种畸形趋势，即史籍形式多样而史学思想日渐僵化。表面看来，著述宏富；深入进去，却如鲁迅所说，“大家又唱老调子”。一方面，“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另方面，“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作为“中国的脊梁”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光耀”[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