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来看，变化与发展是《天演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严复在本书上卷第一篇的题目就是“察变”，开宗明义地突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处于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宇宙也处于不断变化的“天演”过程中。所以“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而“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这里的“天演”，并非指简单的“变动”，而是指由单纯到复杂，由流变到凝聚，由笼统混乱到定形分类的演变规律。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严复坚持斯宾塞所主张的“物由纯而之杂，由流而之凝，由浑而之画”的演变规律，坚信宇宙万物，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进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而这种演化的来源是物体自身的运动，由于事物内部引力与斥力相互矛盾，促成事物不断发展。他强调物质与力的紧密关系与相互作用是“天演最要之义”，并列举动植物、气候、彗星乃至地球与人类社会等方面的例子，来论述这一观点。这就具有了某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强调事物的变化与发展，对于封建社会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但是，严复坚持事物发展变化是由内因的“杂糅”导致，同时却又认为事物发展的快慢取决于外界环境的影响，他在卷上导言十六《进微》篇中说：“物形之变，要皆与外境为对待。使外境未尝变，则宇内诸形，至今如其朔焉可也。惟外境既迁，形处其中，受其逼拶，乃不能不去故以即新。故变之疾徐，常视逼拶者之缓急。不可谓古之变率极渐，后之变率遂常如此而不能速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变化是外部环境“逼”出来的。只看到事物变化的外部原因，看不到外因只能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种事物发展的外因论，是机械唯物论的表现。
在《天演论》的译文尤其是案语中，严复都贯穿了进化论的基本原理。他认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社会，都同游于“天演”之中，物竞天择则是“天演”的公理所在，是任何生物种类包括人类在内所不能抗拒的铁律。在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必须“竞争生存”，只有“最宜者”才可以免于淘汰；在国际社会中，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必须“竞争生存”，只有“最宜者”才可以免于淘汰。从理论角度而言，在“物竞天择”的所谓“天择”中，又有自然淘汰与人工淘汰两种方式。所谓自然淘汰，就是在竞争中，听任某一物种自生自灭；所谓人工淘汰，就是在物竞中可以经过人工即人的主观努力，使不适于生存的生物，得以生存与发展。同理，经过人的主观努力，也仍可以使自己的种族或民族保持下来，并且加以发展，使自己的民族与国家，仍有无限光明的前途。严复认为，当时的中国应该避免自然淘汰的结果，力争以人力战胜自然规律，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他看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侵略中国，就是因为他们能不断自强，不断提高“德、智、力”以争胜。因此，中国人再不能妄自尊大，而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正处于亡国灭种的严重关头，只有发奋图强，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晚清皇朝统治阶层无能、政治腐败、对外屡遭欺凌的情况下，严复用这本译作，有力地分析了中国的现状，并充满希望地指明了社会的前进方向，即我们应该顺应“天演”规律而实行变法维新，使社会由弱变强，否则就要沦于亡国灭种而“无以自存，无以遗种”。就这样，严复通过《天演论》的翻译，将生物进化论的原理提到哲学世界观的高度，用以分析现实问题，从而为中国人介绍了以近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应当指出的是，生物的进化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各有其特殊规律，用进化论说明社会历史现象，必然会否定阶级斗争，否定社会的根本质变，从而在理论上陷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泥坑。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殖民者侵略弱小民族，与自然界弱肉强食、物竞天择混为一谈，实质上是为强权主义提供理论根据。在当时，过于强调进化论，即是在客观上为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这种理论，帝国主义侵略、甚至消灭殖民地人民，不仅在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道义上也是应该的，因为殖民地人民在“竞争”中失败了，这就证明他们不“宜”于生存，应该被淘汰；帝国主义在“竞争”中胜利了，弱肉强食，他们不仅能生存，而且统治别人也是应该的。但是，在面临外国侵略，瓜分危机近在眉睫的情况下，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规律出发，强调团结起来反抗侵略者，就必然成为激励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理论武器，而进化论在晚清知识分子中也确实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二）“人定胜天”的天人观
1、唯物论的哲学倾向
严复在《天演论》中对中国古代乃至西方思想史做了阐发，提倡唯物论，批判唯心论，给近代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它进一步阐发进化论，宣传维新救国提供了理论依据。
严复对哲学史上存在的唯物与唯心两大学术派别有着明确的认识。他指出，哲学史上始终有“言学”（唯物主义）、“言教”（唯心主义）两大派的对立共存。“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言学者期于征实，故其言天不能舍形气；言教者期于维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天演论》卷下论十六《群治》）。由此可见，他对“言学”是赞成的，而反对“期于维世”的唯心论。
严复对历史上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等十分推崇，对孟轲、韩愈、程朱陆王的唯心论则痛加驳斥。严复赞扬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并批判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他说“争且乱则天胜，安且治则人胜。此其说与唐刘、柳诸家天论之言合，而与宋以来儒者，以理属天，以欲属人者，致相反矣”（《群治》）。这表明，严复把社会的“争乱”和神学联系起来，而把社会的“安治”和人力的作用联系起来，从而包含有否定神学，强调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与此同时，《天演论》还将古希腊唯物主义者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介绍到中国来，此书卷下论十一《学派》篇的按语中说：“德谟吉利图者，希腊之亚伯地拉人，生春秋鲁、哀间。德谟善笑，而额拉吉来图好哭，故两人号额拉为哭智者，而德谟为笑智者，犹中土之阮嗣宗、陆士龙也。……又黜四大之说，以莫破质点言物，此则质学种子，近人达尔敦演之，而为化学始基云。”同篇还介绍了希腊唯物主义者赫拉克里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额拉吉来图，生于周景五十年，为欧洲格物初祖。其所持论，前人不知重也。今乃愈明。而为之表章者日众。按额拉氏以常变言化，故谓万物皆在已与将之间，而无可指之今。以火化为天地秘机，与神同体，其说与化学家合”。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严复在宣扬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完全陷入这一理论上的泥坑中。他虽然承认人类社会同生物界一样，有着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却突出地强调人类对改造自然的极大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赋于中国古代“人定胜天”思想以新的内容。他在《天演论》中提出了“与天争胜”的思想，并用西方富强的事实去论证“与天争胜”的必要性，用以鼓舞人们奋勇前进的志气。
2、“与天争胜”、“以人持天”
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天人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至少从春秋战国起，人们对它的探讨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积极成份。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宋、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家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人定胜天”说，强调人谋胜过天算，只要人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团结战斗，就一定能够战胜自然。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些认识并没有超出传统的天人学说的范围，从而不具备近代科学意义。西方生物进化论所主张的“人猿同祖”说，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人类不是超自然的天主创造物，而是受生物进化论的规律支配，从而否定了宗教神学的创世说。严复的天人论就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
从《天演论》的具体内容来看，它的天人观的具体论述，是与严复对赫胥黎、斯宾塞的比较研究交织在一起的。
赫胥黎和斯宾塞同为自然科学家，也都主张达尔文的进化论，但在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两人的观点却截然不同。前者主张“社会的伦理进展并不依靠模仿宇宙过程，更不在于逃避它，而是在于同它作斗争。这样使小宇宙对抗大宇宙，并且使人征服自然以达到他的更高目的。”后者则主张“任天为治”，“事迟速不可知，而人道必成于郅治”。对于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华民族来说，更需要哪种理论为斗争武器，严复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在《天演论》的自序中明确指出，自己翻译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激励国人奋起救亡，以便为“自强保种”的大业做贡献。
在《天演论》中，严复着重介绍了赫胥黎“人治天行，同为天演”的理论，这是赫胥黎思想中积极的一面。他指出，园艺、建筑、种植、畜牧以至道德伦理、社会群体、国家机构等等，都是人类历史的创造，同时也是与自然作斗争的成果。这些成果一方面激励着后人满怀信心地建设更美好的明天，一方面也展示了人对自然规律有着能动性；人治与天行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人治天行，不得同为天演”，人与自然虽然有着绝对的对立性，但人在这种对立面前不能退缩，只能勇敢地与之做斗争，改变现状，争得自己的利益。这是人类与动物间的一个差别。他还以园艺业为例，说明在与自然作斗争时，必须科学地认识事物本身的规律并顺应它利用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且乐观地认为，人类自身的创造性可以使梦想变为现实，未来社会如果存在“乌托邦”的话，那一定是“尽力于人治”的结果，而不是“任天行之自然”的例证。
在《天演论》的按语中，严复对赫胥黎的原著，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做了理论上的发挥。他以普遍进化的观点为基础，极力强调“人为”的能动作用，宣传“人巧足夺天工”的观点；他甚至在《天演论》卷下论十七《进化》篇，几乎完全抛开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原文，大声疾呼“与天争胜”，从而把天人关系论证推向了高峰，并带有了某些唯物主义的倾向。他认为：“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法天行者非也，而避天行者亦非。夫曰与天争胜云者，非谓逆天拂性，而为不祥不顺者也”（卷下论十七《进化》）。他将天人之间的对立与高下，区分得如此明确，并将“与天争胜”作为惟一的救国之途，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非常宝贵的价值。
严复还用西方富强的事实来论证“与天争胜”的必要性。他认为，欧洲百余年来之所以富强称最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控制了自然界。由此推及世界各地，“胜天为治之说，殆无以易也”。他举美洲及澳洲印地安人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而日益败落的事实为例，告诫当时的中国人奋发图存。并指出人类社会的斗争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无论有什么困难挫折，只要充分发挥“人治”作用，就一定能改造自然，变劣势为优势，在生存竞争职获胜。由此不难看出，他的认识已经超出了赫胥黎在理论上的论述，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号召力了。
《天演论》除了论证“人定胜天”的古训以外，还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研究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严复认为，人对外部环境表现了与动物不同的能动性。人能主动地向外部环境摄取最大量的变化信息，从而根据环境变化来改变自己的认识，调节自己的行为。人有学习的能力，从环境中取得经验，转化为知识和理论，并能传授他人与后代。生于现实环境的人可以用很短时间取得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了解历史，推测未来，指导适应、改造环境的行为。随着人的知识增长，智力提高，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能力增强，就会加速本身的进化。严复将人的智力看作是进化的决定性因素，将教育与社会进步联系起来，与提高国民素质联系起来，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系起来，从而带来了近代哲学新时期的曙光。
三 《天演论》的历史影响与历史地位
《天演论》以其独特的译述方式，新颖的科学内容，震动了中国的知识界。鲁迅先生称赞严复“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甲午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划分势力范围”的旗号，掀起了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这给每个爱国的中国人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中国真的要亡国吗？《天演论》通过对进化论的介绍与改造，为在黑暗中徘徊的中国人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中国真是危机重重，因为侵略中国的国家，无论在德、智、力哪一方面，都要比中国强，根据《天演论》中“优胜劣败”的规律，中国将要灭亡了。这就给当时思想界敲响了警钟，提醒人们列强瓜分之厄迫在眉睫；第二，《天演论》又告诉人们，人的努力，可以“与天争胜”而最终“胜天”，只要人治日新，国家就可永存，种族就可以不坠。只要发愤，变法自强，中国仍旧可以得救，存亡生死，其根本仍操之于我！《天演论》对进化论的介绍与运用，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原著本身，从而成为适应中国政治生活需要的一种创造。这直接导致了《天演论》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天演论》向中国人民热情宣传和介绍进化论，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即必须以普遍进化和必然联系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一切事物与现象。在此基础上出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则激发着人们的民族意识，加强了反瓜分的斗争，客观上起着反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还给了腐朽透顶的清皇朝当头一棒，因为造成亡国灭种危机的，正是这一封建专制统治，如果不改变这种统治，那末，它必将为另一种统治所代替。这种认识对封建统治者所赖以维系统治的思想基础而言，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不仅成为中国当时先进的知识界维新变法和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而且促使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生变革，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变革的“前导”。梁启超是最早读《天演论》译稿的人，《天演论》还没有出版，他就曾借抄，并在自己的文章中加以宣传；后来更进一步总结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复其首也”（《清代学术概论》）。康有为在梁启超处看到《天演论》译稿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称赞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资产阶级革命派邹容、章太炎、胡汉民等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天演论》的影响。孙中山更是公开表明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从哲学方面来看，依归于进化论。
《天演论》所介绍的达尔文进化论，还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初步提供了科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基础。因为《天演论》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所有译作中影响最大的书。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们很多都受过《天演论》的影响，如吴玉章在《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一文中说：“《天演论》所宣扬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等思想，深刻地刺激了我们当时不少的知识分子，它好似替我们敲起了警钟，使我们惊怵于亡国的危险，不得不奋起图存。”毛泽东也说：“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习的也是这些东西”。他在长沙师范学校学习《伦理学原理》时，就常常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自己的见解。1970年，他还在一个批示中写道：“《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天演论》以同样的思想与爱国的激情，不仅为当时处于“学问饥荒”中的中国思想界，输送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开启了渴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探索救国真理的方向，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乃至近代中国的社会风气与思想观念，“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民报》二号，《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许多封建士大夫，也颇为欣赏它的议论之精，文辞之美；至于当时同情维新、追求进步的青年人，更是对它称叹不已。据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说，他的学生时代，社会上流行《天演论》，连学堂里的先生也用它做教科书，引导学生读之，当时“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就连他自己的名字，也取“适者生存”之“适”字而改。鲁迅先生也称自己青年时代喜爱读《天演论》。正如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所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他译的最早、而且在社会上最具影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严译《天演论》才逐渐失去其理论光辉。理论普及之影响社会实践的突出意义与巨大作用，在这部书的产生与传播中，体现得尤为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