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目录部

唐代佛教经典目录，见于著录者近20种。今存者不到10种，即道宣《大唐内典录》、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智升《开元释教录》、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静泰《大敬爱寺众经目录》、靖迈《古今译经图记》等。其中，以道宣、智升的两种撰录影响为大。

《大唐内典录》10卷，释道宣撰录，成于高宗麟德元年（664），简称《内典录》。在费长房《开皇三宝记》“历代译经录”和“大小乘经入藏目”两大部分外，加详加细了各种译本的分析和著录，即“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部分，介绍重要佛经的优秀译本，并有评论。体例方面，也有创新。凡重译佛经，都标明一译二译。如《华严经》，当时有14种译本，该录着重推荐的是佛陀跋陀罗译60卷本。全录著东汉至唐初译经者共220人，翻译经典2487部、8476卷。其“入藏录”部分著大、小乘经、律及“圣贤集传”800部、3361卷。这是唐代第一部系统反映高宗以前佛教经典在中土传布盛况的著录。

《开元释教录》20卷，释智升撰录。智升，《宋高僧传》卷5有传，唐代著名佛典目录学家，著有《续大唐内典录》1卷、《开元释教录》20卷、《开元释教录略出》4卷、《续古今译经图记》1卷等4种。《开元释教录》撰成于玄宗开元十八年（730），简称《开元录》，是佛经目录体系中的杰出代表，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全书分上、下录。上录10卷为“总括群经录”，以译经人为主，记东汉明帝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译者176人，所出大小乘、三藏圣教、圣贤集传，并失译2278部，合7046卷。先列译人名氏，次列所译经名、卷数，或存或佚，末为小传。汉、魏1卷，吴、晋1卷，东晋、符秦1卷，姚秦、西凉、前凉、北凉1卷，宋1卷，南齐、梁、元魏、高齐1卷，周、陈、隋1卷，唐2卷。卷十为历代佛经目录，古目录25家，仅存其名；新目录16家，具列其数。下录10卷为“别分乘藏录”，以经为主。前8卷为“别录”，分为7类：1.有译有本录，著菩萨藏（大乘教）、声闻藏（小乘教）、圣贤传记。2.有译无本录，著译本亡佚而存其名者。3.支派别行录，著译经中的单行本。4.删略繁重录，著同本异名、删节改编而被芟除者。5.拾遗补阙录，著旧目未收、新译未载者。6.疑惑再详录，著有疑问而另加论述、订正者。7.伪妄乱真录，著各种伪经，共分十三方面。这是《大唐内典录》中“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的扩大和发展。“有译有本录”中把大乘经分为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磐五大部，并注明重译、单译情况。这一著录方法，为后来的《大藏经》编目所遵循不改。最后的两卷，是“大乘入藏录”、“小乘入藏录”，总计为1076部、5048卷。从全书编录来看，上录的“总括群经录”是纲，下录的“大、小乘入藏录”是现存佛经分类目录，下录的“别录”七类是对佛经译本、别行、异名、阙题、疑惑、伪妄等问题的说明，三者相辅相成，构成佛经目录的完整体系。上录增前凉一代，是此前诸录所无，为稀有史料。陈垣誉此书集诸家之成，“可称后来居上”[11]。由于智升注重翻译，忽略中土高僧言论，以致著名高僧慧远所出经论14部、支道林所出7部、道安所出24部、僧肇所出4部、周亡名所出12部、隋灵裕所出8部，均未著录。甚至连最有名的《法苑珠林》100卷，亦遭摈弃。忽略中土著述，舍弃“历代道俗述作”门类，是其重大缺陷。然而，另有一个方面需要特别强调，这就是智升对于目录学的认识。《开元释教录序》云：

 

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世）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纶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

 

这不仅仅是论佛经著录，而是一段关于图书目录方法、功用和目的的定义，为众多的目录学家所首肯。历代藏经均有收录，另有“四库全书”本等。

《开元释教录略出》4卷，是智升将《开元释教录》中入藏目录以千字文编号，另行编录而成。目录学家认为，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排架号和索书号，反映我国8世纪初图书著录已达到相当科学的程度，为北宋以后雕版印刷“大藏经”所本。[12]

四、有关佛教史的著述

前面提到南朝梁僧祐的《释氏谱》，在唐代由道宣进一步发展，撰成《释迦氏谱》、《释迦方志》。

《释迦氏谱》1卷，释道宣撰。书分五科：所依贤劫、氏族根源、所托方土、法王化相、圣凡后胤。叙述释迦出世的时间（“贤劫”）、释迦族谱传说、释迦创教的地域、传教经过和释迦逝世后佛教的兴废等。

《释迦方志》2卷，释道宣撰。道宣因协助玄奘译经，接触大量梵文资料，认为《大唐西域记》“文广难寻，故略举其要”，撰成此书。上卷4篇，为封疆、统摄、中边、遗迹篇；下卷4篇，为游履、通局、时住、教相篇。其中，有节选自《大唐西域记》者，可借以校补其今本；也有不见于《大唐西域记》者，可补史籍之不足。叙述佛教产生和传播的地域，佛教传说的须弥山及四洲的相状，以及中印佛教交流的路线、16位入印求法僧俗的传略等，反映佛教传入华夏及其以后的演变。值得注意的是，书中除了引用佛教经传外，还引用一般史书、道教经书。其书向无单本，收入历代“藏经”，以南宋“碛砂藏经”本最古，1935年上海曾影印发行。日本弘教书院“大藏经”与“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已作初步整理，附有校记，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过点校单行本。

从上述几个方面的佛教史籍可以看出，唐代佛教史学取得重大进展。纂集部的《广弘明集》、《法苑珠林》将佛教类书的编纂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传记部的《续高僧传》进一步完善了自魏晋以来的高僧、名僧传记体例，使得此后历代俱有此类僧传相续，成为一部完整的高僧史传系列。目录部的《开元释教录》差不多与“开元四部书录”同时编著完成，既受到开元编目的影响，又有《开元内外经录》提供的编著经验，因此它本身在目录学方法上也有自己的建树。

 

三、佛教史书编纂日趋完备

 

经过唐代的扩展，佛教史学在宋元时期又有新的发展。最明显的表现是，佛教史籍编纂更加完备。

一、纪传体佛史——《佛祖统纪》

《佛祖统纪》54卷，天台宗沙门志磐撰，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成书。以南宋景迁《宗源录》、宗鉴《释门正统》二书为基础，仿照纪传体史书增编而成。本纪，叙释迦牟尼和天台宗所奉西土（古印度）二十四祖、东土十七祖（尊印度龙树为高祖，其他有慧文、慧思、智岂页……知礼）。世家，叙天台宗诸祖旁出诸师。列传，叙知礼法系诸师。表，为天台宗传教年表和世系表。志，分为六种：“山家教典志”录天台宗著作，“净土立教志”为净土宗僧俗传，“诸宗立教志”记禅宗、华严、法相、密教、律宗等创教简史，“法运通塞志”篇幅最大，编年记述历代佛教史迹，“名文光教志”载赞颂天台宗的志记碑文等，“历代会要志”记历代佛教兴废事。该书虽然奉天台宗为正宗，但因采择史料广泛，编选较为精审，通常认为是研究中国佛教史较好的参考书。

二、编年体佛史——《释氏通鉴》、《佛祖历代统载》、《释氏稽古略》等

这一系列佛教史籍的出现，明显的是受到宋代史学主通明变思潮的影响。《释氏通鉴》、《释氏稽古略》，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是直接受司马光的影响。

《佛祖历代统载》22卷，临济宗沙门念常撰。念常（1282－？），俗姓黄，元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补续高僧传》18有传。遍游南北之胜览，博究群经，主姑苏万寿法席。“乃取佛祖往世之本末传授之源流，及夫时君世主之所尊尚、王臣将相之所护持，参异同，考讹正，运弘护之心，秉至公之笔，辑而成书，凡二十有二卷”，谓之《佛祖历代统载》，为编年体佛教通史。自佛教传说的过去七佛和中国的传说时代起，至元惠宗元统元年（1333）止，以禅宗为佛教正宗，广载佛教史事。按年记述历代皇室臣僚兴佛废教的事迹及有关文献，佛教与儒、道二教的关系，佛僧译经、撰述和传教活动等。以干支纪年，并附注帝纪年号。前数卷关于二十八祖的内容抄自宋道原《景德传灯录》，自东汉明帝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十余卷，抄自南宋祖琇《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该书详于宋、元二代。记述较为繁冗，年代也有纰谬。

《释氏稽古略》4卷，僧觉岸撰。觉岸，俗姓吴，元吴兴（今浙江）人，又称“宝洲”、“宝洲上人”，《补续高僧传》卷18附念常传后。以念常所述，“理明事实，出入经典。考五宗传，殊有补于名教”，于是“采摭内外典籍成编，题曰《稽古录》”，为佛教编年体通史。自三皇五帝至南宋末，按干支帝纪记载历代沿革、佛教史迹，于历代名僧和僧界通用典故，搜采略备。不少资料取自南宋咸淳（1265－1274）间僧本觉所撰《释氏通鉴》，但所注出处有误。传称：与念常“两书并行于世，详略各得其宜”。明代，又有《续集》3卷，为明僧幻轮撰。始元至元元年（1264），止明天启七年（1627），围绕430余僧的事迹历述佛教史事，涉及佛教兴替、宗教政策、佛道关系等。

三、续修高僧传——《宋高僧传》、《明高僧传》、《续补高僧传》等

高僧传续修，如果说唐代仅仅是开端，则至宋便有形成系列的趋势。

1、《宋高僧传》30卷，释赞宁撰。赞宁（919－1001），俗姓高，祖籍渤海，生吴兴德清（今属浙江）。在杭州祥符寺出家，精南山律，时称“律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至开封，赐号“通慧大师”。历任左街讲经首座、史馆编修，并掌洛京宗教诸事。七年（982），奉诏撰《大宋僧史》、《大宋高僧传》等。回杭州与弟子显忠、智轮编纂，历时7年，至端拱元年（988）成30卷书奏上，名为《大宋高僧传》。

其端拱元年（988）序，追述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僧史、僧传的纂修后，指出“爰自贞观命章之后，西明绝笔已还，此作蔑闻，斯文将缺”的情况，强调“浮图揭汉，梵夹翻华。将佛国之同风，与玉京而合制。慨兹释侶，代有其人。思景行之莫闻，实纪录之弥旷”，“乃循十科之旧制，辑万行之新名。或案诔铭，或征志记，或问輶轩之使者，或询耆旧之先民。研磨将经论略同，校雠与史书悬合。勒成三帙，上副九重”，“正传五百三十三人，附见一百三十人。”至道二年（996）重加修补，成为定本，又作“后序”表示：“俾将来君子知我者以《僧传》，罪我者亦以《僧传》”。《宋高僧传》30卷，是一部奉诏编纂的佛僧传记。分科与篇末之论，与唐道宣《续高僧传》体制全同。只是有些传末附以“系曰”申明作者旨意，或自为问答，以释疑难，则是前传所无。所记为唐、后梁、后唐、后汉、后周、北宋前期高僧，并补有前传所漏南朝宋、陈和北魏、隋的高僧。碛砂藏本正传531人，附见126人；大藏本正传532人，附见125人。“译经篇”记唐代新传入的密宗各大师事迹及译场的设官分职、译经的体例；“习禅篇”记禅宗五家七宗的成立、派别的分歧、南顿北渐的斗争；“明律篇”记南山、相部、东塔三派的争执等，都是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史事。由于作者明悉掌故、重视体例、剪裁融汇，因此叙事详实、清新畅达。该书体例直接影响到《大明高僧传》、《续补高僧传》的编纂。

赞宁另有一部《大宋僧史略》3卷，亦为奉敕之作。书序云：“赞宁以太平兴国初，叠奉诏旨，《高僧传》外，别修《僧史》”，“始乎佛生，教法流衍，至于三宝住持，诸务事始一皆隐括，约成三卷，号《僧史略》焉，盖取裴子野《宋略》为目。”记东汉以来译经、讲经、出家以及僧尼礼仪、僧官制度、朝廷与佛教关系等。但其自谓“恨删采不周，表明多昧，不可鸿硕寓目”。崇宁四年（1105）与《宋高僧传》一同入藏，对研究佛教僧侣制度有一定参考价值。

2、《明高僧传》8卷，释如惺撰。如惺，浙江天台慈云寺僧，自万历二十八年（1600）随手记录，至四十五年（1617），得北宋末至明末180余僧，以为此书。万历丁巳（1617）叙写有这样一段文字：

 

夫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太史公作《史传》天下不肖者耻。今吾释氏而有是书，则使天下沙门非惟不作狮子身中虱，而甚有见贤思齐、默契乎言表，得兔亡罤者，讵可量哉！

 

其目的已经不只是为记高僧与佛教史事，而是要与传统史学名著——《春秋》、《史记》相提并论。虽有此愿望，但其书却未能如愿，为未完之作，仅有译经、义解、习禅三科，著录112人，附见68人，以南方为多，北方仅数人，不载辽僧，金僧只教亨、海慧2人，而且卷1、卷6重出“眉州中严寺沙门释祖觉传”。

3、《续补高僧传》26卷，释明河撰。明河（1588－1640），俗姓陈，南通州（今江苏南通）人。为续《宋高僧传》，往来于齐、鲁、燕、赵、湘、赣、闽、浙，寻觅碑刻，并托同学读彻于两粤、云南代为搜集资料；又参阅曹能始之藏书，引用宋、元、明人文集。经30余载，数易其稿，崇祯十三年（1640）临终，嘱其弟子道开续成之。经道开续补编纂、史家周永年参与研讨，至清顺治四年（1647）方始告成。这已不再是单单由僧人作高僧传，而是有学者、居士参预纂修的高僧传了。因其所记唐至明万历末高僧事迹，“不分宗派”，可补、续《宋高僧传》，故名《续补高僧传》。分科与《宋高僧传》同，只改“读诵”为“赞诵”。正传著录549人，附见75人。体例方面，新增合传，将事迹不多而行为近似的僧人合为一传。“习禅篇”中，有的传后有“系曰”，为对所传人物的评论，这是经过整理后的定稿。其他篇中，有的传后有“明河曰”，则为明河底稿，道开整理时直接录入。此外，尚有不署名的按语，则可能是道开所加。“习禅”篇幅过大，其余译经、明律、护法、赞诵、兴福等科则显得贫乏，辽金两代高僧入传者仍然不多。僧、尼传的续修，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13]

四、佛教类书——《释氏要览》问世

《释氏要览》3卷，释道诚辑。该书的编纂，无疑是在北宋前期编纂众多大型类书的影响下出现的。这是一部关于佛教基本概念、寺院仪则、法规和僧官制度等的词义汇编，以赞宁《大宋僧史略》为基础编写而成。书分27篇、679目。卷上9篇：姓氏、称谓、居处、出家、师资、剃发、法衣、戒法、中食。卷中9篇：礼薮、道具、制听、畏慎、勤懈、三宝、恩孝、界趣、习学。卷下9篇：说听、躁静、诤忍、入众、择友、住持、杂记、瞻病、送终。各篇子目不等。这些篇目，是依据《华严经》所说菩萨有十“知”而拟定。十“知”为：一知诸安立，二知诸语言，三知诸谈议，四知诸轨则，五知诸称谓，六知诸制令，七知其假名，八知其无尽，九知其寂灭，十知一切空。该书引证广博，保存了大量关于佛教制度、风俗等方面的史料，对研究佛教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五、官修“正史”中的“释老传”

宋修国史中，已经出现“志释老”者。明初官修《元史》，专立《释老传》，就是因为“宋旧史尝志老、释，厥有旨焉。乃本其意，作《释老传》。”[14]

其序云：“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所好恶。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于汉魏、唐、宋，而其效可睹矣。”特别强调：

 

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

 

因而传中依次叙帝师八思巴、亦怜真、胆巴等事，追述帝师在蒙元的发展：“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同时，又注意揭露其“怙势恣睢，日新月盈，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的另一面，认为“凡此皆有关乎一代之治体，故今备著焉。”

有意思的是，两部有“释老”的“正史”——《魏书》、《元史》，都是记少数族入主中原所建政权的官修史书。

 

至于佛学受到儒学指导下史学的排斥，以及佛教思想与史学思想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更是传统史学与佛教史学共同研究的课题。

 

 

 
[1] “佛教史学”的提出，详见拙作《佛教史学与唐代佛教史籍》，《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总第10期――’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专号（1998年11月）。

[2] 参见释慧皎《高僧传》卷3《法显传》。（碛砂藏本，下同。）

[3] 释慧皎《高僧传》序、卷14《序录》。

[4] 沙门宝唱《比丘尼传》卷1《妙音尼传》。

[5] 《洛阳伽蓝记》序（如隐堂本，《四部丛刊》三编）。《汉魏丛书》本作“伽蓝记序例”。

[6] 《四库全书总目》卷70《地理类三》。

[7]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8《道密传》。

[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5《释家类》。

[9] 参见彦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序》。

[10] 梁启超《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

[11]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1，科学出版社1955年。

[12] 详见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129－130页，中华书局1984年。

[13] 民国时期续传有二，一僧、一尼：1）僧传为《新续高僧传四集》65卷，喻谦撰。喻谦（？－1933），湖南衡阳人。1919年，应北京法源寺方丈道阶聘，历时5年，编成该书。这已不再是僧人传高僧，而是学者的续修。引用佛教史籍灯录、传记、寺志与文集、辽宋金元诸史，据卷前《引用书目》统计，为64种，始自北宋，迄于清末。分科与《宋高僧传》基本相同，仅以“感通”易为“灵感”、“读诵”易为“净读”、“杂科”易为“杂识”。正传著录771人，附见617人。辽金元高僧均有记录，以元代为多，《明高僧传》亦全部录入。著录广泛，文字畅达。2）尼传为《续比丘尼传》6卷，释震华撰。震华（1909－1947），俗姓唐，江苏兴化人，上海玉佛寺主持。民国二十八年（1940）自序称：“原夫法性平等，本无男女差别”，“高僧独多，长史尽著简篇。幸赖宝唱一呼，仅存六十五传。何竟步尘无继，寥落千百余年”，（震）“华才实愧于赞宁，志窃希于司马”，“振襟而起”，“历时岁及三年，集稿垂成数帙”，不意托之非人，竟遭遗亡。“故业重寻”，“有志竟成”，编成其书，上续宝唱《比丘尼传》，著录梁、陈、北齐、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比丘尼201人，附见47人。最末2篇，循《续高僧传》例，为当时在世之人。

[14] 《元史》卷202《释老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