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释老志》，开了官修“正史”设专篇记载佛教史事的先河。明初官修《元史》，专立类传《释老传》，显然是受《魏书·释老志》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佛家典籍的大量涌现，《隋书·经籍志》给予了高度重视，这就是志四“凡四部经传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八卷”之后，著录的道经、佛经，为《魏书·释老志》后“正史”中又一关于道、佛二教的长篇，而且是以一统王朝的眼光进行阐述，兼具南北，较比《魏书·释老志》更加系统。其著录佛经：“大乘经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六卷……右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自“佛经者，西域天竺之迦维卫国净饭王太子释迦牟尼所说”以下，用了近2000字简述佛教缘起、承传，并从“推寻典籍”的角度追述佛教自汉至隋在中土的传布。

这一批专记中国佛教史事的著述，大体展示出早期佛教在中国传布的实际，也显现了中国佛教史学最初的规模。

这里特别要提出，隋代史官王劭对佛教史学的作用。宝唱之后，以皇家史官身份为比丘尼作传的第一人便是王劭。《续高僧传·道密传》有这样一大段记述：

 

同州大兴国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处本基般若尼寺也。帝以后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此寺中，于时赤光照室，流溢户外，紫气满庭，状如楼阁，色染人衣，内外惊禁，妳母以时炎热，就而扇之，寒甚几绝，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东蒲坂刘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尚失之，恐其堕井，见在佛屋，俨然坐定。时年七岁，遂以禅观为业。及帝诞日，无因而至，语太祖曰：“儿天佛所祐，勿忧也。”尼遂名帝为那罗延，言如金刚不可坏也。又曰：“此儿来处异伦，俗家秽杂，自为养之。”太祖乃割宅为寺，内通小门，以儿委尼，不敢名问。后皇妣来抱，忽见化而为龙，惊惶堕地。尼曰：“何因妄触我儿，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岁，告帝曰：“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而尼沉静寡言，时道成败、吉凶，莫不符验。初在寺，养帝年至十三，方始还家。积三十余岁，略不出门。及周灭二教，尼隐皇家，内著法衣，戒行不改。帝后果自山东入为天子，重兴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后……乃命史官王劭为尼作传。[7]

 

从这段文字知道王劭曾经“为尼作传”,《广弘明集》所录王劭《舍利感应记》也有相同内容：“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将灭，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儿（按：指隋文帝）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一切神明还来。’”现今所见，《续高僧传·道密传》记比丘尼智仙的文字最为完整，道宣取材无疑出自“王劭为尼作传”，甚或就是“王劭为尼作传”的转录。

《续高僧传·道密传》传末还有这样一段文字：仁寿之末，寺本高显，素无泉水，须便下汲，“一夕之间，去塔五步，飞泉自涌有同浪，井广如王劭所纪。”王劭不仅记隋文帝降生的有关传说，还记当时佛教传播过程中的一些传说，反映当时佛教与宫廷的某种关系。

隋文帝兴佛，被唐初官修《隋书》说成“雅好符瑞”，王劭为文帝兴佛助澜，被唐初官修《隋书》说成“经营符瑞”。从佛教传播来审视，这两句话说得再确切不过了！王劭的确是为隋文帝兴佛助澜的最佳人选。在当时的史官中，虽然不能考定王劭信佛，但至少可以说明王劭有近佛的另一面。

北周灭佛之后，经隋文帝、炀帝重又兴佛，至唐才使佛教得以在中国逐渐兴盛。“专典国史”将20年的史官王劭，注意到正统史家未曾注重的佛教传播，表现出皇家史官的另外一面，以其修史实践推动着佛教史学！

 

二、佛教史籍门类的扩展

 

唐代是佛教传布最兴盛的时代，据《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统计，德宗时入藏的佛教文献2447部、7399卷。其编录者圆照统计，自高祖武德元年至德宗贞元十六年的183年间，译经者46人，翻译佛经（包括史传）435部、2476卷。其中，流传至今的佛教史籍，为数甚多。经常为史学研究参考者，大致著于纂集部、传记部和目录部。

一、纂集部

这一类的史籍，主要有道宣《广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论衡》，道世《法苑珠林》等。

《广弘明集》30卷，释道宣撰。道宣（596－667），俗姓钱，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律宗三派之一的南山宗创始人，《宋高僧传》卷14有传。著述宏富，超过百卷。除律宗本派著述，有《广弘明集》30卷、《续高僧传》30卷、《集古今佛道论衡》4卷以及《大唐内典录》10卷、《释迦氏谱》1卷、《释迦方志》2卷等，可谓唐代一位佛教史学大家。

《广弘明集》虽为南朝梁僧祐《弘明集》续篇，但体例又不相同，故不用“续”字，而称“广”。前面已叙，《弘明集》不分篇，只选古今文论，唯于卷末有“弘明论”一则，实际是一种选辑阐扬佛教文论的总集。《广弘明集》则分全书为10篇，次第是：归正、辨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每篇前各有序，叙述历代佛法兴废、释道之争，辩论佛教义理。叙述、辩论、选辑，三者融于一书。所辑僧俗作者134人，南北朝106人，唐28人。其论佛文体，包括书启、表状、书序、论说、诏诰、诗赋、铭刻等，共433篇。卷3阮孝绪《七录序》及其分类，是目录学史上的重要材料。卷6《列代王臣滞惑解》所列兴隆佛教14人、毁灭佛教11人，是佛教史上的重要史料。严可均《全汉魏南北朝文》，除唐28人及有专书行世的汉魏南北朝人外，几乎将该书所辑全部收录。《广弘明集》的传本有两种：宋、元、高丽藏为30卷，明南北藏、清藏为40卷。通行本，吴惟明刻本（“四库全书”用此本）及频伽藏30卷，嘉兴方册藏及常州本（“四部备要”用此本）40卷。引用该书，应当交待版本。

《集古今佛道论衡》4卷，释道宣撰。这是一部佛教传入后至唐初有关佛、道二教论争的资料汇编，故序文在“论衡”2字之后有“实录”2字。自谓分上、中、下3卷，但各藏俱为4卷。甲、乙两卷，载隋以前资料，包括东汉佛、道“角法”传说，北魏、北周废佛等，大都见于《广弘明集》。丙、丁两卷，载唐初佛、道之争，包括高祖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奏废佛法、僧法琳著《破邪论》反驳，高宗显庆五年僧静泰与道士李荣关于《老子化胡经》的论争等。

《法苑珠林》100卷，释道世撰。道世，俗姓韩，其先为伊阙（今河南伊川）人，祖代因官为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字玄恽，为避太宗讳，以字行，《宋高僧传》卷4有传，始复称道世。高宗总章元年（668），撰成《法苑珠林》100卷。这是一部佛教类书，分类编排佛家故实。全书每篇之下分部，部又有小部，均以二字命题，总计640余目（小部），博引经、律、论原典分隶其下。篇首为“述意部”，即序，用骈体文。篇末或部末为“感应缘”，广引故事为证，凡证必注出典。引经、论，必以书名在前，称“依某经某论曰”。引传记，书名或在前或在后，在前者称“某书曰”，在后者注“出某书”、“见某书”。耳闻目睹，亦必注明某人所说。全书引据典籍，除佛经外，约有140余种。征引过百者，有王琰《冥祥记》、干宝《搜神记》；征引数十次者，有颜之推《冤魂志》、唐临《冥报记》、郎余令《冥报拾遗》。他如《续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祖冲之《述异记》等，亦不下10余次。其中，绝大部分亡佚，可据此书为“搜讨之用”、“校补之资”。因此，清代汉学家特重该书。四库馆臣评曰：

 

此书作于唐初，去古未远。在彼法之中，犹为引经据典。虽其间荒唐悠谬之说与儒理抵牾，而要不与儒相乱，存之可考释氏之掌故。较后来侈谈心性、弥近理、大乱真者，固尚有间矣。[8]

 

自“四库全书”刊行之后，各图书志逐渐著录该书。但其所编录者，均为嘉兴藏本，与古本卷数不合。此书入藏，实自宋始。宋、元、明、清藏，皆为100卷，与书中《传记篇》及《大唐内典录》著录同。唯独明万历间嘉兴藏刻本改为120卷，“四库全书”收录、“四部丛刊”影印者均为嘉兴藏本。清道光时，常熟蒋氏刻本复为100卷，常州天宁寺刻本、频伽藏本亦为100卷。1936年上海影印碛砂藏本，为今之最古者。

二、传记部

有关唐代高僧传记的著述很多，见于著录者不下30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道宣《续高僧传》，法藏《华严经传记》，智炬《宝林传》，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

《续高僧传》30卷，释道宣撰。因为是继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而作，故名《续高僧传》。自序称，“终唐贞观十九年”（645），当是该书初成之序。书中记事，实止于高宗麟德二年（665）年，为道宣卒前2年。就是说，自太宗贞观十九年至高宗乾封元年（666）的21年间，道宣一直在进行增补。这是一部类传，在体例上改《高僧传》“神异”为“感通”、“忘身”为“遗身”、“诵经”为“读经”，合“经师”、“唱导”为“杂科”，新增“护法”，仍分10科为：译经，4卷。义解，11卷。习禅，5卷。明律，2卷。护法，2卷。感通，2卷。遗身，1卷。读诵，1卷。兴福，1卷。杂科，1卷。每科末尾，均有道宣论述。“正传”记北魏、南朝梁以后至唐高宗麟德二年高僧485人，“附见”219人。慧皎《高僧传》撰于南朝偏安之际，多叙吴、越而略魏、燕。该书成于一统之时，文献齐备，搜罗既广，自然优于前者。特别是众僧如何创建教派、传布佛法、演进阐理、撰述著作，以推进佛教在唐代遍地开花、走向鼎盛，该书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籍。此书版本问题较为复杂，并涉及所传人数多少不同。通行本有三种，一为30卷本，即高丽藏、频伽藏本；二为31卷本，即宋藏、元藏及碛砂藏本；三为40卷本，即嘉兴藏本、扬州本。据道宣自撰《大唐内典录》卷5著录，《续高僧传》30卷之外，另有《后集续高僧传》10卷。今见诸本，已无“后集”之说，而所记人数、下限均与道宣原序不合，似应是道宣前、后集的合并本。道宣卒于高宗乾封二年，今见诸本所记高僧，则无卒于是年以后者，而止于此前2年，即麟德末，是知《后集》成于乾封元年（666）。高丽藏即开始合前、后集为一书，宋、元藏进一步增补遗缺，多高丽藏本71传。前集30卷，至太宗末；后集增补至麟德末，10卷。宋代合二为一，起南朝梁，至唐麟德。宋、元藏卷数、人数的变动，正反映合前、后集的过程。至明，内容全同而分为40卷，显然是想恢复前、后集最初总卷数。引用该书，应当注意交待版本。

《华严经传记》5卷，释法藏撰。法藏（643－712），俗姓康，字贤首，号“贤首大师”， 世居康居（今中亚撒马尔罕一带），又号“康藏国师”，后迁入长安。华严宗实际创始人，被尊为三祖。《宋高僧传》卷5有传。圣历二年（699），诏于佛授记寺讲新译《华严经》，并召至长生殿为武则天讲经，使武则天“豁然领解”，睿宗从其受菩萨戒。书中所记，实为《华严经》在唐代流传情况以及华严宗一派形成经过。书分10门：部类、隐显、传译、支流、论释、讲解、讽诵、转读、书写、杂述。大体以传记为主，但并不全是人物传记。“部类”，说《华严经》有上、中、下3本。“传译”，介绍东晋至唐的译经者佛陀跋陀罗、唐地婆诃罗以及实叉难陀之传略。“支流”，列该书的节选本或单品共37种。“论释”，主要记载印度、中土论释《华严经》的论著。“讲解”，为历代宣讲《华严经》的僧徒立传。结合法藏的另几部“华严”撰著，可悟华严宗真谛。

《宝林传》10卷，智炬撰。智炬，德宗前后沙门。“宝林”者，禅宗实际创立者慧能（“六祖”）所居韶州（今广东韶关南）曹溪宝林寺。该书为研究禅宗史的最早史籍，也是唯一史籍。宋代《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均取材于该书。南宋末，本觉撰《释氏通鉴》，系此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下，称“金陵沙门惠炬，天竺三藏胜持，编次诸祖传法偈谶，及宗师机缘，为《宝林传》”。元代已有散佚，《至元法宝勘同录》著为9卷。元修《宋史》，《艺文志四》释氏类著录《宝林传录》1卷，注“不知作者”。明代，已不见著录。1933年，在日本发现卷6写本。1934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金初民间刻本一部，仅6卷，为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八。第二年，收入“宋藏遗珍”，改为方册本，影印刊行。这样，全书仅缺3卷，即卷七、卷九、卷十。具体编排如下：卷一，释迦牟尼及禅宗所奉一祖，前缺3纸，不足千字。卷二，西土二祖至八祖，所缺均取《圣胄集》补入，《圣胄集》今亦佚。卷三，九祖至十七祖。卷四，十八祖至二十二祖。卷五，二十三、二十四祖及师子、弟子，前缺1纸。卷六，二十五、二十六祖，系以日本发现写本补入。卷七，缺。卷八，西土二十八祖、东土二祖，即二十八祖至三十祖。卷九，缺。卷十，缺。该书虽然“文字鄙俗，序致烦乱”，“或错误差舛，殆不可按”，然其撰自中唐，传世已古，足资考证，不可以其鄙俚而废弃。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卷，慧立、彦悰撰。慧立，高宗时沙门，俗姓赵，为幽州（今北京）照仁寺住持，参预玄奘译经事达20年之久。玄奘逝后，因仰慕其师功业，遂“撰其事”，成书5卷。然“虑遗诸美，遂藏之地府”，秘不示人。及其临终之际，方命门徒取出，以备公之于世。慧立卒后，门人悲不自胜，其书流离分散。几经搜购，基本得全。武则天垂拱四年（688），玄奘另一弟子彦悰重加整理，即所谓“错综本文，笺为十卷”，因署名“唐沙门慧立本，释彦悰笺”。[9] 彦悰，《宋高僧传》卷4有传。前5卷，记玄奘家世、早年情况以及西行印度的经历。后5卷，记玄奘回到长安后主持译经的成就及其对于佛学的贡献。前5卷，无彦悰笺述夹于行文中。卷6、卷7中，各有“释彦悰笺述曰”一则。卷10，有“释慧立论曰”一则。全书末尾，又有“释彦悰笺述曰”一则。据此可知，前5卷为慧立所撰、后5卷为彦悰所补的说法似乎不妥。全书叙事，层次分明，行文典雅，修辞亦多特色，当出一人之手，即本于慧立。彦悰的工作，诚如其序所云，“错综本文，笺为十卷”。由于该书的特色和成就，梁启超曾赞誉说，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10]。流传抄本、刻本很多。1923年，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等以日本“弘教正藏”本为底本，校以高丽藏本和宋、元、明藏本，并参校《大唐西域记》、可珙《音义》、慧琳《音义》等书，成一较精审的本子。后吕澂再加校订，补入《奘师表启补遗》为附录。1932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影印高丽藏本时，校以日本所见古本，写出详细的“考异”。1982年，中华书局以吕澂校支那内学院本为底本，校以日本京都研究所刊本和南宋碛砂藏本，标点出版，为目前最完备的一个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