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本《明史列传》中，尚有许多原先的讹误之处已在正文中改正，却不再附于卷末考证，这大多是一些年代、人名、地名和用语的错误，但也有一些史实记载的更正，如卷314麓川传》中一开始就是百数十字的大段史料改正，[４６]而卷末并无考证。
《明史列传》中赞语的修改亦不在卷末附有考证，这种修改约有十余处。和本纪中赞语的修改一样，列传中赞语的修改也反映出了清代官方对明代史事评断的变化。如经过改修的《诸王转赞》中历数了明代丰藩之祸和明末诸王“据名城，拥厚资，束手就戮，所在皆是”的事实，发出了“其能资捍御者，谁耶？维屏维翰之谓，何吁，亦可鉴也。”[４７]这与原赞语中批评明中叶以后对藩王“防闲过峻，法制日增”，以致最后失去太祖众建屏藩之初计的立意已截然不同。[４８]在理论上彻底否定了分封藩王之制。卷197有关席书、霍韬的赞语经过修改后，转变了原来认为他们“在官颇有建树，浃与宗明，能自敛戢，时论为优”的看法，认为他们难逃议大礼，使兴献王入庙称宗之责，“虽尝有建树，功不掩罪。”[４９]这些赞语的修改对研究清代官方的明史观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
三《明史考证捃逸》和《四库全书》本《明史》
《明史考证捃逸》为清光绪年间官僚王颂蔚所撰。王颂蔚，字 卿，长州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改户部主事，官至军机处行走。叶昌炽为他写的墓志铭称他“精力绝人，博闻强记，”[５０]是一位考据学家。
王颂蔚在光绪十三年入值枢院，见到了史馆改修《明史列传》的“进呈本”、“稿本”、“正本”、“初刊样本”四种卷本，由于他未见“四库”本《明史》，不知其后已附有考证，“恐其湮晦”，便嘱托张大诰将“进呈本”黄签上所记的考正内容一一抄录，自己取“稿本”、“正本”参观互证，在光绪二十年（1894）辑成《明史考证捃逸》一书。
《明史考证捃逸》四十二卷，约二十余万字，依据《明史列传》的顺序，依次记录了各卷的考证内容，卷首列有《明史》改译的元时人名、地名和各卷纂辑热姓名。
由于未见《四库全书》本《明史》，王颂蔚抄自“进呈本”的《明史考证捃逸》的史料价值不大，将“四库”本《明史考证》与“捃逸”（以下简称“捃逸”）相对照，可知《四库全书》本《明史》删去了一些无关宏旨的内容。一些《捃逸》中有，但《四库全书》本中未见的较重要的纠误考辩大多在正文中已经改正，所以卷末不再附考证。例如，卷116《秦王 传》中载简诚王泳所著有《经进小鸣集》，《捃逸》中据朱彝尊《明诗综》改为《宾竹小鸣集》，[５１]《四库全书》本《明史》该卷末未附考证，但正文中已更为《宾竹小鸣集》;[５２]卷132《周德兴传》“决荆山御山 以溉田”一语，“荆山”一词误，应为“荆州”，“四库存”本《明史》于正文中已改为“荆州”，便不在卷末附其考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看来，《捃》一书的纂辑并不象王颂蔚所言，是作了一件拯救文献的工作。我们还可发现，“四库”本《明史》在字音修改上也比《捃逸》更进一步，如《明史》卷124《扩廓帖木尔传》，《捃逸》未改其名，而“四库”本改为“库库特穆尔传”;《明史》中，凡蒙古族首领也先都已在“四库”本中改为“额森”，《捃逸》中却未能全部改正，这也是《捃逸》不如《明史考证》的地方。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完全否认《捃逸》的价值。
相对“四库”本《明史考证》来讲，《捃逸》中没有什么发明之处，但其中间或还有作者的见解，这些见解由“颂蔚按”注明，《捃逸》中卷一《扩廓帖木儿传》、卷七《朱能传》、《金幼孜传》;卷十四《何乔新传》、卷十五《安磐传》、卷十八《张达传》、《唐枢传》;卷二十三《刘一传》、卷二十九《史可法传》、卷四十《安南传》九处都注有“颂蔚按”，这些大都是对《明史》中的考证再作体些补充。例如卷七《朱能传》将“进攻济南，次
铧山”的“铧”改为“华”，其下即注:“颂蔚按，《陈亨传》，‘与平安战铧山’，‘铧’亦当改‘华’”;卷十五《安磐传》将锦衣百户“张仅”的”仅”改为“瑾”，其下亦注:“颂蔚按，《孙交传》亦作瑾”，王颂蔚的按语中亦有较为精详的考证，如景泰年间广西土司黄 建议易储一事，《明史列传》中载:“（侍郎揭稽）尝荐黄竤，且代草‘易储疏’” [５３]，该卷末未附考证，但王颂蔚却有不同的看法:“颂蔚按，《江渊传》云:‘初，黄 之奏易储也，或疑江渊主之，邱睿曰：此易辩也，广西纸与京师纸异，索奏视之，果广西纸，其诬乃白。’其语与此异，据此，则代草疏者非揭稽也。”[５４]纠正了《明史列传》的错误。再如卷七《金幼孜传》中对“绳愆纠谬”印章提出的异议，又指出了《明史考证》的错误，这些，皆属王颂蔚个人的研究成果。
“四库”本《明史“也有一些偶然失误，可以通过对读《捃逸》而发现。如原本《明史·廖庄传》中有“于谦、王文以谋立外藩，诛死”的记载，[５５]“四库”本《明史》考证中证实谋立外藩之事并存在。但原文的更改为:“于谦、王文以谋立外藩，徐有贞、石亨等诬陷，诛死。”，[５６]免不了有谋立外藩之罪，两相矛盾之处一望即见。而翻阅《捃逸》，则知当时的修改确实去掉了“谋立外藩”四字，改为“于谦、王文以徐有贞诬陷死”，“四库”本《明史》中的错误显然是由于抄写错误所致。
犹值得重视的是《捃逸》中保留了一些重要错误勘正的按语，和大部分修改传赞的按语，这些按语是四库馆臣向清高宗的汇报，却不再收载于“四库”本《明史考证》。从这些按语中，我们能够看到做出一些具体修订的原因和这次列传改修遵循的宗旨。如《明史》卷314《麓川传》起首的大段修改，其卷末没有考证，看起来让人费解，而参见《捃逸》，就能很明确地看出，依据《大清一统志》、《元史》、《经世大典》、《明一统志》、《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麓川、平缅在元代属于金齿宣抚司，原本《明史》将麓川归属于缅甸来加以叙述，自然是一大错误，不能不做出改正。[５７]再如《捃逸》中保留的卷197席书等传按语:“按席书等附和璁、萼，不考孝宗，遂至兴献入庙，渎礼乱伦，莫此为甚，虽少有建白，亦不足以掩罪，原赞未协。”[５８]从中不仅可看出修改的原因，而且，也能看出改修传赞时所遵循的强烈的名教观念。这类例子尚可举出很多，这正是《捃逸》的价值所在。
另外，据王颂蔚入值书院时见到的“进呈本”蓝面册，卷115《后妃传》也应有考证，但作为定本的“四库”本《明史》却不知何故将其删去，正文中也不更正讹误。《捃逸》中保留了这卷考证内容，从中可以看出，《后妃传》从地名、史事到赞语都有考证和修改，这是值得的研究的问题。似乎是“四库”本《明史》在垂成之时，迫于期限，誊录仓促，造成不少新的疏漏。
四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四库全书》本《明史》是清朝官方纂修《明史》的最终成果。乾隆四年《明史》刊行后，官方纂修《明史》的活动并没有就此终止，时隔三十余年，又起而重新修订。无论是原先的告成刊印，还是后来的发现舛误而修改，其主体皆是清廷，决策者亦清高宗一人，因此，没有理由只承认前所刊印而无视后所修改。对比原刊本《明史》，《四库全书》本将一部分内容重写，其余大部分内容亦经查考，改正舛误，总体学术水平优于原本，经“钦定”写入《四库全书》，应视为清朝官修《明史》的最后定本。
第二，《四库全书》本《明史》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原刊本《明史》本身存有不少缺欠与舛误，如上文所述，在其初刊之际，杨椿即有所指摘；其次，乾隆中开始的纂辑《四库全书》工作，是对文献的大规模总结和清理，私家之书被审查，本朝官修之书亦经再检讨，《明史》的修订遂难以避免；再次，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清官方的历史观点、文化视角均有所改变，考据之学已蔚成风气，清高宗本人亦具备了教浓厚的学术上的追求，《明史》的重新修订更成为必然。
第三，附于《四库全书》本《明史》各篇列传之后的考证，以及《明史考证捃逸》的资料，均是清官方修订《明史》过程中的学术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明史》或研究明代历史所不应忽略的。其中，载于《四库全书》本《明史》的内容，是清朝官修《明史》的内容，是清朝官修《明史》最后定本的组成部分。
然而,因原本《明史》刊行较早,乾隆四年书成后,不仅官方印量大, 还允许私人广为刊刻。相反,《四库全书》本《明史》则未能得以刊印,而且收藏甚秘,人们不易得见,所以行世的仍是乾隆四年刊本。直至1972年中华书局标点本《明史》印行,仍未对《四库全书》本《明史》加以应有的重视,这不免令人遗憾。现在,补弊救偏,重新审视《四库全书》本《明史》,将之于现行《明史》相校订,以形成更好的版本,是史学工作者应当进行的工作。
[１]由于《四库全书》分藏于清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等七阁，故《四库全书》也有人称为“阁本”。本文为文义明确，凡有简称，称为“四库本”。
[２]《清高宗实录》卷九，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壬辰
[３]《清高宗实录》卷九八，乾隆四年八月辛巳。
[４] 《梦邻堂文钞》卷二，《上〈明纪纲目〉馆总裁书》。
[５] 《清高宗实录》卷九八二，乾隆四十年五月辛酉。
[６] 《清高宗实录》卷九八三，乾隆四十年五月甲子。
[７] 《清高宗实录》卷一零三二，乾隆四十年六月甲寅。
[８]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史》提要称其为“乾隆五十四年正月恭校上”。
[９] 如黄云眉先生《明史编纂考略》中所论。（《金陵学报》1931年1 卷2期）。
[１０]见王颂蔚《明史考证捃逸》卷首，（1916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李晋华《明史纂修考》第109—116页，（北京哈佛燕京学社）。
[１１] 黄云眉《明史纂修略》。
[１２] 同注6。
[１３] 《明史》卷十《英宗本纪》，册1，138页。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本。以下版本同。
[１４] 《四库全书》本《明史》卷十，《英宗本纪》。《四库全书》第297册，14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版本同。
[１５] 《明史》卷十一，《景帝本纪》。册1，145页。
[１６] 《四库全书》本《明史》卷十一，《景帝本纪》。《四库存全书》第297册，145页。
[１７] 《明史》卷六，《建文本纪》。册1，160页。
[１８] 皆见《明史》卷四，《建文本纪》。册1，161页。
[１９] 皆见《四库全书》本《明史》卷四，《建文本纪》。《四库全书》第297册，97页。
[２０] 《明史》卷五，《成祖本纪》。册1，75页。
[２１] 《四库全书》本《明史》卷五，《成祖本纪》。《四库全书》第297册，106页。
[２２] 《明史》卷五，《成祖本纪》。册1，72页。
[２３] 《四库全书》本《明史》卷五，《成祖本纪》。《四库全书》第297册，104页。
[２４] 见《四库全书》本《明史》卷，《太祖本纪》。《四库全书》第297册，76页。
[２５] 见《四库全书》本《明史》卷十三，《宪宗本纪一》。《四库全书》第297册，153页。
[２６] 见《四库全书》本《明史》卷十四，《宪宗本纪二》。《四库全书》第297册，159页。
[２７] 见《四库全书》本《明史》卷十六，《武宗本纪》。《四库全书》第297册，177页。
[２８] 见《四库全书》本《明史》卷二十，《神宗本纪一》。《四库全书》第297册，203页。
[２９] 分别见《四库全书》本《明史》十四，《宪宗本纪二》。《四库全书》第297册，女60，161，162，163页。
[３０] 《四库全书》本《明史》卷十五，《孝宗纪赞》。《四库全书》第297册，172页。
[３１] 见《明史》卷十九，《穆宗纪赞》。册2，258页;《四库全书》本《明史》卷十九，《穆宗纪赞》。《四库全书》第297册，202页。
[３２] 见《明史》卷十八，《世宗纪赞》。册1，250页;《四库全书》本《明史》卷十八，《世宗纪赞》。《四库全书》第297册，198页。
[３３] 见《明史》卷十二，《英宗纪赞》。册1，160页。
[３４] 《四库全书》本《明史》卷十二，《英宗纪赞》。《四库全书》第297册，152页。
[３５] 《明史》卷十四，《宪宗纪赞》。册1，181页。
[３６] 《四库全书》本《明史》卷十四《宪宗纪赞》。《四库全书》第297册，163—164页。
[３７] 《明史》卷十六《武宗纪赞》。册1，213页;《四库全书》本《明史》卷十六，《武宗纪赞》。《四库全书》第297册，180页。
[３８] 据王颂蔚《明史考证捃逸》序。
[３９] 《四库全书》本《明史》卷二ＯＯ《刘天和传》。《四库全书》第300册，293页，“考证”在300页。
[４０] 《四库全书》本《明史》卷一二九，《傅友德传》。《四库全书》第299册，201页，“考证”在209。
[４１] 《 库全书》本《明史》卷一三三，“赞语”。《四库全书》第299册，259页，“考证”在216页。
[４２] 《明史》卷一七O，《于谦传》。册，4547页。
[４３] 《四库全书》本《明史》卷一七O，《于谦传》。《四库全书》第299册，690页，“考证”在695页。
[４４] 《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册22，6703页。
[４５] 《四库全书》本《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四库全书》第301册，391页，“考虑6”在405页。
[４６] 见《明史》卷三一四，《麓川传》。册27，8111页;《四库全书》本《明史》卷三一四《麓川传》。《四库全书》第302册，504页。
[４７] 《四库全书》本《明史》卷一一八，《诸王传赞》。《四库全书》第299册，101页。
[４８] 见《明史》卷一一八，《诸王传赞》。册12，3659页。
[４９] 见《明史》卷一九七“赞语”。册17，5223页;《四库全书》本《明史》卷一九七，“赞语”。《四库全书》第300册，246页。
[５０] 《明史考证捃逸》卷末，叶昌炽《清授资政大夫三品衔军机章京户部湖广司郎中王君墓志铭》。
[５１] 《明史考证捃逸》卷一，《秦王传》。
[５２] 《四库全书》本《明史》卷一七七《诸王传》。《四库全书》第299册，239页。
[５３] 《四库全书》本《明史》卷一八三，《何乔新传》。《四库全书》册300，2页。
[５４] 《明史考证捃逸》卷十四《何乔新传》。
[５５] 《明史》卷一六二，《廖庄传》。册14，4415页。
[５６] 《四库全书》本《明史》卷一六二，《廖庄传》。《四库全书》第299册，606页。
[５７] 《明史考证捃逸》卷三八，《麓川传》。
[５８] 《明史考证捃逸》卷十六，“席书等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