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库全书》本《明史》的产生
《明史》虽然正式诏修于顺治二年（1645），但纂修工作则是康熙、雍正两朝完成。自康熙十八年（1679）正式开馆纂修之后，大规模的《明史》纂修活动逐渐展开，史稿次第撰成，但因历时绵长，人事更迭，几经起落，终康熙朝未能定稿。雍正元年（1723），清廷再开明史馆，至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全书已基本告成，[２]所以，乾隆朝只做了《明史》纂修中的收尾、修订、刊刻等极少工作。
乾隆四年（1739）八月，在武英殿刊刻《明史》即将告竣之际，清高宗发下谕旨，命令依照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义例，编纂《明纪纲目》一书，[３]并随即开设了《明纪纲目》馆。由于《明史》正在以“钦定”之名刊行海内，《明纪纲目》馆总裁决定《明纪纲目》的修纂唯以《明史》所载史实为依据，而馆内主要纂修官之一杨椿却提出异议，他指出《明史》中多有失实失考和自相矛盾的记载，不能唯《明史》是凭，认为“宜将现存之书参订《明史》，何事为真，何事为伪，阙者补之，讹者正之”，[４]这是最早的对官修《明史》的批评意见。但当时，自皇帝至总裁皆着眼于《明纪纲目》的“褒贬是非之义”，对其义例、书法问题费尽心机，无人认真对待这样的建议，更谈不上对初成《明史》的考订、修正。乾隆十一年[1746]，《明纪纲目》成书，清高宗亲写序文，并御制诗歌六首附于简端。
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大规模展开，官修《明史》、《明纪纲目》理所当然地应收入这部丛书之内，而所有收入的书籍都毫无例外地要经过校订和审核。这样，两书存在的问题便显露出来。乾隆四十年（1775）五月，清高宗发现《明纪纲目》所载明福王庄田数量误差很大，青海、朵颜等人的姓名沿用鄙字，与“钦定”《同文韵统》和已经改正的《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未为画一，于是指出：“张廷玉等原办《纲目》，唯务书法谨严，而未暇考敷精当，尚未足以昭传信”，命交方略馆改纂，并将原书查缴。[５]三天以后，高宗再次谕令:“昨因《明纪纲目》考核未为精当，命军机大臣将原书另行改辑......又《明史》乃本朝纂定之书，内于元时人、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尚沿旧时陋习，如‘图’作‘兔’之类，既与字义无当，而垂之史册，殊不雅训。今辽、金、元史已命军机大臣另刊。《明史》乃本朝撰定之书，岂可转听其讹谬？现改办《明纪纲目》，著将《明史》一并查改，以昭传信。所有原颁《明史》及《纲目三编》，俟改正时并著查缴。”[６]这样，就由改纂《明纪纲目》引至查改《明史》。不过，此时尚只注意到对少数民族人名、地名译语用字的查改，并就原版扣算字数刊正，增损成文不过数字，清高宗对此甚为不满。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高宗又籍口经过修改的《英宗本纪》不书汪澄、柴文显两位官员的获罪原因，也未点明“土木之败”中宦官王振挟帝亲征，极为“疏略”，命将所有的《明史本纪》“并著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珅、刘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词义精当，仍以次缮进，候朕亲阅鉴定，重以刊行，用昭传信。”[７] 明令对《明史本纪》进行全面改修。然而，这次改修并不限于本纪，还对《明史列传》作了大规模精密细致的考正、订误工作，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这部经过重新勘改、修正的新本《明史》才被誊录完毕，收入《四库全书》。[８]
“四库”本《明史》的产生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乾隆朝纂辑《四库全书》是对整个文化典籍所作的一次全面清理，历史典籍的清理乃是其中的重点所在。历代史册，包括清本朝所修的史书，凡收入《四库全书》者无一不被重新查阅修订，甚至高宗祖父康熙皇帝亲自批阅的《续资治通鉴纲目》亦被重订。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声势浩大，历时持久的追缴原书及翻刻版本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初刊成的《明史》不可能不被重新查改。乾隆中期以后，重文献、重考证、重辨伪订讹、重广征博采的考据学已成为风气，影响上及于皇帝和达官贵人，他们也无不以“实学”为时尚，《四库全书》馆乃成为这种学风推波助澜的大本营。于是，清廷对史籍的清理便在两方面进行：一是查改本朝忌讳和有违纲常伦理、褒贬失当的内容。二是核订史记载是否确实。使这种清理工作在贯彻封建思想体系的同时，还带有相当的学术色彩，改定后的“四库”本《明史》即可作为其中的典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官方在史学上的动态和学术水平。
若干年来，学术界虽对《明史》一书多所研究，但对《明史》刊行后的再次改修注意不够，甚至多有微辞，[９]这应当客观地予以重新审视。
二《四库全书》本《明史》在内容上的重新修订
《四库全书》本《明史》被清人称为“新定之本”，《四库全书总目》和《清文献通考》都照此著录。它是将乾隆四年（1739）“钦定”刊行的《明史》大加改修而成。
《明史》的改修于乾隆四十年（1775）开始，和重订《明纪纲目》同时进行，主要是对《明史》中有关的元朝人名、地名按照乾隆时新的译音标准进行了查核改订。这次改译的人名、地名，清人王颂蔚的《明史考正捃逸》和近人李晋华的《明史纂修考》中开列甚详，[１０] 在此不再赘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改译尤其注意将“鄙”字改为“雅”字的特点。关于这次改译工作，过去一般认为是清高宗因自己身为外族，害怕见轻于汉人之故。[１１]这种观点事实上不尽确切，清高宗本人就曾于上谕中说：“朕非于此等音译字面有所偏袒，盖各国语音不同，本难意存牵合，即如满州、蒙古文字译为汉文，此音彼字，两不相涉，乃见小之徒欲以音义之优劣，强为分别轩轾，实不值一噱”。[１２]他认为在“海寓同文”之世，不应使用带污辱性的字义翻译少数民族人名地名，这在理论上来讲是无可厚非的。
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清高宗已不满足于仅仅改译《明史》中的人名、地名，谕令修改《明史本纪》，在这道谕旨下，不仅《明史本纪》得到全面改修，《明史列传》也经过了精心的考证和修订，其工作之繁重和成果之水平非译音字改字可比。
（一）《明史本纪》的改修。
在乾隆皇帝将原本《明史本纪》“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辞义精当”的谕令指导下，《明史本纪》的改修主要作了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1 史事原委的补充。从乾隆四十二年谕令之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引发《明史本纪》改修的最直接原因是两名大臣获罪诛死的原因不明和“土木之败”中不载王振挟帝亲征而造成的“疏略”，所以在改修本纪时，改修人员对一事之起，一案之兴，诸王坐废，大臣被戮的原委非常重视，无不溯源竟委，详述因由，以求赅备。如乾隆提到的两大臣之死，原本《明史》记栽为：“庚子，巡按福建御史汪澄弃市，并杀前巡按御史柴文显。” [１３]经改修而成的“四库”本《明史》则记述：“庚子，巡按建御史汪澄坐失机，前御史柴文显匿不奏贼，并逮诛。”[１４]说明了两人被处死的缘由。再如明景帝废英宗太子之事，原《明史》中只有“夏五月甲午，废皇太子见深为沂王，立皇子见济为皇太子”[１５]一句，“四库”本《明史本纪》则在这句话前加了一段内容：“夏四月中，广西土目黄 有罪惧诛，因驰奏，请易皇太子。帝曰：‘万里外，乃有此忠臣’下廷臣议， 并释 罪。”[１６]不仅点明了这件事情的发端之由，也反映了景帝汲汲易储的态度。
原本《明史本纪》对诸王废死不书原因，只标以“有罪”二字，往往令人不明究竟。改修本《明史本纪》对此做了全面纠正。以《建文本纪》为例，其中周王 之废，[１７]湘王柏自焚，代王桂之废，岷王 之废，[１８]皆因由不明，而在“四库”本《明史》中已分别予以叙述详明：“ 子有 告 谋不轨，命李景隆执之，废为庶人”；“或告湘王柏齐王榛代王桂反，柏惧，自焚死，废榛桂为庶人”；“西平侯沐晟奏岷王 过恶，废为庶人”。[１９]其记述显然较原本《明史》为优。
2 史事记述的润色。《明史本纪》在修改的过程中对史事记述也做了一些润色铺陈。如原本《明史》中方孝孺等人夷族诛死仅用了“丁丑，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２０]十五字叙述。“四库”本《明史本纪》中则叙述道：“丁丑，召方孝孺草登基诏，孝孺投笔，且哭且骂。帝大怒，泰、子澄亦抗辩不屈。遂与孝孺同磔于市，皆夷其族”，[２１]再现了建文忠臣宁死不屈的场面。再看建文二年（1400）五月庚辰的“济南之战”，原本《明史本纪》中只简单记载：由于盛庸、铁铉的坚守，燕王朱棣进攻不克。[２２]“四库”本《明史》中这段史事则被大加渲染，加上了铁铉佯装请降，却在城门上预悬铁板，伺机击杀朱棣的叙述：“王至，板骤下，王惊走，伏发，桥仓促不立断，遂得逸”[２３]这些润色和铺陈显然增强了叙述的生动性。
3 增补史事。由于原本《明史本纪》的“疏略”，乾隆皇帝在四十二年的谕令中还有“添修”之命，于是，《明史本纪》在改修的过程中，于各卷都增补了原先未能载入的史事，共计有百余条。
这些增补的史实中有许多非常重要，如《洪武本纪》中，于洪武三年六月立开中盐法；[２４]《宪宗本纪》中，成化员年乙丑诏雪于谦冤；[２５]十年八月始设云南巡抚；[２６]《武宗本纪》中，十一年八月王守仁巡抚南赣，讨平江西寇盗；[２７]《神宗本纪》中，元年八月罢海运等，[２８]都是原本《明史》所遗漏的重要内容，“四库”本《明史》予以增补，极为允当。
《明史本纪》中增补的史事还具有针对性。如《宪宗本纪》中增补的史事大多是宪宗的稗政。其中，象他任用方士，宠信僧道的事就有五条：十五年夏四月丁亥，“以方士李孜省为太常寺丞”；十七年春正月，”以方士顾 为太常寺少卿”；十七年冬十月，“以道士邓常恩为太常卿”；十九年九月丁亥末，“诏旌僧继晓母朱氏”；二十三年二月庚辰，“以李孜省为礼部右侍郎”。[２９]而《世宗本纪》中所增的各条史事，多为大臣弹劾严嵩而获罪的事件，这些增补直接影响到本纪赞语的修改。
4 赞语的修改。将乾隆四年本《明史》和“四库”本《明史》相校读，我们发现，在明十三朝皇帝的本纪中，景帝、英宗、武宗、宪宗、孝宗、世宗、穆宗七位皇帝的赞语都经过了修改。
通观改后赞语，可以看出，除却明孝宗受到称赞，将其提升为一代“令主”外，[３０]其余皇帝都受到了贬抑。如穆宗赞语只有五个字的更改，是将“可为令主也”改为“汔可小康矣”，[３１]对原本《明史》中称世宗为“中才之主”的评价，在《明史本纪》的改修中也未得认可，而是以“且倚任权奸，果戮直臣，以快其志，亦独何哉！”[３２]给世以尖锐的批评。
原本《明史本纪》赞语的最初作者是应博学鸿儒试的前明遗老。论断难免有所回护或宽恕。而《明史本纪》改修于清王朝的统治已得到巩固的乾隆后期。其赞语的立论自然会发生改变，原本赞语的不切实也明显的显露出来。如英宗赞语的修改完全是针对原本《明史》而发。原《明史本纪》“英宗赞”称英宗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３３]经改修的“英宗赞”则毫不客气地写道：“前后在位二十四年，威福下移，刑赏僭滥，失亦多矣，或胪举盛德，以为无甚稗政，岂为笃论哉？”[３４]原《明史·宪宗纪赞》中对宪宗的批评仅限于他被汪直所惑，最终结论也归结为“妇寺之祸可畏”。[３５]改修本《宪宗纪赞》则评论说：“顾乃举措混淆，杂流竟进，且不鉴土木之失，柄用汪直，威福下移，厂卫之祸遂兴，有明始终，履霜坚冰，势成积重，可不慎哉！可不慎哉！”[３６]词锋犀利，批评严厉，又从祸国的厂卫制度陷明于危亡的角度上立论，见识更为深刻。当然，改修纪赞也有评论不当之处。如原《武宗纪赞》中认为明朝在当时未致灭亡是因为皇帝亲操用人大权，由有一些直臣来补苴匡救，经改修后，则将当时的“危而不亡”归因于“将天心未厌，犹欲挟持而安全之耶？”，[３７]反而添入了天命论的色彩，但这仅为极个别的一例。
（二）《明史列传》的考证与修改。
依据《四库全书》本《明史》，我们发现，《明史列传》的考证工作非常繁重，从卷117诸王传到终卷332，列传之末都有考证。卷250，卷255，卷258—264，卷268—280，卷288—295还都附有“考证后”开列乾隆四十一年（1776）赐谥诸臣的姓名和谥号；卷300则附顺治元年（1644）的赐谥诸臣。《明史列传》的考证工作主要由章宗瀛、方炜、黄寿龄、严福四人担任，他们个人总计完成考证分别为74卷、58卷、43卷、39卷。另有刘锡嘏、罗修源、宋铣三人，人各任考一卷（分别为卷156，卷189，卷211），七人皆为进士翰林官。
据光绪年间的官僚王颂蔚入值枢院时所见的列传部分《明史》考证，共有四种进本 1进呈本。为蓝面册《明史》列传，列传首尾略具案语，用黄签粘于书之上方。人名地名改译和修改处用黄签粘在原文上。
2 稿本。是由总裁审阅的考证，案语和进呈本略同，间有被总裁删改处。
3正本。只有考证，没有《明史》原文，每卷题《明史》卷几考证，意在分附《明史》各卷之后。
4初刊样本。为已将考证附于列传之后的卷本，仍有粘签校改处。[３８]
这些都是《明史》列传考证的阶段性工作，可见《明史列传》的考证经过了反复的斟酌，而且进行考证的同时，对正文的错误也作了修正。
《明史列转》引述的资料，从《清实录》、《明实录》明清两代案卷章奏到私家明史著述，明人碑刻墓铭等无不涉及。仅以《公主传》为例，考证纂辑者就引用了刘振《识大录》、王世贞《高帝功臣表》、《恩泽公侯伯表》、《盛世述》、《明异典述》;何乔远《勋封记》、陈仁锡《世法录》、《明实录》、清顺治年间实录，顺治年间刘有福及宁德公主谢恩红本等十余种史料，由此可窥《明史列传》考证引用之丰富。
《明史考证》对原文有注释说明，考异存疑，更正用语，辩误定讹等内容，难以一一尽举，滋简要举例说明：如卷200《刘天和传》称其“奏当兴革者十事”，却无具体内容，卷末《考证》条列奏疏中“当兴者五，当革者五”各项名目，注明见王世贞所撰《刘天和墓志》，[３９]这是注释说明之例。卷129《傅友德传》称他曾以五十骑冲却元将库库特穆尔的军营。考证则曰：“臣严福按，友德袭库库营，《开国臣传》《明书》皆作500人，史作五十骑，未知何据？谨识。”[４０]这是考异存疑之例。卷133赞语中有“终罹党籍者”，卷末考证认为:明初胡惟庸、蓝玉之案连甚广，但不能与东汉党锢之祸、北宋党争相类比，所以“党籍”二字用语不当。[４１]这是更正用语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