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必须“以礼为之纪纲”，才能维系和巩固等级统治。全书以三家分晋为开端，就是因为“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因而司马光感叹：“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叙西汉高帝七年事，借叔孙通制礼，“臣光曰”进一步发挥“礼”的功用：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
同时指责叔孙通“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
以礼为纪纲，国家治乱、人物功过，均以是否重礼、以礼进行教化为衡量标准。卷68建安二十四年末“臣光曰”总结东汉盛衰：
光武遭汉中衰，群雄糜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广开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烝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49]
显然与开篇的“臣光曰”前后呼应，将东汉末与东周末相比拟。
中唐以下藩镇割据，朝廷姑息。唐肃宗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裨将李怀玉杀其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对此，又一则“臣光曰”发论：
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
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然后大宋受命。[50]
不仅治天下用礼，治军也要用礼，礼为纲纪，贯穿社会上上下下、方方面面！
2、用贤为本，立法是末
用贤为本，立法是末，既是司马光“以礼为纲纪”的重要内容，又与其时政主张紧密相关。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为避免“州郡相党”，下制实行回避，“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即婚姻之家及其亲属，不得在两家所在州交互为官。因“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不补”。“臣光曰”评论说：
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谨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执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者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
所谓本，即用贤也；所谓末，即立法（禁令）也。批评“孝灵之时，刺史、二千石贪财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接着话锋一转：“以今视之，岂不适足为笑而深为可戒哉！”[51]显然，这是在“借古讽今”、影射时政。
三国魏明帝景初元年，刘卲作百官考课法，百官议而不决，事竟不行。“臣光曰”说得更加明白：“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同时表示反对“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认为刘卲之法是“不得其本而趋其末”。[52]
用贤为本，司马光特别瞩目东汉光武帝。对其即位后先访求贤才，“臣光曰”评论道：“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置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53]前秦苻坚甘露十二年（370），前燕宗室慕容垂降秦，秦相王猛忌其有雄略，劝苻坚杀之，苻坚不从，王猛又设计陷害慕容垂，苻坚仍然“待之如旧”。为此，司马光写了一段评论：“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54]此外，在《稽古录》等相关的著述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如对唐在“六年之中，海内威服，何成功之速哉？”的回答：“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网罗俊乂，好用善谋，乐闻直谏……”[55]
3、息征伐之谋，罢拓土之兵
记历代边防，在《资治通鉴》中占有重要位置，明显地是在“以史为鉴”。面对北疆辽、西夏的侵扰，司马光不满于熙、丰年间对西夏用兵，认为“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其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而“救急保安之道”中有一点就是“罢拓土开境之兵”[56]，“息征伐之谋”[57]。元祐元年，连上《论西夏札子》、《乞抚纳西人札子》、《乞不拒绝西人请地札子》等，主张“返其侵疆”、“禁其私市”，认为放弃米脂等寨，可以显示“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若“惜而不与，万一西人积怨愤之气，逞凶悖之心”，“长驱深入，覆军杀将，将兵连祸结”，导致“天下骚动”，“虽有米脂等十寨，能有益乎？”[58]强调“凡边境安，则中国安，此乃国家安危之机。”[59]
这样的施政主张带进《资治通鉴》，凡穷兵黩武、开边拓土，一概加以斥责。太初元年，汉武帝以宠姬李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出兵大宛，“臣光曰”评论道：
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也。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侥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60]
东汉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匈奴发生瘟疫，人畜死亡甚多，国力空乏，是用兵的绝好时机，然而光武帝拒绝了这“万世刻石之功”，表示：“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处乎！”从此，“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在总评光武时，赞其“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工事，故年恢复前烈，身致太平。”[61]
历来对胡三省所说“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认识不一，现将其事稍加介绍。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具奏其状，宰相牛僧孺以受降会“失信”吐蕃，若其“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即使“得百维州何所用之”，遂命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以其城归吐蕃，悉怛谋及所与来降者悉归之，“吐蕃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至武宗会昌三年，李德裕为相，追论此事，有诏追赠悉怛谋右卫将军。“臣光曰”评论云：“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亡义犹耻之，况天子乎！……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胡三省注：“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与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62]正是指上述司马光欲将米脂四寨及熙河等让给西夏，终因安焘、孙路以地图力争而止。
任何史书借古讽今、影射现实，都难免歪曲历史、混淆是非，这是研读史书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不管神宗赐以书名“资治”，还是与司马光时治主张相关，但应当注意两点：其一，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虽然明确地将修史与“取鉴”、“资治”联系在一起，却没有象唐太宗诏修《隋书》等五代史那样，“览前王之得失”目的是“为在身之龟镜”[63]，即没有以历代君王得失作为“自身”行为、决策的鉴戒，更多的是要“为臣者”引以为鉴戒，因而不可能有唐太宗的作为，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类似“贞观之治”的局面。其二，司马光“伏望”神宗“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创出“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局面，但他自己也没有能够认真做到“以史为鉴”。北宋中期形成的新旧党争，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成为当时政局的重要特点。司马光不仅有《朋党论》的专篇，在《资治通鉴》中对东汉的阉党与清流之争、中晚唐的牛李党争，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述。卷241唐穆宗长庆元年四月，写牛李党争发端：“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顷轧，垂四十年。”卷245唐文宗太和八年十一月，写党争进一步发展：“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紧接着，便是400余字的“臣光曰”：
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进贤退不肖，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小人誉其所好，毁其所恶，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
胡三省谓“温公此论，为熙、丰发也。”司马光能够清楚地认识历史上的朋党之争，却难以跳出现实中朋党之争的泥潭，《资治通鉴》的“取鉴”、“资治”功用因此大为逊色！大凡史书只写给别人看，让别人“以史为鉴”而不是为“在身之龟镜”，其鉴戒功用还能有多少实效？这正是中国史学和中国史家的悲哀所在！
[1] 《唐史论断序》，《四库全书》本。由此序内容而论，实即《唐史记》75卷的序文，作于皇祐四年草成该书之际。
[2] 《传家集》卷71。
[3] 《传家集》卷17《进通志表》。
[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英宗治平三年四月辛丑。
[5] 《玉海》卷47《治平资治通鉴》。
[6] 《文献通考》卷193《经籍考二十》引“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说之曰”。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亦以“修书分属，汉则刘攽，三国讫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各因其所长属之”。
[7] 参见王曾瑜《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79年第3期。
[8] 《文献通考》卷193《续资治通鉴长编举要》引乾道四年李焘上表。
[9] 《传家集》卷63。
[10] 《文献通考》卷193《经籍考二十》引高似孙《纬略》。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0神宗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
[12] 《四库全书总目》卷47《编年类》。
[13] 《四库全书总目》卷47《编年类》。
[14] 《纬略》卷12。《文献通考》卷193《经籍考二十》所引亦作“二百二十二家”。
[15] 《四库全书总目》卷47《编年类》。
[16] 《史略》卷4《通鉴参据书》。
[17] 《新校资治通鉴叙录》卷首。
[18] 《通鉴学》第三章。
[19] 陈光崇《张氏<通鉴学>所列<通鉴>引用书目补正》,高振铎《通鉴参据书考辨》，均收《资治通鉴丛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光崇《<通鉴>引用书目的再检核》，收《通鉴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周征松《通鉴考异所见书目检核》，《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20] 参见谢保成著《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48－349页。
[21] 《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4《类书类》。
[22] 《答范梦得》。
[23] 洪迈《容斋四笔》卷11《册府元龟》。
[24] 刘羲仲《通鉴问疑》。
[25] 《癸辛杂识》后集。
[26] 《稽古录》卷16《上历年图序》。
[27] 《资治通鉴》卷244唐文宗太和七年八月。
[28] 《日知录》卷26《史记通鉴兵事》。
[29] 《传家集》卷44《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30] 《资治通鉴》卷2周显王十年“臣光曰”。
[31] 《资治通鉴》卷233。
[32] 《资治通鉴》卷292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九月。
[33] 《传家集》卷63。
[34] 《新资治通鉴注序》，《资治通鉴》卷首。
[35] 《资治通鉴》卷212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四月。
[36] 《资治通鉴目录》卷1。
[37] 《资治通鉴》误作“兴光历”，据《资治通鉴目录》、《魏书·律历志》改。
[38] 以上均见于《资治通鉴》正文。《新唐书·历志一》以“唐终始二百九十余年，而历八改”，《资治通鉴》有肃宗至德历，而无元和观象历。《资治通鉴目录》另有一些记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历以建子月为正”，汉高祖元年“汉初用殷历，或云颛顼历”，魏明帝太和历，西晋泰始元年“晋更名景初历曰泰始”，北周天和元年“周初用天和历”，北周大象元年“周初用丙寅元历”，前蜀武成二年“初用胡秀林永昌历”，后晋天福四年“晋用马重绩调元小历”等等，可补《资治通鉴》之阙。
[39] 《传家集》卷71。
[40] 《传家集》卷26。
[41] 《资治通鉴》卷55桓帝延熹九年七月。
[42] 《资治通鉴》卷126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十二月。
[43] 《资治通鉴》卷147梁武帝天监八年十一月。
[44] 《资治通鉴》卷148梁武帝天监十五年十一月。
[45] 《资治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三年十二月。
[46] 《资治通鉴》卷153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
[47]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十二月。
[48] 《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首。
[49] 《资治通鉴》卷68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末。
[50] 《资治通鉴》卷220唐肃宗乾元元年末。
[51] 《资治通鉴》卷57汉灵帝熹平四年三月。
[52] 《资治通鉴》卷73魏明帝景初元年末。
[53] 《资治通鉴》卷40汉光武帝建武元年九月。
[54] 《资治通鉴》卷102东晋海西公太和五年正月“臣光曰”。
[55] 《稽古录》卷15梁太祖开平元年“臣光曰”。
[56] 《传家集》卷45《应诏言朝政阙失状》。
[57] 《传家集》卷61《与吴丞相充书》。
[58] 《传家集》卷50《论西夏札子》。
[59] 《传家集》卷52《乞抚纳西人札子》。
[60] 《资治通鉴》卷21汉武帝太初元年八月。
[61] 《资治通鉴》卷44汉光武帝中元二年二月。
[62] 《资治通鉴》卷217唐武宗会昌三年三月。
[63] 《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恩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