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高评，未免过当，但亦不为隆誉不根。李焘遵循长编法而创制长编体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成功，确实解决了如何修当代史、修成信史的问题，起码从体制上给了规范，释解了史学家们长久困惑的一个问题。《长编》作为宋史基本资料的价值，更毋庸置疑了。
如果说李焘是以长编体来研究近代史－－北宋九朝历史；叙其流变过程，为南宋统治者提供借鉴、有益谋略的话，那么，著《三朝北盟会编》的徐梦莘，则更有这种强烈的意识，他更为直截地选取了北宋徽宗到南宋高宗朝这段赵宋王朝的灾难史、巨变史。
这位“每念生于靖康之乱，四岁而江西阻讧，母襁负亡去，得免。”经历过亡国灾难的史学家，对北宋亡国史，尤其宋金和战史有着特殊的感受和研究冲动。他把自己“耽嗜经史、下至裨官小说，寓目成诵”的才情和毅力投注于历史研究。并且，“尤熟晋、宋、南北、五代事”，［12］对历史上南北分裂的史事，极为究心，对于“自熙丰、元祐以来名公奏议及出处大致无不该综”，为《三朝北盟会编》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有这一切，皆继承了司马光、李焘的治史精神。
徐梦莘把写作的断限规定在上起政和下终绍兴三十二年这四十五年间，“凡曰敕、曰制、诰、诏、国书、书疏、奏议、记序、碑志、登载靡遗”［13］“取诸家所说及诏、敕、制、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诠次”［14］这正相当于《通鉴》《长编》作资料长编时的工作。尽管徐梦莘自言“其辞则因元本之旧，其事则集诸家之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参考折衷，其实自见”，他也没有像《长编》那样于注文中加以考辨等。但是我们并不能因其书中无此形式而否定它为长编体。首先，《会编》尽管尽录原始资料，罗于目下，但它于每年月记事，是先有一概括叙述，都有一个目冠于前，这个“目”表现了他自己的倾向，反映了他倾向的材料、肯定的材料，正相当于《长编》体之正文，这立目概括叙述的过程，便融入了作者的考辨成果，只是未注其经过罢了。其二，作者是有意识地把各种资料罗于目下。他说：“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之记录者，无虑数百家。然各有所同异，事有信疑，深懼日月补充浸久，是非混淆，臣子大节，邪正莫辨，一介忠款，湮没不闻”［15］这样，立目以见自己的标准，罗列资料以现记载异同，把各种记载完整地呈之于读者面前。作者很相信资料的说服力和读者之鉴别力，在“仍其旧”、“集其说”中，使“其实自见，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包括各种资料的作者的善恶），万世不得掩没也”同时，“自成一家之书”。［16］这正是在长编法指导下，结合所研究的历史阶段的资料特点和实际，而“稍变其例”的作法，也反映了他治史不囿于前人旧体的精神。
正由于此，《会编》内容虽与《长编》、《要录》有重叠，而此书终于卓然而立，与后二者并为三家编年体、长编法巨著。清许涵度云：
若李焘《通鉴长编》，李心传《系年要录》，皆私家著述之善者，然《长编》阙徽、钦二朝，《要录》亦仅记高宗事，均不足为今日考镜之资。惟临江徐商老（梦莘）殚见洽闻，取材一百九十六种（此据书首目录，实不止此数，笔者按）。以成是编，录叙时事，不加论断，而宋金交涉已郎若列眉。题曰“北盟”，盖注意于和拒得失而为专门外交史权舆也。……欲求绝学于专史，妙运用于一心，必将家置一编，奉商老为不祧少祖。［17］
其实，即使《长编》仍存徽、钦二朝之事，亦仍无损于《会编》的地位。今存的《要录》和《会编》高宗朝就是重叠的，却各有价值，无法偏重。这就说明，只要“存乎一心”，即使皆用长编法，亦可各有风格，各有创造。一部历史著作的价值，如果建立在巧合的基础上，并非是史家的大幸，而徐梦莘亦著当代史，亦用长编法，却能与当代两位大史家比肩，与其他两家之巨著鼎足，除了他作为史家的才学识之外，也是长编法适宜发挥作者创造性使然。
如果说，《续资治通鉴长编》和《三朝北盟会编》是《资治通鉴》直接影响下的产物，是长编法运用于史书编纂的成功尝试。那么李心传所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是将长编体推至极妙、是成就编年史长编体的典范之作。
李心传对他的乡里前辈李焘非常钦慕，尤其于李焘治当代史的精神颇为会心。他有意识地对南宋建国后的一段历史作深入的研究，并且逐代以长编体著之。尽管除了高宗朝《要录》之外，其他各朝（孝宗、光宗、宁宗）“要录”稿本不传，但仅从现存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看，就是可以发现他对长编体运用之娴熟。
首先，李心传在写作《要录》之前，广泛地收集了相关的资料。据笔者研究，二百卷的《要录》引书达四百九十余种。其中有三十五种官方史书，五十二种题名记，一百七十种私史、杂史、笔记，一百五十余种行状、碑铭、传记，十五种地志，七十余种文集及单篇诗文，从某种意义上讲，足以构成总的资料库，为研究南宋初期历史，提供了最详备最重要的资料。
对于如此浩富的资料，李心传继承了从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来的编年史长编体的传统，即首先倚重官方史书的取材标准。《要录》一书的正文部分，即使是没有注明出处者，绝大部分也都是取材于官修的《高宗日历》、《高宗实录》。据统计，注文言明引自《日历》的，就达一千余次，言明引自《实录》、《会要》的，皆达百余次。他首先以这几部重要的官书参互考订，凡系日月而他书不载者，则皆以国史为断。遇有以上官书不载或误谬者，则尽可能搜求原始档案《时政记》等，予以补充、考辨。官方资料皆不载者，则以搜集到的各家杂史、行状、碑铭、文集等予以充实和考证，从而避免了机械搬抄官书而带来的撰史误区。倚重官书，是编撰大部头史著的客观要求：可以以官书为骨架，把其他材料和相关记载汇于其下。若仅凭私史、野史、笔记，则很难完就一部高质量的二百卷之富的高宗朝历史。在以官书为主干的前提下，展开补充考辨，对比选择，这只有把官书作为参照系时方为可能。相对于官书而言，私史、野史等私家著作，更容易受到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环境影响，没有稳定的取材标准，更不必说完备的修史机构、制度、资料不全等等。但李心传并没有抛弃私人著作。他深入研究了官方史书，知道官书往往因为皇权干预、权臣肆意、搬弄是非，以政见私意曲笔等多种因素，造成实录不实，正史不“正”，甚至“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所以，他写作《要录》时，并不对官书盲从轻信，并不把“倚重官书”作为机械的一成不变的框框，来束缚自己，而是详加考索，明其弊、去其讹、补其阙、断其疑、取其长，慎而后择。不仅拿不同的官修史书比较互证，而且以数量繁多的基本档案、野史、杂记、文集、小说等互为考辨，不主一体，从而避免了因侧重官书而带来的片面性，补正了官书的缺陷，使《要录》兼具官私两类史书的优点。
司马光在谈到取材作长编时，说道“其《正史》《实录》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18］李心传严格按照这个精神去“高鉴审择”。在“参之以事而无疑，考之以时而可据”［19］之后，方去决定取舍。他对私家之书也进行了深入研究，采取了各种补弊纠偏的措施，而且在杂说纷纭、私意乱真的私史、家乘志传面前，更保持了一个史家的冷静和严肃态度，抉其偏私、斥其讹谬、平核曲直、慎酌去取，从不轻率。对于传闻，他认为虽然“传闻未必实”，但不可轻以否定，［20］而是推究考索，甚至写入正文后，仍于注文中加以说明，存疑待考，说：“或可削去”，表明自己亦不太相信，姑且存之。［21］对于碑、志、行状的夸言诬辞，则考其来由，还于实际。这样，就使失实乱真、杂说纷纭的私家资料，在“真”“实”的标准下，融汇于《要录》一书，提高了使用的准确性和质量，也从而使长编体的《要录》体例严谨，内容丰满，堪称详尽的高标准的信史。清人李慈铭叹云：
大抵每事博稽众采，详覆日月，平心折衷，于高宗一朝之事，绳贯珠联，较之《三朝北盟会编》，尤觉条理精密矣！［22］
此诚为过誉。这里说的“条理精密”之“条理”，正是长编法。李心传正是遵循了长编法的实录原则，对收集到的近五百种资料，“可削者辨之，可信者存之，可疑者阙之”，从而“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使众说汇于一途。这种谨严的“可信”“可削”“可疑”的处理方法，更发展了长编体处理材料的原则，连挑剔的清代乾隆四库馆臣也按捺不住钦佩之情，予以赞扬：
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按，野史之说不确）中，最足以资考证。……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23］
余论
总之，司马光创制了长编法，而李焘继承了司马光的治史精神，把作为治史程序的长编法发展为长编体，开创了一种新的体制，完成了北宋九朝史的撰著，有首创之功。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远承司马，近学李焘之《长编》，而都对长编体有所发明和会心。尤其心传《要录》的成功，更使长编体得以发扬光大。三部巨著构成了宋代史学的顶梁柱，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史学，也使编年体得以辉煌眩目，几乎取代了纪传体正史的地位，对我国历史学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然，我们这里只是表述了一种现象，至于长编法大受宋代史家青睐以及长编体得以确立多种因素，笔者已有另文探讨，兹不赘述。
［1］ 《四川通志》卷１２２，《李焘神道碑》。
［2］ 《文献通考·经籍考》卷２０。
［3］ 《宋史》卷３８８《李焘传》。
［4］［8］ 《文献通考·经籍考》卷２０。
［5］ 陈傅良：《止斋文集》卷４０《建隆编序》。
［6］［9］ 《文献通考·经籍考》卷２４。
［7］ 裴汝诚：《＜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４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５版）。
［10］ 孙原湘：《天真阁集》卷４３《李氏＜续通鉴长编＞跋＝。
［11］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４５。
［12］ 楼钥：《攻媿集》卷１０８《徐梦莘墓志铭》。
［13］ 《宋史》卷４３８《列传》第１９７。
［14］［15］［16］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序》。
［17］ 许涵度：《校刊三朝北盟会编序》。
［18］ 司马光：《与范梦得书》。
［1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６５绍兴二十三年冬十月丁丑注。
［2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７建炎四年九月辛亥注。
［2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４６绍兴十二年九月乙巳注。
［22］ 李慈铭：《荀学斋日记》。
［23］ 《四库总目》卷４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