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两宋特殊时代的历史家们，涌动着一个伟大的抱负，那就是，要通过研究历史来干预政治、关注国家的命运，从而使历史学解决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关乎国计民生，进而完就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这个自觉精神是以长编法引入史学领域而贯注成功的。它表现于两个方面：其一，几乎所有史学大家都把主要精力奉献于当代史的研究和著述，对当代史赋予异乎寻常的关注；其二，在研究撰著当代史时，长编法作为一种编纂方法不断得到应用、充实、提高，成为一种体例，给一千余年来衰微不振的编年体史学注入新的活力。
有关宋代历史的三部最基本的著作，皆以长编法的体例告功。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北宋九朝史，有九百六十卷之宏；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继长编之体制，专述宋高宗一朝历史，达二百卷之浩；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载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历史迭变，亦二百五十卷之富，皆蔚为大观，构成我们今天研究两宋社会历史的最基本最完备的资料，并对以后的历史学产生了各方面影响。至于其他著作，如《建炎以来诏旨》、《靖康要录》等，亦是长编体之产物。南宋的这些史学大家，如此青睐长编法，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课题。
长编法考索
长编法创制于北宋史学大家司马光。司马光及其助手在撰著千古名著《资治通鉴》时，有一套严密的写作修纂程序。即先作丛目（大事记），再制成长编，最后删修定稿，井然有序，步步衔接。可见，所谓长编，本来是司马光组织编写《通鉴》的一个中介程序、一种编纂方法。从一种写作步骤、程序、方法，一跃而成为后来史学家尊奉的体例，这首先在于长编法的基本特点。司马光在《答范梦得书》中，对如何搞好长编作了详细说明：
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该记新旧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尽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诠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出。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有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以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其《实录》、《正史》未必尽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
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从司马光的要求可知，长编法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对收集于丛目中逐一事目下的有关资料进行系统全面的审察，为资料的鉴别和筛选奠定基础，对记载相同而文辞不一者，要“择一明白详尽者录之”；对记载详略不一者，要“左右采获，错综诠次”，关键是“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并且要用“大字写出”。这实质上是遵循中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左传》的体制，在对资料的审察、比较、选择之后，发挥史家之史才，撰就编年体史书的过程。“大字写出”，正好构成编年体的正文，即主干和骨架。第二，对不同性质材料的处理。司马光主张要辨别资料的虚实是非，注重事理证据。他十分强调要全面占有资料，并规定了书写体例，来排比资料，从体例上规定了鉴别资料的统一方式。在鉴别资料时，首重证据，不许凿空架虚，即使虚假的资料，也要用真实的证据去否定它，并先罗列出宜否定的、不实虚妄的记载，再列出应肯定的资料、证据，有时还要说明理由。遇到年月、事迹互相矛盾不同时，在无说服力的凭据的情况下，则须依据事理作出判断；在验证无据、事理难推的情况下，则必须将记载互异的两种甚至多种资料，并存待考。这样，证验、事理、并存三种要求，构成长编法中鉴别资料工作的特点。从而杜绝了以个人好恶取舍资料、臆断判定的错误和不严肃的学术作风，为最后修成正式的编年史打下牢固的基础。第三，对官私著述的分析态度。从丛目的确定，到正文的“错综诠次”，即用大字写出者，基本依据是官修史书，这是首重官修史书的态度。但是，对小说、杂史、文集等，司马光主张要深入仔细研究，以学术眼光和严肃态度“高鉴慎择”，实事求是地决定取舍，不以官私为最高取舍标准。除了以上三点，司马光还提出了制作长编的总倾向“宁失于繁，毋失于略”，首重长编的资料性。
总之，司马光为其巨著《资治通鉴》的成功，对写作编纂的中介环节－－长编，制定了颇具章法的体例要求。长编法的最基本特点是对丛目以下的各种资料进行鉴别诠选，取材的标准是围绕着总的宗旨和治史精神定出的，正缘于此，《通鉴》才得以成功。而南宋的史学家则从形式上和治史精神上继承了司马光创制的长编法，又有所创新和发展，从长编法引出长编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史书体裁，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完成了三部长编体史学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使长编体卓然史学之林。
《长编》《要录》《会编》与长编法
宋代知识分子的最伟大抱负是“治国平天下”，为世所用，但往往缺乏实际行动，形成了举世高谈议论的风气，四川二李（李焘、李心传）与江西徐梦莘摒弃了这一恶习，专重关乎治乱经邦的史学，潜心于史，则从另一方面弘扬了治学的宗旨和精神。
毋庸讳言，他们的治史精神和方法受到了司马光的浓厚的感染。
继承司马光长编法而撰成长编体史书的第一位伟大史家是李焘。这位出生于徽宗政和五年（１１１５），卒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１１８４）的史学家，经历了南北宋之交那场“王国多难”的历史巨变，亡国之恨每在念中。从二十岁以后，即“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史自任”，［1］把关注现实、鉴戒当世的报国激情倾注于治史。
据说司马光完成《资治通鉴》之后，还有志于撰写北宋建国以后的历史，但精力有限或是政治原因，总之，此愿未遂。李焘不仅继承了司马光这种重视近代史、当代史的精神，而且付诸实践。不论从他自称“精力几尽此书（《长编》）”“网罗收拾垂四十年”［2］还是张栻所概括的“平生生死文字间，《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3］都表明李焘把一生主要精力投入了本朝史的研究和著述上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起自太祖建宋，止于靖康亡国，详记北宋九朝１６８年史事，有９６０卷之富，是继司马光之后长编法的最重要实践。李焘对长编法作了深入研究，他说：“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僚属采摭异闻，以年月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4］所以，他写《长编》时，严格按照从丛目到长编的写作程序，先充分收集资料。对日历、实录、正史、会要、敕令、御集、百司专行指挥、宝训，百家小说、私史、行状、墓志等官私材料尽行罗致，使“一代书萃见于此”［5］并且作十枚木橱，每橱作抽屉匣二十枚，每屉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这是一种优秀的排比资料的方法。
第二步工作是考辨取舍。李焘认为司马光从作长编到撰写成《资治通鉴》是经历这步工作的，他说“所见所闻所传闻之异，必兼存以求其是，此文正长编法也。”［6］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程序，是体现史家治史精神和学识的工作，舍此，则长编将不成为长编，只能说是资料汇编，而不为著述。所以，李焘对长编的这个关键程序投入了大量心血。在这个工作中，他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即主取官书、博采私书。比如，从注文看，他在撰写太祖、太宗两朝史时，使用了国史、实录、会要、宝训等官修史书和文书档案，以及各种文集、笔记、墓志、行状等等私书，总计百种左右，但从使用频率上讲，官书占了八百余次，而私书则远逊于此，尤其是正文部分，虽未注明，但实质上是采用自官修史书，这个量是极大的。［7］当然，官修史书因为皇权干预，史官避讳等因素，也存在许多不可信之处。李焘在作《长编》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细致的考察，使用他们时不主一本，而且还以私家著述与之相互参正，考论异同。对私家著述，李焘在《长编》时，不因人废书，像对待官书一样，采取谨慎态度，作为考辨和去伪存真之手段，或是将歧异记载分别存于注文，“兼存以求其是”，以待后人研究。
严格遵循长编法的义例和体例，是《长编》得以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李焘的《长编》，“义例悉用（司马）光所创立”［8］除了实事求是、考证异同，不以自己好恶决定取舍外，也不以已意变乱是非。他明确坚持，自己不是仅仅亦步亦趋地学习司马光去写《续资治通鉴》，而是要把长编法作为史书体裁，编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宁失于繁，犹光志云尔”［9］所以他在写作《长编》时，能够以两种或多种资料考辨一事一书，存于注文，用“四存四删”的原则处理繁简问题，使《长编》大而得当，长而不冗。在正文中，往往通过叙事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取材倾向、见解，注文则列出异同说法和考辨根据，间加按语，成就了一部高质量的长编体当代史。清人孙原湘说：
“此书真一代良史也。今即其所举最大事者数条考之。至于升宝之禅，首采吴僧文莹之说及蔡椁《直笔》，然后参以程德元（玄）传及《涑水纪闻》，传疑也。其于涪陵之贬，引《建隆遗事》而实之，……以明传闻之说未可全弃，著实也。于澶渊之盟，则引陈莹中之言，以为寇准之功不在于主亲征，而在于画百年无事之策。向使其言获用，不惟无庆历之悔，且可无靖康之祸。其意直谓靖康之事，皆由景德误之，原祸始也。……于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则尤旁参互审，辨异析同，使邪正心迹纤毫莫隐，尤人所难言。凡此数事，浅识既不能言，拘儒又不敢言，而文简（李焘）以宋臣言宋事，独能断南、董之笔，授《春秋》之义，发愤讨论，使众说咸归于一，厥功不在司马氏下矣。”［10］
清人朱彝尊更论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