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文先则谓刘二于至元七年定到未婚妻胡茶哥，次则谓刘二已于至元九年自缢身死，再则谓某路官府于至元十年拟令刘三(注意：非刘二)迎娶其元定妻胡茶哥。然则胡茶哥之定婚夫，究竟为刘二，抑或为刘三?死者为刘二，或者为刘三?初读全文，如堕雾中，竟无头绪。再者，文中数见之阿郭，或谓为胡茶哥之嫂，或谓为刘温(案即刘三)之嫂，前后两阿郭，鄙人初意以为一人，即认为阿郭初嫁为胡茶哥之嫂，夫死之后改嫁刘温之兄刘二，刘二死后为小叔刘温即刘三所收，先后三嫁。惟刘馨珺学棣与党宝海博士两人先后惠告，以为胡茶哥之嫂阿郭为一人，刘温之嫂阿郭为另一人。刘、党两人之赐教，时不同，地亦异，而所持意见，竟不谋而合，诚撼动我心之事也。[5]乃将阿郭之事，参照刘、党高见，推敲再三，以为二君高见与鄙人私意，是非不易断，公婆皆有理，可以并行，以俟高明。兹将彼我两说，说明如下。
请先改正条文内一个错误。案刘二自缢身死日期，引文倒数第五行作至元九年三月十三日，年月日具全，应当可信，而开头第五行作“去年六月内”，应改正作三月。
次说条文内“次男刘二”为“次男刘三”之讹。考本案中胡茶哥定婚夫之名有二。一为官名刘温，此从“刘温先于至元七年问到妻胡茶哥”、“其(刘温)元定妻胡茶哥”、“却令本人(刘温)迎娶胡茶哥为妻”、“若拟刘温亦将胡茶哥求娶为妻”云云可证。另一为小名刘二或刘三。据第五行，为老刘“次男刘二”，但据下文“令小叔刘三……仍将元定妻胡茶哥依理下财求娶为妻”云云，则为刘三。一日刘二，一日刘三，必有一误。又，第五行谓刘二已于去年即至元九年自缢身死，下文更明言刘二自缢身死日期为至元九年三月十三日。据此判断，胡茶哥定婚夫之名，可能为刘三，非刘二，易言之，第五行“次男刘二”疑为“次男刘三”之误。按本文“刘二”凡三见，“刘三”亦三见，假定“次男刘二”无误不改，则虽将下文所见“刘二”与“刘三”作任何组合之更动，本条文仍无法通读．窒碍如故。但若将“次男刘二”改为“次男刘三”，其余五处“刘二”与“刘三”只字不改，则案中诸人关系可以厘清，案情可以明朗。此为原文更动最少，而能解决原文前后矛盾之唯一方法。故私意以为“次男刘二”乃“次男刘三”之讹。
惟其人既为“次男”，则其人不曰“刘二”，而曰“刘三”者，不能无疑虑。然此疑虑，时或可解。《典章》本卷前文《婿死，不回财例》条内，马立次男名马三，非马二：下文《嫂叔年甲争悬，不收》条内，路显次男名路四儿，非路次儿、路二。援彼例此，老刘次男不叫“刘二”而叫“刘三”，完全可能。
老刘次男为刘三，刘三“亲兄”刘二，易言之，刘三长兄为刘二，而又有“刘三长兄刘琮”(倒四行)之说者，盖一就老刘之子二人而言，一合老刘两子及老刘之兄之子即刘琮三人而言。刘琮，末行作刘宗，疑有一误。刘琮、刘二、刘三(刘温)应为堂兄弟，大排行，疑刘琮小名刘大，而刘二、刘三为其堂弟。
刘二自缢身死，弟刘三以小叔身份收继寡嫂阿郭，故曰“有婿刘三已将伊嫂阿郭接续为妻”，又曰：“刘温……一面将亡过亲兄嫂阿郭未及周年收为正妻”，又曰“其妻(案即刻二妻阿郭)……与小叔和同接续成婚”。
刘三收继阿郭，条文先则谓系刘二“二七”期间内，即至元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之前，但下文谓为至元十年二月二十日。两者明显抵牾。鄙意以为，二七期间内接续为夫妻云云，或谓已行夫妻之实也；至元十年二月二十日和同接续成婚云云，或谓是日始正夫妻之名也。文内有刘温即刘三“将亡过亲兄嫂阿郭未及周年收为正妻”云云。至元九年三月十三日，刘二身死，至元十年二月二十日，阿郭、刘三和同接续成婚，正合“未及周年收为正妻”之语。又，《典章》卷一八《田长宜强收嫂》条有“有小叔田五儿将阿段两手拿住，令伊兄田长宜将阿段收继了当”云云。此处“收继了当”，谓强暴得逞也。《典章》语言，时有超越其字面意义者，不可不察。刘三将伊嫂阿郭“接续为妻”，或谓尚未成婚，而已燕好也。
条文误字暨疑处既已改正疏通如前，前后抵牾应已消除，惟本案始末仍需依时序解说如后。(一)妇人郭氏原嫁胡某，故曰“胡阿郭”。(二)胡阿郭小姑名曰胡茶哥。(三)不记年月，胡阿郭夫亡，改嫁老刘长男刘二，成为刘三之嫂。(四)至元七年二月，刘三与胡茶哥定婚。(五)至元九年三月，刘二卒。弟刘三即刘温将嫂阿郭“接续为妻”。(六)十年二月，刘三将阿郭“收为正妻”。(七)依“叔叔合收嫂嫂”条格，小叔刘三得将寡嫂阿郭收继，但时当刘二丧制中，须“依法断罪听离”；另一方面，若准刘三依条收嫂，并令刘三求娶元定妻，则是有妻再娶，亦须断离。事发到官，地方官“不曾断过如此体例”，故申乞朝廷裁断。因本案涉及户籍登记及婚姻效力问题，属户部事务，故中书省发由户部处理。户部遵奉今上皇帝至元八年发布之圣旨以为最高法律，准刘三收继阿郭，且令刘三求娶元定妻胡茶哥为妻，不受“有妻更娶妻”之法律约束；惟刘三因于胞兄刘二丧制中收继兄嫂阿郭，违反法律，故“从本路量情断遣”；刘三堂兄刘琮亦“从本路量情断遣”，盖因刘三收继阿郭，刘琮或为首倡者，或为主事者之故也。
刘三收继阿郭之记载，鄙人解读如上，不敢自以为是，盖因《典章》编者剪裁原文过甚，诸人关系因而晦涩不明，益以抄者梓者误抄误刻，后人读来更感迷离，难以究诘。举例言之，由“胡阿郭告”云云，据鄙人点读《典章》全文之经验判断，本案原告应为胡阿郭，但胡阿郭为何告官，则本条文字并无一语及之，于是乎吾人仅能衡情设想，以求解答。职是之故，鄙人前述之解读，不能尽获众人之首肯，意中之事也。刘馨琚、党宝海二君质疑鄙人之主张，以为案中阿郭实有两人，一为胡家妇，一为刘家妇，我则以为阿郭先为胡家妇，后为刘家妇，一人而再醮三嫁者也。
按全文中“阿郭”凡六见，首见之“胡阿郭”及次见之“阿郭”，其为同一胡家妇，断无可疑。第三至第六见之“阿郭”，以前后文观之，亦可断定为一人，即原为刘二之妻，后为刘三所收者。此后一阿郭，刘、党二君以为非是胡阿郭，而为另一人，吾人可依元人惯例，姑且呼之曰刘阿郭。假使二君所见为是，则本案案情较之鄙人所述者为简单，即刘二死后丧制中，刘三收继刘阿郭，置其元定妻胡茶哥于不顾，胡阿郭为小姑胡茶哥鸣不平，故赴官告诉也。
惟两阿郭之说虽亦可通，仍有若干疑问。其一、胡茶哥缘何不自行赴官陈告，乃嫂胡阿郭缘何代作不平之鸣?其二、假使果有两阿郭，文中理应设法区别，以免混淆难辨，《典章》编者缘何虑不及此?
鄙人一阿郭之说，要系根据点校《典章》全文所得经验而来。前已言之，元人文书称呼妇人，或在本家姓氏前加一“阿”字，或更加夫姓，如阿陈、洪阿陈、阿林、叶阿林之类。记忆中《典章》所见妇人带“阿”字者，一条之中，或一见，或数见，皆能一一辨别，无混淆之虞。兹篇所论之阿郭，鄙人断定为一人，经验使然者也。此其一。再者，《典章》编者节录胡阿郭之诉词，末句为“有婿刘三已将伊嫂阿郭接续为妻”云云。“有婿”二字，最为紧要，盖胡阿郭已为刘三接续为妻，故称刘三为婿。若此处阿郭为刘阿郭，则胡阿郭诉词中称呼刘三应为“刘二弟刘三”或“弟刘三”或“有弟刘三”之类，岂能称之曰“婿”。此其二。缘此二端，我故断定文中所见阿郭为一人。
惟鄙人之说，亦有懈可击。其一、党君谓，如阿郭为一人，则至元九年三月刘二死前，阿郭已为刘家妇，应称刘阿郭，缘何仍称胡阿郭?其二、刘君谓，如阿郭为一人，则夫婿刘二丧制中，彼与小叔刘三续亲，法所不容，阿郭缘何赴官自暴?
二君之问，诚不易答。思之再三，勉强索得半解以应之，曰：阿郭再嫁刘二，有实而无名，婚姻不成立，故官府文书仍依其前之身份，称之曰胡阿郭。刘二死后，阿郭依从刘二堂兄刘琮之主张，为小叔刘三所收。考当日华北汉族间千余年来几已绝迹之收继婚，因蒙古之统治，又有复燃之势，逮至元八年忽必烈发布“叔叔合收嫂嫂”之圣旨，民间有恃无恐，强行收继者有之，既有妻室又行收继者有之，驯至以为凡是收继，皆属合法(详拙撰《元代的收继婚》)。胡阿郭或者即是持此想法之妇人。彼为刘三收继之后，或因刘三元定妻胡茶哥意欲争回刘三，或因他人拟告阿郭服丧期间成婚，或因吾人不得而知之其他原因，阿郭故而赴官陈告，以保住彼与刘三之收继婚姻，维护一己之利益。观户部之判决，知阿郭得遂所愿，合法为刘三收继，惟刘三仍得依理下财求娶元定妻胡茶哥为妻。胡阿郭与胡茶哥，由姑嫂而娣姒，人伦巨变，时代使然者也。
刘、党二君子所见与鄙人异，《典章》编者、钞者、梓者草率其事使然者欤。
[1]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发行，两册，1964、1972年。
[2] 日本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第2辑(1986年)、第3辑(1988年)、第4辑(1990年)。
[3] 一册，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4] 1931年刊。
[5] 2004年5月16日，第154次“宋史座谈会”在台湾师范大学举行，由鄙人主讲《漫谈元典章》，馨珺自由发言时，提此意见。同年8月29曰，“蒙元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参观元中都遗址后，返北京车行中，宝海与我讨论及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