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直书直接对立的是适当隐讳的原则。这一原则也可以追溯到古代。据《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记载，孔子在写作《春秋》时，就曾有意地隐饰了尊者、亲者和贤者的丑闻或过失。在这以后，所谓适当的隐讳，几乎在每一部史书中都可以找到。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意识到直书与适当隐讳之间的不一致性，从而官方的史家往往议论前者较多，而很少论及后者。然而，隐讳的例子，却还是多得不胜枚举。十八世纪的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曾专门撰文揭露历朝正史中的隐讳问题。赵氏对史书中的隐讳，通常持批评态度。但是，对于《明史》，他却没有提到隐讳之事，因为该书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编修的，他不敢妄加评论。赵氏这一态度的本身，便是对隐讳原则的一种绝妙注释。

    就对人物或史事的评价问题来看，褒贬这一原则也可以追溯到古代。按照传统的做法，这一原则可以通过记录的方式、记录的重点以及史家个人的评论来加以贯彻。其中，最有名的一种做法，就是一字定褒贬的“春秋笔法”。正如孔颖达在《春秋正义》中对《春秋》所作的论述那样：“一字之褒，荣于华；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此外，在《左传》一书中，偶而也有一些评论，并以“君子曰”的形式加以标明。“君子曰”可以代表史家个人的意见，也可以代表“君子”这个阶层的看法。在后来的正史中，每一卷的结尾，通常都有“史臣曰”、“赞曰”或“论曰”等一类的评论。这种评论通常叫作“论赞”。

    对褒贬原则的运用，自然是“史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自觉地运用这一原则，却直到宋代才开始。宋代学者在其著作中，系统而又广泛地运用这一原则。其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和朱熹的《通鉴纲目》。欧阳修经常用“论”这种方式，有时也用徐无党的“注”来阐述其旨意。其实，徐无党的“注”也是出于欧氏的授意。朱熹的记事原则是中国史学史上最系统、最详细的。例如，在《通鉴纲目》中，记载有关“征伐”之事的方法和措辞就有五十多类，其细目有将近九十个。

    宋代史学的这一特点，与理学精神是一致的。理学是一种新的、富有创造性的思想运动。理学家大胆宣称自己是正统思想的继承者。象这样新的思想流派一样，史学家在编写历史时，也需要具有同样的信心和想象力。似乎只有这样，他们写出的东西才具有圣人之作的风格。

    然而，到了元、明、清三朝，正统的理学已变成了一种阻碍性的力量，再也不是思想运动的策源地了。理学中伦理道德的专制主义性质日趋浓烈。在修史工作中，这一点也反映在有关正史的“论赞”部分，即“论赞”中开始有一种“赞”多于“论”的倾向。就《元史》来说，整个“论赞”被简单地予以省略。至此，史家个人的评判已不再被认为是具有价值的，代之而起的，是鼓励史家阐述他生活时代的所谓公正的舆论。康熙皇帝在给史馆的一份诏令中就曾强调：应该公正地编修前朝的历史，以达到赢得人心的目的。为此，在《明史》中，对明代的皇帝，不允许作任何批评。类似的警告，也出现在参预《明史》编修的有关史家之言论中。汤斌在《汤子遗书·明史凡例议》中就曾指出：“修史与专家著述不同，专家著述可据一人之私见，奉旨修史，必合一代之公论”未可用意见，肆讥弹也。”这种修史的态度，对后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三、编修的方法

 

    中国官方修史的方法，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即奉诏修史的方法和有关纪传体史书编修的方法。

    奉诏修史的方法在唐朝早期的几个君主统治时期，曾十分盛行。但是，几乎与此同时，人们便发现了这种方法的弊端。刘知几在其《史通》一书中，就曾严厉地抨击了这一方法，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一方法的受害者。在给监修国史的宰相萧至忠及其它官员的信中，刘知几历数了史馆奉诏修史的五大弊端，并指出正是这五大弊端使他不能有效地发挥一个史家的作用。刘知几所说的这五大弊端，大部分都是由于把修史工作委任给史馆造成的，而其中的最后一条，即监修不是统领史局，分派工作，史臣只能坐变炎凉，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

    官修史书编成之后，评论家时常可以从中发现其许多错误，如前后矛盾、重复、不准确和疏漏等。吴缜的名著《新唐书纠谬》曾列举出这类错误二十余种。这些错误一方面说明了学术成就的不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草率成书或编修者缺乏相互合作所致。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为了克服官修史书的这类错谬，必须制定出一套指导编修的总原则和总规则，并且务必使他们得以贯彻。

    对于《辽史》、《金史》、《宋史》和《元史》来说，编修者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早日成书，而且事实上也达到了这一目的。之所以有如此快的速度，其原因之一是编修这几部正史的准则少而且明确，另一个原因就是有效的管理和编辑班子。据欧阳询的传记记载，欧氏在担任辽、金、宋三史的总裁时，制定了必须遵循的编修总规则。据说，一些官方史家喜欢争论，好卖弄学问，而且持有偏见。只是欧氏并没有与他们去争论。他只是在接到史臣的有关草稿时，稍作修改而已。在其余的四、五位监修中，至少张起岩也是这样做的。这种独断的做法，对提高修史速度，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与此相类似，当１３６９年开始编修《元史》时，制定该书编修总规则的权威人士，就是皇帝本人。在谈到有关编写情况时，这位皇帝还规定，为了尽可能多地利用元朝的文献，不要运用传统的语言文字，因为元朝的许多文献都是用白话文写成的。

    到编修《明史》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重要的是史书的质量，而不是史书的编修速度。在众多学者所提议的编修《明史》的优良准则中，我们可以征引潘耒那简单明了的八条：

    １、广泛地收集史料；

    ２、批评性地对待有关文献资料；

    ３、参预编辑者应职责分明；

    ４、编修的准则应该标准化；

    ５、秉笔直书；

    ６、论述应该公正；

    ７、应有充足的时间保障；

    ８、不要把史书写得卷帙浩繁。

    这最后两条，比前几条更为重要，因为没有这两条，其它原则也就很难实施了。潘耒的八条建议与其他学者所提出的有关修史原则，都是十分重要而且有益的。故而，民国初年，一位《清史稿》的参修者曾收集了潘耒及其他学者的有关言论，并出版了八卷本的资料集，其中第一卷，就是专门记述顺治、康熙、乾隆诸皇帝关于编修《明史》的言论。

    纪传体史书编修方法的改进，部分是通过认识混合型史书的各主要部分之相互补充的特征而获得的。改进的另一种方式是创造或删除一些具有特殊性质的章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改进是精心推敲的结果。混合型的史书，在汉朝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中，就已初具规模。这两部史书有四个部分组成，即本纪、表、志和列传。这一著作模式并没有马上被仿效。从后汉至隋唐的十三部正史中，只有六部有书志，但没有一部有表。事实上，在刘知几的《史通》中，表这一著作形式，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批评。

    对后来的九部正史来说，情况则不一样了。这九部正史中，每部都有书志，七部有表。这样，四部分的混合型纪传体史书的编修方法终于最后确立了。当然，史表的价值是逐步得到确认的。在《旧唐书》、《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中，都还没有史表。史表具有一个十分突出的长处，即节省篇幅。

    在本文的引言部分，笔者已经指出，执政的王朝为自己所编修的“国史”，也是采用混合型的纪传体。宋朝的“国史”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本纪、书志和列传。１２０３年，皇帝又批准了“国史”中采用年表的建议。南宋哲宗朝的“正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史”）在呈寄给皇帝时，就有本纪、表、书志、列传和目录等，凡二百十一卷。如果《玉海》中的这段记载属实，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说，由四部分合成的纪传体史书编撰方法，大约在南宋末年已应用于“国史”的编修了。

    对于一些具有特殊性质的章节之增减问题，我们可以列举下述的几种表为例证，如《辽史》中的《游幸表》、《部族表》和《属国表》，《金史》中的《交聘表》。《明史》中的特殊章节主要有《七卿年表》、《土司传》和《流寇传》等。

    在《宋史》中，有关“道学”的特别章节（《道学传》），是别有意义的。“道学”的范畴，和《宋史》中依旧沿用传统的“儒林”是不同的。“道学”这一类传的建立，主要是为了推崇程朱学派的思想家。元朝的史家，在编修《宋史》时，沿用了南宋“国史”中“道学”这一类传形式。清代初年，关于《明史》中是否设立“道学”这一类传，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反对设立“道学”的，有著名学者黄宗羲和朱彝尊等，他们成功地使史馆作出了否定的决定。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就修史的基本原则来说，中国官方史学在宋代时就已达到了顶点，从那时起，便一直停滞不前了，因为史学著作中的限制性因素日益增多，而创造性却越来越少；但是，在编修的方法和技巧方面，却一直在进步，直到清代才达到了顶点。当然不容忽视的是，宋代的史学除了与编修原则密切相关外，在编修的技巧和方法方面，也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例如，在“实录”和“国史”的修订本中，运用彩用墨水来区分不同的文本——如原文用黑墨水，删除的部分用黄墨水，增加的部分用红墨水，等等。

    上述的这些创新，进一步提高了宋代史学的重要性，使它自然地成为宋代声誉卓著的文化成就的一部分。然而，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史学著作，毕竟只是学术活动的一个内容，因而无法割断与其它学术活动的联系。要推出名副其实的伟大史学著作，不仅需要广博的学识，还需要相当高的文学才华，更重要的，还需要一种很高的哲学视野。无论何时，当大多数的学术活动都处于低潮时，其史学也只能处于低潮之中。

    （据Ｗ．Ｃ．比尔斯莱、Ｅ．Ｇ．普立本编《中日史家》，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英文版第四章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