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清代所说的二十四史中，最后九部正史记述了从唐朝到明朝这一时期的历史。唐朝有两部正史，即《旧唐书》和《新唐书》。接下来的五代，也有两部正史，即《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其余的宋、辽、金、元、明五个朝代，各有一部正史。这九部正史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历史系列，它们代表了公元６１８年——１６４４年之间各王朝历史的官方记录。这些王朝在６１８至１６４４年之间的某个时期，曾统治着整个中国，或统治过中国相当大的一部分。要研究这些正史的编修原则和方法，则有必要对中国官方修史工作的组织作一些阐述。

    这九部正史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每一部正史都是在随后的朝代内编修起来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随后的朝代内汇编起来的。这似乎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不值得研究的事；然而，这件事本身还是颇有意义的，其意义就在于“国亡史成”这一原则始终未变。汇编前朝的官方历史，表明后朝对前朝的承认，或者，至少是暗示着某种承认。

    第二个特点是，这种汇编通常是有一个编修班子或修史局完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官方委派的一组史家完成的。唯一的例外是《新五代史》，它又称《五代史记》，是史家欧阳修的私人著作。而且，这九部正史与唐以前的正史，在编修方法上也是不同的。唐以前的正史通常是由个人或某一学派的史家，以私人或半私人的形式编修的，而这九部正史则是在皇帝的主持下进行编修的。自唐朝起，官方修史处于统治地位。这种变化通常被看作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第三个特点是，象往常的正史一样，这九部正史都是采用“纪传体”的编撰体例。更进一步地说，这九部正史都是采用混合型的体例编修的。这种形式的史书，通常包括二至四个常规部分，它们互相补充。混合型的纪传体与编年体有着鲜明的对比，后者也往往用于一些重要的、有影响的史书之中，但绝不会用于编修正史。混合型纪传体与正史联系十分密切。故而，早在唐朝时期，人们就用混合型纪传体史书，来界定“正史”这一称谓。

    上述特点将引导我们去探究本文所要论述的九部正史所采用之编修原则和方法。在开始论述之前，有必要对这九部正史的史料来源，特别是前朝保存下来的官方记录作一简略的评论。这些史料记述了一系列短时期内的史事，涉及到某一王朝相继在位的君主统治时期的历史，其中，某一君主统治时期的一系列记录，往往成为下一个君主统治时期内编修国史的一个史料来源。主要的官方记录是每个皇帝的“起居注”以及其它补充材料（主要是宰相及其下属写的“时政记”），构成了编修“日历”的主要史料。而且这些材料也是编写某个皇帝“实录”的主要史料。“日历”和“实录”都是编年体。重要人物的传记，由记录传主死亡的有关方面提供。传记的材料可以来自官方的记录，也可以出自私人的有关记述，如墓志铭或家谱。有些王朝的皇帝还命令史官根据上述材料以及其它由政府汇编的材料，如所谓“会要”或“会典”等法令集，以混合型纪传体的形式，编写所谓“国史”。

    这些官方记录，从“起居注”到当朝编修的“国史”，都是大部头的著作。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些记录只有一个正本和一个副本。而且，只有那些被授权的人，才可能查阅这些材料。也就是说，这些记录都是国家的机密档案。唯有法令集是个例外，可以任官员和学者们印刷或购买。在传给下一个王朝之前，这些记录要经过一、二次甚至三、四次的修改。这种修改一定是由皇帝下令进行的，而且，都是因为政治的缘故。但是，只要这个王朝依然存在，那些未被修改的原文便不可销毁，因为皇帝随时都有下令再行修改的可能。在修改时，要求查阅旧有的各种版本。对宋朝皇帝的“实录”来说，尤其如此。如果能够占有这些官方的记录，那么，史局在编修该王朝的正史时，则非常容易。故而，有些正史的编修，在很短时间内便告完成。元朝时期编修的宋、辽、金三部正史，只用了二年半时间。元朝政权瓦解后，明朝编修元朝的正史，只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其它几部正史编修的时间，稍微长一些。费时最多的是《明史》，前后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从１６７８年开始，到１７３９年结束）。这九部正史都大量地运用了有关王朝所保存下来的官方档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编修事实上只是对前朝历史文献的一种抄袭。中国官方的史家，自己也承认这是一种抄袭。好在这种抄袭不仅无妨于他们的声誉，而且还会提高他们的声誉，人们会因此而把他们视为历史的可靠记录者，因为，这样做才符合中国的传统。

        

二、编修的原则

 

    正史编修的原则中，最重要的有两项，即为什么修和怎样修。其中，关于为什么修的问题，又有两个主要原则，即记录的延续性原则和以史为鉴的原则。

    每当准备编写官方历史的王朝统治者与前朝统治者不是同一个种族时，这种延续性的原则，就会被人们特别强调。元朝学者王鄂在一封请求编修辽史和金史的奏折中曾说：“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兼前代史书，必代兴者与修。盖是非与夺，待后世而可公故也。”（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８９）这份奏折大约写于１２６１年，曾因同代史家以及后世史家的征引而流传一时。然而，王鄂并不是提出这一原则的第一人。大约在他撰写这一奏折的前十年，刘秉忠就曾向元朝当局建议编修金史。他说：“国亡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元史》卷１５７）１２７６年，南宋都城临安陷落后，元军统率董文炳也曾指出：“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元史》卷１５６）不久，人们便设法收集到五余种宋代的史籍以及有关类似的记录，并把它们送交元朝的史馆。

    １３６９年初，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曾告诉有关官员说：“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明实录》洪武朝，卷３７）随即他便下诏任命时已退隐的十六位学者，参与《元史》的编修。不久，《元史》告成，并呈寄朝廷，负责监修的宰相李善长就曾把明太祖的那段话写进奏表之中。

    明朝灭亡之后，满清王朝的皇帝也诏令史馆，修撰明史。这一举动纯粹是依循早已形成的惯例而已，因而也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了。

    显而易见，对于一个新的王朝来说，保持这种记录的延续性，具有相当大的宣传价值。首先，由官方出面编修前朝的历史，使人们觉得新的王朝是十分宽宏大量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编修前朝的历史，有助于建立新旧王朝间代谢延续的关系，从而使得新的王朝成为一系列前后延续的正统王朝中的一员。能够获得这种正统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自唐、宋以来，有关主要朝代都是通过征服或内部残杀而建立起来的。而从曹魏至唐朝期间，大多数王朝都是通过与此完全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即新的王朝通过安排旧王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然后再取而代之。这样做，至少可以使新旧王朝的代谢，在名义上是合法的，在外表上也是平和的。

    编写前朝历史的另一个价值，就在于它可以笼络一些依然效忠于前朝的文人学士。如同孝顺的儿子把编写自己已故父亲的传记看作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一样，这些忠臣义士也认为，编写好前朝的历史，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报效前朝的最后一次努力。故而，这些忠于前朝的文人学士，一般都很难拒绝当朝统治者要求其参加修史工作的邀请。如果他们接受了邀请，这样便为日后的进一步合作开创了先例。当然，一些坚定的忠诚之士，也意识到了接受邀请的危险性，往往与邀请者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如元朝时期的杨维桢，还有清朝时期的黄宗羲，等等，就是如此。

    与“为什么”问题有关的另一项原则，就是以史为鉴。以史为鉴这一原则，可以追溯到古代。如前述明太祖的言论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功利主义的修史观，一直贯穿着长期以来的中国史学。对于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九部正史来说，这一原则似乎要稍微次要一些。在中国历史上，上述九部正史，主要只用于偶尔的参考，而不是作为通常的阅读材料。从教育的目的来说，经学书籍理所当然地成为最重要的读物。在谈到历史时，大多数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后来朱熹据此编修的《通鉴纲目》上来。真正需要上述九部正史的，主要是一些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这种情况的出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表明唐以后的有关官修史书，其发行量是很少的，这必然限制了它们在教化过程中的作用。

    至于“怎样”修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两对具有内在矛盾性的原则，其一是秉笔直书与适当隐讳的原则，其二是褒贬与公论的原则。

    秉笔直书的原则可以追溯到古代，《左传》一书中就记载了好几位因秉笔直书而牺牲了生命的史家。对史家来说，应该对所有人负责，也应该对下一代负责，这一点应该是不容含糊的。司马迁的《史记》被汉代的学者称为是“实录”，这几乎是史家所能得到的最高赞誉。在中国，史家的独立性，被视作是一个十分光荣的传统，近代以来的史家还十分自豪地把这种独立性称之为“史权”。为了解除那些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史家之忧，中国史学中尚有一种值得注意的传统，即要求皇帝不阅读其本人在位时期的“起居注”。这一传统为唐宋时期的有关皇帝所遵循。即使是在异族统治的辽代，也有二位契丹的史家拒绝了为皇帝呈送“起居注”的要求。不过，辽代的皇帝无法容忍这种违命，从而将这二位史家每人各打二百鞭，并予以撤职。

    遗憾的是，对史家之独立性的侵犯，不仅来自异族统治者，而且也来自一些汉族的皇帝。皇帝可以约束自己，不看自己在位时期的“起居注”；但是，根据该皇帝在位时期的记录或前期的记录而为统治集团编修的其它史料，则一定要呈送给皇帝加以批准。要求皇帝的批准，再加上史馆监修或史局总裁往往由宰相担任的这一传统，使得史书的编修必然带有政治的影响。随着明清时期专制主义的加强，皇帝对修史工作的影响更加突出，这种政治色彩也就更加浓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