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事》一篇，取《尚书·舜典》、《礼记·王制》、《尚书·周官》、《周礼·秋官》大行人以下职官之职文，还有《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告子下》、《文子·上义》、《礼记·祭义》“天子藉田千亩”，“天子诸侯公桑蚕室”、《祭统》、《国语·周语》、《国语·鲁语》、《周礼》太宰等之职，还有《礼记·王制》、贾谊《新书·礼篇》、《国语·楚语》、《荀子·大略》、《礼记·曲礼》、《少仪》、《谷梁传》、《周礼·膳夫》、《周礼·司服》、《礼记·玉藻》、《说苑》、《孔子家语》、《左传》、《礼记·檀弓》，以上《王事》中所录皆是经传所记关于天子巡狩、诸侯述职，天子诸侯公桑蚕室，王行藉田之礼、王后亲织，天子诸侯财货赋敛、财用保障以及灾荒时节俭等方面的内容。

《设官》一篇，以《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记黄帝设官之文为经，以其所记叔孙昭子问于郯子，仲尼闻之，见郯子而学的文字为传；以《吕氏春秋·勿躬》所记古之为官者的职事为经，以其所言“此二十官者，圣王之所以治天下”之文为传；以《礼记·王制》所记唐虞夏商建官设职、土地俸禄等文字为经，以《尚书大传·立政传》所记相关文字为传；以《周礼·宗伯》、《周礼·典命》、《尚书·周官》所记各种官名、等列、执掌，还有《礼记·王制》百官执事为文，未出传文。

《建侯》一篇，以《礼记·王制》“凡建邦国”之文为经，以《周礼》及郑玄注、《尚书·费誓》、《书大传》有关诸侯方域、宫门的文字为传；以《周礼·春官·司几筵》、《周礼·天官·冢宰》王命诸侯之礼、冢宰之职为经，以《左传·定公四年》周王分封史事、《尚书·牧誓》、《左传》言“司徒、司马、司空”之官者、《礼记·内则》“后王命冢宰”、《左传·成公十五年》记诸侯国职官等为传；以《周礼》冢宰、大祝、大史之职为经文，以《礼记·玉藻》、《春秋·鲁文公六年》、《论语·八佾》、《公羊传·文公六年》等有关诸侯告朔之文为传；以《周礼》大宗伯、大司马、撢人、司服、典瑞、巾车等职文，及《尚书大传》所记诸侯为天子正职行事等文字为经，以《书·文侯之命》、《国语·齐语》、《书·大禹谟》、《书·甘誓》、《书·胤征》、《左传》、《礼记·王制》等所记有关天子赏赐、诸侯事天子的文字为传；以《国语·楚语》、《左传》、《孝经》、《论语》等有关诸侯之政为经，以约略《白虎通义·封公侯》、《白虎通义·京师》、《白虎通义·爵》等有关封诸侯之子的文字为传。

《名器》上、下两篇，以《礼记·玉藻》、《曲礼》中的称谓礼数，《礼记·玉藻》、《深衣》中的冠冕服饰，《周礼》弁师、司服、追师等所掌冠冕服饰之职为经，以《家语》、《玉藻》、《深衣》等当中相应的文字为传；以《周礼·大宗伯》、《周礼·典瑞》、《周礼·玉人》、《荀子·大略》、《礼记·杂记》、《礼记·玉藻》等有关礼器服饰的文字为经，以《礼记·聘义》的相关文字为传；以《周礼·天官·屦人》、《周礼·春官·巾车》、《周礼·地官·掌节》等职官执掌车服器具的文字为经，以《礼记·明堂位》、《春秋公羊传》等相关礼仪记事为传。

《师田》一篇，有《周礼》各种职官与军事活动有关的职文，以及《礼记·王制》、《风后握机经》、《司马法》、《孔丛子·问军礼》、《儒服》、《礼记·曾子问》、《少仪》等当中有关战阵、兵法、军礼等方面的内容。还有如《国语·齐语》、《国语·晋语》、《礼记·檀弓》、《孔子家语·子贡问》、《司马法》、《礼记·王制》、《诗经·车攻》注疏文、《春秋公羊传》、《国语·周语》、贾谊《新书》、《左传》有关田猎巡守等方面的文字。此篇没有经传的划分。

《刑辟》一篇，取《尚书虞书》、《周礼》有关刑罚司法等方面的文字，还有《尚书·吕刑》、《国语·鲁语》、《孔子家语·五刑》、《荀子》、《国语·周语》、《孔丛子》、《左传》所记有关刑法议论和历史事件以为文。

由上可见，《仪礼集传集注》的“王制”部分广泛收录经、传、子、史的有关内容以为篇章。正是朱子为编纂此《礼书》而设置的王朝礼一目，遂为后世编修礼书者所效法。如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列《王礼》一门即“盖本晦庵《仪礼经传通解》所谓王朝之礼也”[22]。

自《王朝礼》以下的各卷为丧礼和祭礼部分，是由黄榦、杨复续补完成的，以《仪礼经传通解续》名之。也就是说，朱熹生前所编撰或通览过的部分就到《王朝礼》为止，丧服、祭礼部分则在黄榦、杨复所撰《仪礼经传通解续》二十九卷中。其中黄榦所撰部分有：丧服、士丧礼（上、下）、士虞礼、丧大记（上、下）、卒哭祔练祥禫、补服、丧服变除、丧服制度、丧服义、丧通礼、丧变礼、丧礼义。杨复所撰部分有：仪礼丧服图式；祭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诸侯迁庙、祭法、天神、地示、百神、宗庙（上、中、下）、因事之祭（上下）、祭统（上下）、祭物（上下）、祭义。

杨复在其《嘉定癸未刊仪礼经传通解续目录后序》、《嘉定癸未刊仪礼经传通解续丧礼后序》、《嘉定癸未刊仪礼经传通解续祭礼后序》、《绍定癸未刊仪礼经传通解续修定本序》等几篇文字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仪礼经传通解续》的编纂过程，特别是与朱熹一贯的礼学思想和宗旨的联系。

 

三、《仪礼经传通解》的主要特点及礼学价值

 

从以上对于《仪礼经传通解》内容的引述中，我们就已经可以直观地感觉到朱熹编撰此书的一些特点所在，也为我们理解此书的价值所在提供直接的线索，以下再加以概括地说明。

《仪礼经传通解》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篇章的设计，二是内容的编排是，三材料的选取，四是除注疏之外的注文。那么其特点也正体现在这些方面。

第一，在篇章设计上，《通解》并没有以《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所称述的“吉、凶、宾、军、嘉”的“五礼”分类模式进行编排，尽管自汉晋以后，“吉、凶、宾、军、嘉”的“五礼”模式已经成为比较通行的礼学分类的基本模式，无论是在郑玄的《三礼注》，还是史书中的《礼志》，大多采用这样的模式；然而《通解》则是以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的模式进行篇章编排的，这大体是对《仪礼》各篇进行分类之后而确定的模式，即以《士冠礼》、《士昏礼》为家礼，以《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为乡礼，以《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为邦国礼，以《觐礼》为王朝礼，以《丧服》、《士丧礼》、《士虞礼》归于丧礼，以《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归于《祭礼》。这和东汉的郑玄开始将《仪礼》各章分别归于五礼系统的思路全然不同。除了学礼、丧礼、祭礼三个方面的礼仪在施礼范围上有其特殊性之外，似乎可以说，《通解》以家、乡、邦国、王朝这样的施礼范围来划分礼仪类别，显然与朱熹承继《礼记·大学》“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模式有着内在的联系。也可以看出如我们以前研究所中概括的家族伦理、社会伦理、政治伦理等不同组织层面上的礼仪表现。

第二，在内容编排上，《通解》各篇大多以“经”、“传”（或“记”）、“注”三方面的内容成篇。诚如前引元代方回《读朱文公礼仪经传跋》所言：“有《仪礼》以为之经，而诸书之不出于《仪礼》者，亦揭之以为经，低一字而书之者为之传，有注或疏，间断以已见。”也就是说，对于《仪礼》诸篇，以及所附《礼记》的相应内容，《通解》一书是分为经、传而各录其原文，随文而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加以训诂，随文记录郑玄注、贾公彦疏、孔颖达疏，然后再以“今按”、“今详”的形式对汉唐注疏加以评点、申述或补充。对于根据篇章设计所创设的一些篇章，如《内治》、《五宗》、《亲属记》等一类，也同样是有经有传。作为经文，有取材于《周礼》者，随文而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加以训诂，并随文记录郑玄注而有所删削（如引纬书的内容），并加按语、评点、申述或补充（见182页）；有取材于《大戴礼记》者，在按语中或以贾谊《新书》校证之；有取材于《尚书大传》者，亦录郑玄注；有直接取材于贾谊《新书》者。作为传文，有取材于《国语》者，则随文记录韦昭注；有取材于《礼记》者，则与附于《仪礼》者相同形式注解；有取材于《尔雅》者，则随文记录郭璞注，并以《白虎通义·三纲六纪》的文字为传，如此等等。

第三，在编撰形式上，就是对于《仪礼》所记录的各种程式仪节，《通解》进一步有所条理化，以《士冠礼》、《士昏礼》两篇为例，这主要体现在：

（1）《通解》在各种程式仪节后以“右……”，即如同今天说“以上属某仪节”那样表示出其节目。比如《士冠礼》，就分别标出“筮日”、“戒宾”、“筮宾”、“宿宾”、“为期”、“陈器服”、“即位”、“迎宾”、“始加”、“再加”、“三加”、“醴冠者”、“冠者见母”、“字冠者”、“宾出就次”、“冠者见兄弟姑姊”，“奠挚于君及乡大夫乡先生”、“醴宾”。而且到此以“今按”明确指出，自“醴宾”以上，“正礼已具，以下皆礼之变”。其中包括“醮”、“杀”、“孤子冠”、“庶子冠”、“母不在”等情形。如此一来，使读《礼》者可以简明地了解其中的仪节名目和程序，便于学习和操作。又如《士昏礼》的仪节有纳采、问名、醴宾、纳吉、纳征、请期、陈器馔、亲迎、妇至、妇见、醴妇、妇馈、飨妇、飨送者，在此以下《通解》又根据《仪礼》记补上婚后三月的“祭行”、“奠菜”，以及“婿见妇之父母”的仪节。

（2）与《冠礼》的处理方式不同，《通解》除了将《仪礼·士昏礼》原篇末所附的辞令分别融入具体的仪节之中，而且在自“纳采”以下，《通解》还将原篇末所附《记》中的仪节性内容，也附加在具体的仪节之后，其以“今按”称：“记文本附全经之后，今以辞例分以附于本章之左。”此外，如《士冠礼》，《通解》将原本记录在篇后的交接辞令，如主宾相见时的应对辞，加冠时的祝辞，祝酒时的醴辞、醮辞，起字时的字辞等紧附于具体的仪节之后，这样仪节程序的整体性得以体现出来。

（3）在《仪礼·士冠礼》中，没有女子笄礼的内容，《通解》则以《礼记·杂记》的相关内容包括注疏而补上，这样，作为家礼的男女成人礼仪的内容得到全面体现。而原本《仪礼·士冠礼》篇末附有记的内容，《通解》说：“今考之，皆见于《家语·邾隐公》篇，而彼详此略，故今于此删去，而取彼文修润以附《冠义》记。” 《通解》增删的尺度在于礼仪篇章的完整性上。

第四，不拘于《仪礼》十七篇篇目的内容，突破经传的界限分别，贯通三礼，融会诸子史书，扩大古礼文献资料和解说材料的选取范围，从而以经补经、以传补经、以经补传、以子书补经、以史补传，就成为《通解》一书的最突出特点。而且，在注文上也同样广泛吸收当世礼家的见解以为补充。具体而言：

（1）正如清儒所说：“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虽列附《礼记》而仍以《仪礼》为主，不过引经证经。”[23]《通解》正文在全录《仪礼》经文的基础上，又广泛采择《周礼》、《礼记》以及其他经传史集诸子等文献中有关礼仪制度的内容，或作为经文，或作为传文。一方面，在传统意义上，三礼之中《仪礼》为礼经，经中有记，《礼记》为传记，其中也有经（如投壶），《周礼》则别为一书，唐宋时，礼的经传地位发生很大变化，三礼均立为经，又大经、中经之分。另一方面，在朱熹论礼的言论中可知，其基本上是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认为《周礼》别为一书的。然而在《通解》的文字所体现的情形来看，除了以《仪礼》为经的内容没有改变，其他则完全打通了其经传的界限区分，还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论语》、《孟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贾谊《新书》、《尚书大传》、《大戴礼记》、《白虎通义》、《说苑》、《新序》、《家语》、《孔丛子》等当中的文字，有的为经文，有的为传文。归属的标准全在于内容的性质。

（2）作为以经补经的例子，如《亲属记》一篇，即以《尔雅·释亲》为经，全录其文字，以明父系、母系、妻系的亲属之称谓，以《白虎通义》为传，取其《三纲六纪》之五章中的文字，以明确有关称谓的意义所在。早在唐代文宗开成年间，就已经增列《尔雅》于经中，所以这里可以说是《通解》以经补经的一个范例。再如《内治》篇，分别以《昏义》中的天子、后宫外内之治，《周礼》中的内宰、九嫔之职，《大戴礼记》“谨为子孙娶妇”，《尚书大传》“古者后夫人侍君”，《大戴礼记》“胎教”，贾谊《新书》，以《国语·周语》、《礼记·哀公问》、《列女传》等为传。

（3）《通解》在注文方面，一是保留了汉唐注疏的内容，特别是对郑玄《三礼注》的全文照录，被后人看作是朱子“服膺郑学”的体现[24]。同时又多有评说、疑义和申述，常称“疏说恐非”、 “疏说非”、“疑孔说是”等，并且吸收和称引当时礼家之言见解，如称引“程子曰”、“陈氏曰”、“陆氏说为是”、“张子曰”，就是对诸如陆佃、吕大临、张载、陈祥道、程子、张淳、吕希哲等宋代学者的观点有所吸收。很显然，朱熹是以自己的礼学判断对前人的见解和说法加以辨析和继承的。

最后，朱子所撰《仪礼经传通解》一书，对后来元明清的礼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在礼书的编纂方法上，如江永（1681-1762）《礼书纲目序》评论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说：“其编类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传记，宏纲细目，于是粲然，秦汉而下未有此书也。”又如陈澧(1810--1882)《东塾读书记》称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是“大有功于《仪礼》”，并指出“自朱熹创此法，后来莫不由之矣”[25]。清代的几部礼学著作如徐乾学的《读礼通考》、江永的《礼书纲目》、秦惠田的《五礼通考》，“虽规模组织不能尽同于《通解》，而大体上，则均由《通解》脱胎者也”[26]。

另一方面，在此礼书的功能方面，如清儒陆陇其(1630-1692)《三鱼堂文集·四礼辑宜序》中说：“儒者言礼，详则有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约则有朱子《家礼》,是二书者，万世规矩准绳也，人道之纲纪备矣。”又如《清朝续文献通考》所说：《仪礼经传通解》一书，“范围乎国事民事者为最广，家有家礼，乡有乡礼，学有学礼，邦国之际，王朝之上，莫不有礼，通五礼之目，而仍类别为五，所以辨等差至严也，所以画权限至晰也。准诸《大学》之絜矩，其揆有若合符定。”[27]也就是说，《仪礼经传通解》一书不仅保留了朱子以前之时代及后世有关礼仪与礼义、制度与观念、原典与解说等多方面的礼学材料，同时还内涵着有如《礼记·大学》的“修、齐、治、平”之道的精神主旨。那么，在我们今天认识和理解以《仪礼经传通解》为代表的古代礼学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时，这两方面的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

 

[1] 早在1936年，白寿彝撰写的《〈仪礼经传通解〉考证》一文，发表在《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6年7月7卷上。后此文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1037-1068页。该文对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一书有着十分详尽细致的考证，对我们今天研究《仪礼经传通解》一书，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新近蔡方鹿在《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九章“朱子的礼学”第二节“关于《仪礼经传通解》”中又有所论述，同样有值得参考的见解。还有就是以此题目为硕士论文者，但未见出版。本文通过该书的内容、特点以及对后世礼学的影响方面进行的考察，对朱熹礼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礼学经典的编纂与整合的思想史和学术史意义进行讨论。

[2] 中华书局，1965年，第179页。

[3]《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69页。

[4]《朱子语类》卷八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2177页。

[5]《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年，第1328页。

[6]《朱子语类》，第2186页。

[7] 《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第2192页。

[8] 王懋竑：《朱子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第258页。

[9] 在朱子与他人的书信往来中，还有很多提到礼书编撰一事的内容，可以参见白寿彝《〈仪礼经传通解〉考证》以及钱穆《朱子新学案》所录相关内容。

[10] 《朱熹集》卷五十四，第2705页。

[11] 《朱熹集》卷三十八，第1738页。

[12]  白寿彝：《〈仪礼经传通解〉考证》，《白寿彝史学论集》第1050页；钱穆：《朱子新学案》第13443、1344页。

[13] 《朱子新学案》第1326页。

[14] 《朱熹文集》卷五十，《朱熹集》第2430页。

[15] 《朱子新学案》第1327页。

[16] 《朱熹集》第3885页。

[17] 参见白寿彝《〈仪礼经传通解〉考证》一文。

[18] 《朱熹集》第2437、2438页。

[19] 见四库全书本《仪礼经传通解》。

[20] 方回(1227-1307) 元代诗人、诗论家。字万里,一字渊甫;号虚谷,别号紫阳山人。歙县(今属安徽)人。著有诗文集《桐江续集》36卷。...

[2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夏小正戴氏传四卷》（第175页）条下称：“宋傅崧卿撰。盖是书之分经传，自崧卿始。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以《夏小正》分析经传，实沿其例。”由此可见朱熹对当时礼家见解的吸收采纳。

[22] 《文献通考·自序》。

[23] 《四库总目提要·三礼编绎》条，中华书局本，第494页。

[24] 清儒胡培翬说：“有宋朱子，尤服膺郑学。……所作《仪礼经传通解》，全录郑注。”（《研六室文钞》卷八，《汉北海郑公生日祭于万柳堂记》，清光绪四年刊本。）

[25] 三联书店，1998年，第140页。

[26] 白寿彝：《〈仪礼经传通解〉考证》，《白寿彝史学论集》第1041页；钱穆《朱子新学案》第13443、1344页。

[27]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二二《职官》，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820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