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史书体裁。朱熹认为，过去史书编纂主要是采用编年与纪传二体，但就记述历史而言，这两种体裁都有其自身的缺陷。认为编年体依年纪事，能明了事情发生之先后，但对跨年跨代大事，则不能首尾联贯，详明事情始末。因此，应该通过错综的办法来改造编年体，以便克服这一体裁的不足。那么，何谓错综呢？朱熹说：“错者，杂而互之也。综者，条而理之也。（３１）”也就是说，要在编年体的基础上条理出一种更易记述历史的新的史学体裁。他认为先秦史书《国语》和南宋袁枢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就是一种错综的书体。朱熹对纪传体评价不高，他认为自汉代以来，人们一照司马迁纪传之法，是埋没了前人错综之意的。关于朱熹错综史体的思想，在他为袁柜写的《跋通鉴纪事本末》中有比较系统论述，他说：“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春秋》编年通纪以见事之先后，《书》则每事别记以具事之首尾。意者当时史官既以编年纪事，至于事之大者，则又采合而别记之。……故左氏于《春秋》，既依经以作传，复为《国语》二十余篇，国别事殊，或越数十年而遂其事，盖亦近书体，以相错综云尔。然自汉以来，为史者一用太史公纪传之法，此意固不复讲。至司马温公（司马光）受诏纂述《资治通鉴》，然后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编年系日，如指诸掌。……伟哉书乎！自汉以来，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于数十年之间，不相缀续，读者病之。今袁君（指袁枢）作此书，于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也。（３２）”显然，朱熹对具有错综之意的史体如《国语》、《通鉴纪事本末》等，是给予充分肯定的。 
    朱熹在自己的作史实践中，努力贯彻了这一错综史体的思想。他错综《资治通鉴》而成的《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不仅是一部比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更为简明扼要的史书，而且还为我国史学园地增添了一种新的史学体裁—一“纲目体”，对我国封建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学者梁启超对此评价很高，他认为：“此法很容易，很自由，提纲处写断案，低一格作注解，在文章上不必多下功夫，实为简单省事的办法。做得好，可以把自己研究的结果畅所欲言，比前法（指《资治通鉴》编年叙事之法）方便多了。”认为“这体的好处，文章干净，叙述自由，看读方便”（３３）。 
    （三）论史书语言。首先，朱熹主张史书要文风朴实，“以道贯文”。朱熹说：“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３４）”“据某意，只将那事说得条达，便是文章。（３５）”他反对那种虚华空言的文风，认为“文字只此达意而已，正不必过为华靡辨巧也。（３６）”在他看来，史书若过份注重语言文字的华丽，于事理就难以说清楚。他纵考历代文史作家的文风，认为秦汉间史家如司马迁、班固等，其文尚“先有其实而后托之于言”，而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认为东汉以降，“数百年间，愈下愈衰，则其去道益远，而无实之文亦无足论”（３７）。就连以“文以载道”号于一世的韩愈，也是“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３８）。在朱熹看来，只有北宋欧阳修还算“近质”，“自荀、扬以下皆不能及”，但他也“未免于韩氏之病也”（３９）。 
    其次，朱熹强调史书语言要时代化。朱熹认为，史书既然是以叙事为主，因此，记叙历史的语言就必须要通俗易懂，时代化，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史书的导齐风俗和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朱熹对司马迁运用当时语言进行写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说“《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４０）”认为屈原的《离骚》，文字也很通俗易懂，“只是信口恁地说，皆自成文”（４１）。而后人训释却“只求之于雅，而不求之于俗”（４２），是非常不妥当的，它抹杀了原作文字的时代性。朱熹本人所写的史著或其它文著，文字都很浅显易懂，近于白话，这在宋人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应该说，朱熹这一通俗史学观在今天仍有其价值。 
    （四）论史书笔法。笔法又称书法，历来就有直、曲之分。朱熹崇尚直书，对历史上那些直书不隐的史家，他都给予充分肯定。如说：“晋董狐、齐太史，书赵盾、崔杼弑君而不隐，史氏之正法也。（４３）”认为孔子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美恶人自见”（４４）。司马迁作《史记》，也是于史实“无妄作”（４５）。朱熹自己在治史实践中也非常注重直书不隐。他进过史院，有鉴于当时史馆修史“大抵史皆不实”（４６），而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史馆修纂当时历史的一些措施和方法，这主要体现在《史馆修史例》一文中。关于朱熹秉笔直书，时人陈傅良曾评论说：“当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叶适。（４７）”由于朱熹以直书闻名当时，故在他调离史院时，“秉笔之士，相顾嗟惜”（４８）。 
    同时，朱熹还主张存史。他认为，作为记叙历史的史书，对历史的“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着存在在那里。其间自有许多事。若是不好底便不载时，孔子一部《春秋》，便都不是了。那里面何所不有？（４９）”从存史角度出发，朱熹对任意删改旧文的做法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说：“大抵古书有未安处，随事论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没其实，则安知其果无未尽之意耶？（５０）”这是一种正确对待古籍的态度。 
    当然，作为一个封建史学家，朱熹是不可能真正把直书精神贯彻到底的。他在主张直书不隐的同时，却又大力提倡“《春秋》笔法”，把它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资治通鉴纲目》就是一部通过法《春秋》用字规则以明“《春秋》之义”的史著，其间出于序名分、明顺逆、倡明纲常伦理道德的需要，而为尊、亲、贤者虚美隐恶的现象在在皆是。此外，朱熹在主张存史的同时，自己却又用义理陶铸历史，以纲目体记述历史，因此，自然也裁汰了大量史料，这是有悖于其存史主张的。 
           
    注释： 
（1）《四书或问·孟子或问》卷１。 
（2）《朱子语类》卷２５。 
（3）《朱子语类》卷１３。 
（4）（16）《朱文公文集》卷３６。 
（5）（8）《陈亮文集》第３０１页。 
（6）（7）《中庸章句序》。 
（9）（49）《朱子语类》卷１３４。 
（１０）《论语集注》卷７。 
（１１）《朱子语类》卷４４。 
（１２）《朱子语类》卷９９。 
（１３）（１４）《朱子语类》卷１３６。 
（１５）（３５）（３８）《朱子语类》卷１３７。（１７）《朱子语类》卷１３５。 
（１８）李晓东：《经学与宋明理学》，《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１２期。 
（１９）《朱子语类》卷１０８。 
（２０）钱穆：《朱子新学案》，第五册。 
（２１）（２３）（２４）（２５）《朱子语类》卷１２２。 
（２２）（２６）《朱子语类》卷１１。 
（２７）《朱子语类》卷８３。 
（２８）《朱文公文集》卷６９。 
（２９）《朱文公文集》卷４６。 
（３０）《朱文公文集》卷８０。 
（３１）《朱文公文集》卷５４。 
（３２）《朱文公文集》卷８１。 
（３３）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３４）（４０）（４１）（４２）《朱子语类》卷１３９。 
（３６）《朱文公文集》卷３。（３７）（３９）《朱文公文集》卷７０。 
（４３）《资治通鉴纲目凡例》。 
（４４）《朱子语类》卷１３３。 
（４５）《朱子语类》卷７１。 
（４６）《朱子语类》卷１２８。 
（４７）（４８）《止斋文集》卷２７。 
（５０）《朱文公文集》卷３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