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史论，是朱熹史学的一大特色。在《朱子语类》中，集中专论历代和当代史实的就有１０多卷，还有大量的史论散见于各卷之中。他和他的学生赵师渊共同成就的《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其实也是一部以议论为主的史书，其中的“目”就是对“纲”的议论。朱熹的史论不但涉猎面广，面且深邃透彻，有时尽管只有片言只语，却是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往往深中肯綮，发人深思。兹举其史论之荦荦大者分述如下：
（一）三代、汉唐分论。朱熹继承了儒家法先王思想，把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截然分成三代与汉唐两阙，美化三代，贬损汉唐。朱熹认为，夏、商、周三代是一个王道社会，三代统治者“致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１）”认为正是这种王道政治造就了三代的太平盛世景象。与此相反，汉唐统治者只靠“智谋功力”，不讲义理，推行霸道政治。如汉高祖、唐太宗等人做事“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出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2）”他们虽然靠其才智获取一些功业，“然无人知明德新民之事” （3）。朱熹把三代帝王喻为“金”，认为“汉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铁中之金也。（4）”只是暗合了圣人之理，从总体言之，“却只在利欲上” （5）。这种急功好利的霸道政治，则是导致汉唐统治不能长治久安的根本原因。显然，在朱熹看来，是推行王道政治还是霸道政治，这是区别于三代和汉唐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次，朱熹认为三代是一个治统与道统并存的社会，而汉唐只有治统而无道统。朱熹接过韩愈的道统论，却又重新规定了道统的内涵和传道统绪。他认为“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6）”这尧、舜、禹相传的“十六字”经，便是道统的具体内含。认为三代社会就是一个道统相传的社会，“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伟，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7）”孔子之后，曾子、子思、孟子相继接过了传道统绪。只是到了孟子死后，道统才失传了。他认为汉唐社会便是一个道统失传的社会，这“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8）”显然，在朱熹看来，道统是独立于治统而存在的。他认为三代社会是一个治统与道统合一的社会，因此是一个光明的盛世；汉唐社会虽有治统，却没有道统，因此圣教不明，异端邪说并起，是一个黑暗的衰世。
（二）历史人物评论。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与他的三代、汉唐分论是相互发明的。在他看来，三代的传道之人都是圣人、仁人，他们所言所行都是从“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而不是靠“智谋功力做出来”。他们有救民之心和爱民之意，正心诚意，以天下为公。这些人进能教化、平治天下，退能独善其身。他们的人格是至善、至美、至正、至大的。
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够称得上是圣人、仁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因为圣人的标准很高，一般人无法企及。在朱熹看来，即使是在三代时期，大多数人也如同汉唐君臣一样，都是“功利之徙”。正因此，朱熹评论人物，并不求全责备，如他所说的，“若一一责以全，则后世之君，不复有一事可言。（9）”为此，他又立了一条“仁者之功”的标准。他认为，凡是资禀高，能做得一番大功业，主观上虽无救民之心和爱民之意，客观上却是利泽于民者，这些人虽本于功利，却与一般“功利之徒”不一样，他们称不上是圣人、仁人，但却有“仁者之功”。朱熹认为，历史上的名君贤臣能得入此列的人不少，如管仲相齐，尊王室，攘夷狄，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他所成就的事业，“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１０）又如汉高祖、唐太宗虽称不上是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战国以至暴秦，其祸极矣！高祖一旦出来平定天下，至文景时几致刑措。自东汉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于隋，虽曰统一，然炀帝继之，残虐尤甚，太宗一旦扫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君者，岂非是仁者之功耶”！（１１）他认为诸葛亮“细看不得”（１２），于义理则粗。然而他的“天资甚美，气象宏大”，（１３）处事严密，也做得许多功业来。又如周世宗，“天姿高，于人才中寻得个王朴来用，不数年间，做了许多功业。”宋太祖也“直是明达。故当时创法立度，其节拍一一都是，盖缘都晓得许多道理故也。（１４）”说到学者，朱熹认为汉唐名儒当推贾谊、董仲舒和王通，认为“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蔡范之甚尔。他于这边道理见得分数稍多，所以说得较好。”“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王通也有好处，只是无本原功夫”（１５）。这些人虽非传道之人，却也是有“仁者之功”的人。一般说来，有“仁者之功”的人，为政则有一番大功业，为学则能说得一番大道理。
朱熹从他的封建论理观出发，对历史上的篡臣如曹操、刘裕等人则是大加贬损的。他曾把圣人比作“金”；认为汉高祖、唐太宗等人从全体而言属“铁”，但他们行事偶尔与道“不无暗合”，这是“铁中之金也”；而“曹操、刘裕之徒，则铁而已矣。（１６）”
（三）史论标准。首先，以道德为本位。朱熹评论历史，总是把道德放在第一位。他认为三代之所以成为盛世，是因为它推行德政；相反，汉唐靠的是力治，所以天下得不到善治。认为一个社会统治的好与坏，起决定因素的是道德。他评论历史人物，也是以道德为先，事功为次。他把历史人物截然划分为三等，便是以此为依据的。在他看来，汉高祖、唐太宗虽都成就了一番伟大的功业，却“一切假仁借义以行其私”，（１７）他们是无法与三代功德无量的圣人相比的。至于曹操、刘裕等篡臣，则更是无德之徒，他们与汉高祖、唐太宗等人又无法相提并论。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以道德为本位来评论历史，一方面固然是继承了儒家的传统，另一方面则也是服务于当时现实政治的一种需要。我们知道，唐末五代是一个封建纲常论理道德大坏的时代，因此，继之而建立的赵宋王朝便迫切需要重振伦常，两宋理学家、史学家们无不致力于这一工作。欧阳修把“道德”作为“为治之原”，正是这种需要在史学工作中的反映。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更是以扶持名敦、整饬人心为己任。他由理学兼治史学，以道德为本位来评判历史，正是出于维护宋王朝封建统治的需要，其政治寓意是很深刻的。
其次，诧于理想，又能本于现实。朱熹对三代政治的描述以及对先贤人格的构想，是含有许多理想成份的。其实，美化先王，这也是中华民族敬宗法祖的民族心理意识的一种具体体现。我们知道，“先王作为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是种族聚合与延续的精神支柱，得到全民族的崇奉的敬仰。人们总是把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寄托于对祖宗先王的崇拜，将先王时期的政治，美化成完美无瑕的社会图景，把先王塑造为品德高尚、能力无比的圣人。（１８）”朱熹的真实用意只不过是要后人能够以先圣为榜样，努力实践于儒家一贯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修治图式。
朱熹史论立义虽然很高，却又能本于现实，从宽处评判古人。如他对汉高祖、唐太宗等人的评价即是如此。实际上被朱熹列入有“仁者之功”行列的人，都是我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名君、贤臣和大儒，他们虽然次于理想化的圣人，却又高于一般的人。至于对曹操、刘裕这些有作为的君臣加以贬损，这只能被看作是时代和阶级局限性所造成的。何况他对曹操等人也并非一概否定，如在谈到解救宋代时弊时，他就说：“今日之事，若向上寻求，须用孟子方法；其次则孔明之治蜀，曹操之屯田许下也。（１９）”可见他对曹操屯田这一举措还是加以赞许的。
二
钱穆先生说：“朱子理学大儒，经学大儒，择其史学精卓，亦旷世无匹。（２０）”作为一名颇有成就的封建史学家，朱熹也对史学本身诸多理论问题作过系统的评论。这些史学评论往往被后世封建史家奉为修史之圭臬，对我国封建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一）论经史关系。作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治史，只是把它作为明理的一种手段。因此，相对于理学而言，史学只是处于附庸地位。故在论及经史关系时，朱熹明确主张要“以经为本，而后读史”（２１）。朱熹认为，读经的目的在于端正见识，只有识得正，明其理，然后才能看史。他说：“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２２）”朱熹对当时浙东学派吕祖谦重史轻经的态度大不以为然，说“伯恭（指吕祖谦）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２３）”“东莱（指吕祖谦）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２４）”他认为看史不先读经明理，就直如“看人相打”一样，“相打有甚好看处”（２５）？在朱熹看来，看史必先读经明理，否则或被史惑，或如看人打架，没有意义。
既然经书是专载义理的，那么，是否治经就可以不要治史？朱熹的答案是否定的。有人说：“只看六经、《语》、《孟》，其他史书杂学皆不必看。”朱熹明确回答道：“如此，即不见古今成败，便是荆公（批王安石）之学（２６）”。他认为：“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２７）”而史学记事详，“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２８）。通过读史，人们可以从中“通古今之变”、“观其所处义理之得失。（２９）”也就是说，读史是为了进一步明理的需要。因此，“凡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教，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毒”，人们都必须要加以认真的研习，只有这样，才能尽悉天理而“一以贯之”（３０）。显然，经与史是不可偏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