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两汉帝学内涵而论，主要集中在今文经的三大经典——《春秋》、《尚书》、《诗》以及《论语》、《孝经》上。《春秋》“约其文辞而旨博”，一方面包含有丰富的政治借鉴，“夫《春秋》之为也，道往而知来者也”〔43〕。另一方面，蕴含着孔子“正名分、寓褒贬、明善恶”的“微言大义”，故兼有政治、道德方面的实用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司马迁尤其高度评价了《春秋》学的政治价值，“拨乱世而返诸正莫近于《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44〕。武帝尊崇儒经，一开始就把《公羊春秋》推到五经之首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武帝当年竞争太子之位时，《公羊传》的“君子大居正”原则保证了武帝的继嗣权〔45〕；另一方面，董仲舒关于《公羊春秋》“三科九旨”和治国之道的阐发，也迎合了武帝改革西汉政制的需要。所以武帝不仅自己酷爱《公羊传》，而且“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迄于两汉，《公羊》一直处于《春秋》帝学的正宗。如唐殊所论，“考西汉以来，《春秋》学以公羊学为最盛”〔46〕。到宣帝时，《谷梁春秋》受到重视，主要原因是为了利用其礼治倾向以缓解武帝末年加剧的社会矛盾。
两汉帝王学的另一重要经籍是《尚书》。《尚书》是尧舜禹和三代的政事事典，圣王治国的嘉言懿行尽在其中。汉儒孔安国极力推崇，“先君孔子，讨论《＠③》、《典》，举其足以垂世立教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47〕。武帝、宣帝、元帝等皆习《尚书》。东汉时《尚书》在帝学中上升到五经之首。刘秀曾在长安太学习《尚书》，“略通大义”。明帝立为太子后师事桓荣学《尚书》九载。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桓荣祖孙三代先后分别为光武、昭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讲授《尚书》、《欧阳尚书》。东汉诏令亦多引《尚书》，这反映了东汉帝王之学更注重通经致用的学风。
《诗》中包容了周代历史、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大量资料，先秦儒家以《诗》言志。自《孟子》始，常推《诗》意以立论，并开创征引《诗》为文的格式。《诗》学除在政务中发言立论缘饰吏事外，又有道德教育的功能。贾谊认为，太傅为天子称诗，可以“广显道德，以驯明其志”〔48〕。武帝爱好文学，故习《诗》，并命昭帝刘弗陵习之。元帝柔仁好儒，以《诗》教的“温柔敦厚”精神施政。东汉君主习《诗》者少，光武时郅恽曾授皇太子《韩诗》，《韩诗》特点是“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49〕，重在义理，反映了东汉帝王之学意趣与西汉的差异。
五经中的《礼》、《易》，在汉代帝王之学中地位较低，故太子师傅之任无治《礼》《易》名家者。东汉有所改观，有明帝时张兴以《易》学拜太子少傅。究其原因，汉今文学的《礼》乃《仪礼》，其实用价值不高，又皆繁文缛节，很难引起君主研习的兴趣。《易》学长于权变，阴阳灾异思潮多引《易》发挥，在汉代政治舞台上颇活跃，但文义深奥，学习难度大，效用亦不若后来兴起的谶纬之学来得直接，故亦遭君主冷遇。
《论语》、《孝经》在汉代不属五经之列，但地位和影响不亚于五经。匡衡认为：“《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50〕。西汉末年有“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说〔51〕，认为《孝经》等都是孔子为后世帝王取法而预言的法典。东汉赵岐以为，“《论语》者，五经之ｇｕǎｎ＠④ｘｉá＠⑤，六艺之喉衿也”〔52〕。汉代帝王之学推重德教，又主张“以孝治天下”，所以为君主必读之书。君主幼年以此入门，长而习五经，成为惯制。
纵观两汉帝学内涵的推移，大体决定了汉代儒学内部诸经典和学派的盛衰浮沉，两者内在联系的探索，将有助于总结汉代儒学变迁的规律，笔者将另文述之。
四
两汉时期形成的以儒学为内容的君主教育传统，其文化效应是多方面的。
首先，君主习经传统进一步巩固了儒学独尊的地位，推动了儒学社会化的进程。自武帝以来，汉代历朝君主皆自幼读经，临政治国之际犹延师讲论不辍，这在封建时代无疑是最有号召力的事实，它成为尊崇儒学系列措施中的一个中心环节。正如牟宗三所论，汉君主“以经学通朝野上下之志，立时代风尚之纲准，故能成一代之规模”〔53〕。
与此相应，汉代诸侯王、外戚等贵族集团也亦步亦趋，以习儒读经为时务。如王式为昌邑王师，“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54〕。定陶王刘欣入朝，“上令诵《诗》，通习，能说”〔55〕。光武时沛王刘辅“好经书”，善说《素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谶，作《五经说》〔56〕。成帝时，“上诸舅皆修经书”〔57〕。明帝时“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58〕。
君主向学习经传统，又必然衍生出尊崇经师风气，进一步提高了儒师地位。按照儒家传统，“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59〕。元帝诏书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60〕为了表彰帝王之师“授道帷幄”的“师范之功”，成帝时“敬重师傅，张禹、郑宽中皆以师赐爵关内侯”〔61〕。张禹以天子师，“国家每有大政，必与定议”〔62〕。西汉形成“人主师当为宰相”的惯例，首开其例者是蔡义以昭帝师为丞相，此后有韦贤、韦玄成父子、匡衡、张禹、贡禹、孔光等皆备受尊崇，位极人臣。东汉明帝对经师桓荣“尊以师礼，甚见亲重”，“荣疾病，帝幸其家问起居，入街下车，拥经而前”。及卒，“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63〕，可谓君主尊师的典范。
在汉代君主身体力行的示范带动下，以儒学取士“劝以官禄”为诱导，社会上攻读儒经蔚然成风。如西汉公孙弘少为狱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64〕；眭弘“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变节从羸公受春秋”〔65〕。郑玄，“自游学，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人”〔66〕，甚至丧乱颠沛之中依然习儒授学不废。东汉宫廷之中，甚至“自期门羽林之士，悉通《孝经》章句”〔67〕。史称“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黉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68〕。儒家文化家喻户晓，获得了空前地普及，纲常伦理深入人心，儒家思想及其价值成为汉代社会的时代精神。
其次，君主习儒读经传统，提高了紧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素养，塑造了汉代君主的文化形象，为皇权规范儒家学术、参与儒学事务、实施意识形态管理作了必需的知识准备，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通过多年研习论讲，汉代一般君主对于儒学都能通晓大体经义，掌握基本的政治说教，而天资聪颖、悉心向学者达到了精通经义、从容驾驭的水平。如汉武帝自幼喜读经书，对儒家天人之际学说自有不同寻常的领悟，这在他与董仲舒君臣策论的册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武帝说：“朕永惟万事之统，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69〕。说明他考虑的是纲领性的政治哲学问题，接着又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以及“灾异之变”和“性命之情”等三个分问题，要求对策者就上述范畴作出理论上的回答。这无疑反映了武帝的儒学知识素养和理论导向能力，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天人三策，董仲舒完全是在汉武帝再三启发下，揣摩迎合汉武帝意图而发挥出来的”〔70〕。汉代统治思想及其理论重心的选定之所以在武帝之手中完成，除了历史机遇外，与他个人的才学和气魄是分不开的。东汉明帝算得上一位学成治就的儒学皇帝，他“学道九载”，“通明经义，观览古今，储君副主莫能专精博学若此者”〔71〕，由是才有中元年间明帝太学讲经的文化盛事。
由于通晓儒学，汉代群主在儒学学术和事务上除了自身固有的政治权威外，还拥有了理论上的发言权和参与资格。不少君主直接插手儒学，为儒臣出题目，定范围，引导经学研究的方向。如光武诏令钟兴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72〕。章帝嘱意古文经，诏令贾逵“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73〕。灵帝时“诏刘陶次第《春秋》条例”〔74〕。
汉代君主还倡导论难学风，开始热衷于充当理论分歧的裁决者角色。吕思勉曾指出，“汉世论学，多以廷辩决是非”〔75〕。汉初曾有文帝裁决辕固生与黄生关于汤武革命之辩。后来，儒学经分今古文学派，每一经内又派别林立各有师法，汉代君主没有采取简单方式处理经义分歧，而是在皇权介入下，透过儒学大师间相互论难，求同存异，择优为用。“每ｙàｎ＠⑥会，则论难ｋàｎ＠⑦ｋàｎ＠⑦，共求政化”，“详览群言，响如振玉，朝者进而思政，罢者退而备问”〔76〕。武帝时，有公羊大师董仲舒与韩诗创始人韩婴“论于上前”，又有仲舒与谷梁博士江公的议辩，结果“江公不如仲舒，卒用董生”〔77〕。“孝宣承统，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召五经名儒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由是《谷梁》之学大盛”〔78〕。光武尤倡此风，“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甚至“夜分乃寐，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79〕。光武和章帝还多次亲临太学，“令博士论辩于前”〔80〕，对善论难者特加赏赐。和帝时“因会召见诸儒，鲁丕与贾逵、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81〕。学术不辩不明，这种风气的扶持，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不过两汉亦不乏今古经学者为争夺学术地位党同伐异的朝堂辩论，这类辩论消极因素较多，君主往往充当了并不公正的学术裁决者。
当今文经学内部分歧加剧，严重影响儒学的统一，妨碍为大一统政治服务时，两汉历史上召开过两次大型经学会议。前有宣帝甘露二年石渠阁讲五经异同，后有章帝建初四年白虎观“议五经同异，作《白虎议奏》”〔82〕。君主凭借自身儒学修养，“称制临决”，就各派间分歧经义进行仲裁。这使君主俨然变成最高的经学权威，政治权力与思想解释权合而为一，其结果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地位，有效地维系了思想大一统局面，但同时也“使学术成为政治的奴婢，政治因此失去了良师益友”〔83〕。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君主开始试图打破历史分工，塑造自己亦君亦师的文化形象。史称“光武乃躬自讲经，肃宗以后，时或祖效，尊重儒术”〔84〕。明帝中元元年行辟雍明堂之礼时，“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85〕。明帝还致力儒学研讨，撰《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并亲于辟雍自讲所制《五行章句》。明帝不无得意地谓郁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86〕这是汉代君主学而有成著书立说的难得一例，明帝可谓汉代儒学皇帝中的佼佼者。
这种“君师兼资”现象的意义，并不亚于两次经学会议的内涵，它深刻表明了儒学文化与汉王朝政治结合的密切程度和君主理论行为所达到的参与境界，生动地反映了汉代最高统治者对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建设的高度重视。君主成为政教合一的化身，从而使汉代政治权力对思想学术的干预，带有理论引导和学术参予的外在形式，干预更具有了隐性模式的色彩，这比秦代简单地采用暴力控制禁锢思想文化确实高明得多，也相对地符合了思想文化自身的发展与管理规律，所以对儒学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汉代君主对儒家经典和儒学价值的表层认同，也使君主与儒士阶层之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沟通，扩大了皇权的社会基础，儒学成为连系皇权与儒士阶层的文化纽带。
五
汉代君主研习儒学，带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心态，因此，以其所学施于政务是汉代帝王学的必然归宿。从政治实践看汉代君主习儒传统的效应，是相当复杂的问题，让我们从其训政和施政的不同层面逐一观照。
前人曾指出，“汉崇经术，实能见之施行”。“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87〕。事实确实如此，自汉代尊儒习经传统形成后，君主不仅赏识重用“以经术润饰吏事”的通儒之臣，而且在治理朝政过程中，自己也“动依经义”，广征博引，从国家政事的决策到祥瑞灾异的应变无不具有经典依据，使两汉庙堂政治充溢了儒学理论的氤氲，这尤其典型地表现在诏令征引儒经的训政风气上。
按照汉代制度，君主诏令有尚书等职代劳，由于君主接受大量儒学教育，有较高的文化水准，所以也有君主动手撰写的。如《史记·三王世家》所录武帝策封广陵王等三王之诏，索隐曰：“按《武帝集》，此三王策皆武帝手制。”赵翼《廿二史ｚｈā＠⑧记》中“汉帝多自作诏”一文专论及此。总之，它是以皇帝名义颁布的施政命令，反映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理念，诏书也可视为君主重要的理论行为，是我们考察儒学与君主政治接榫的有效切入点。
西汉前期，诏文很少征引儒经。《汉书》西汉前期诸帝纪所录五、六十则诏文中，仅有一篇征引《诗》。景帝前元六年《整肃吏治诏》中甚至出现“夫吏者民之师也”这种带有秦政遗风的说法。后元二年的《重农诏》中，则有征引先秦法家李悝的一段言论：“雕文刻镂，伤农事也，锦＠⑨自ǎｉ＠⑩组，害女红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