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自三代以来，素有重视思想统治，“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的历史传统。在经历了秦代极端文化专制主义浩劫后， 儒学超拔于百家之上，在汉初统治思想选择过程中被王朝正式接纳并定于一尊，开辟了封建意识形态统治的新时代。这个历史转折造就了汉代君主在儒学领域的一系列理论行为，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在上述宏观背景之下，汉代“儒学皇帝”的文化形象和“亦君亦师”、实施思想规范的皇权职能，被从历史底色中凸现出来。
我们知道，由于阶级、历史的局限和社会的分工，封建君主大约从来也没有扮演过思想理论创造者的角色，汉代诸帝亦莫能外。他们在先秦以来庞大的思想遗产面前，不过是充当了一个选择、接受和规范者。所以，汉代君主的理论行为，不同于思想家创立观念范畴、建构思想体系的思辨形式，而是依次践履着从接受到规范的两步曲。前者大体上可称为君主儒学教育，但从君主对儒学的研习接纳角度表述，更能够体现皇权对理论需求、选择的主体意志；而后者实质是意识形态管理和一种特殊的思想统治。因此，我们只有超越单纯的教育史研究视界，才能触及应有的历史深度。
君主研习儒术，这是汉代的一个创造，但君主教育却是三代以来早已有之的。接照先秦典籍记载，西周时期为天子及其储君置有专事教诲的师、傅、保等官职。《周礼》提到周代对国君的六艺之教，“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在西周制度下，王朝行政事务比较简单，主要内容是举行以祭祀为核心的各项礼仪活动以及维护统治的战争，六艺教育正是服务于西周贵族政治需要的。孔子创立儒学后，传授知识实现了由旧六艺到新六艺——《六经》的转变。《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但在东周时期王道陵夷、诸侯力争的形势下，儒家的新六艺之教并没有系统地施之于君主教育。秦一向有法家传统，统一天下后秉承韩非主张，“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君主和诸公子亦无例外，如秦始皇“使赵高傅胡亥”，“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2〕汉兴，情况逐渐改观，随着汉家政治对儒学的接纳， 对王朝统治者提出了较高理论素质的要求，重新塑造君主形象，适应新的历史使命成为时代的定位。
分而言之，这一传统的确立首先缘于最高统治者治国安民的需要。儒学上升为帝王学的奥秘，在于它是封建政治学的经典和帝王之道的载体，囊括了封建统治的基本原则、方略、典章制度和重要史鉴，正如班固所说：“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3〕这典型地反映了汉代人士的经典观。 后世学者进一步概括为“孔子述作之旨，以学术括治术”〔4〕， 因而它能够满足帝王明习统治方略和临政决策经验的基本需要。
其次，是管理学术事务，实施思想统治的需要。儒学是秦汉时期发展相对最完善庞大的学说体系，经纬万端，包容丰富，素有广博之称。汉代经学家又有远远超过《五经》自身规模的解经之说，使之成为“博而寡要”的烦琐体系。如何有效地驾驭规范这一意识形态工具，并利用它统一社会思想，施行礼乐教化，自然成为皇权职能的重要方面，最高统治者没有相当程度的儒学修养是难以胜任的。
其三，提高君主道德素质的需要。儒家把君主的道德素质视为影响治乱安危的根本条件，“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甚至君主“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5〕，故“君贤者其国治， 君不能者其国乱”〔6〕。按照儒家的天君合德观， 君主要合天之“诚”，法天之“仁”，顺天之“明德”，而这种内圣外王的理想型君主，只有通过承师问道，研习儒学伦理经典以“广明德慧”，才有可能臻达。
最后，从汉代历史实际看，在儒家文化的大氛围下，有些君主在儒经研习上确乎表现了超乎寻常的热情，由登堂而入室进入了研究层次，这里除了政治动机外，应承认有学术兴趣的因素。
二
汉代君主研习儒学经历了一个形成过程。汉初，新王朝对于统治思想处于探索选择阶段，思想界禁锢逐渐解冻。诸子百家之学复苏，与此相应，帝王之学亦呈驳杂，未有一定之规。刘邦委任大儒叔孙通为太子太傅辅教刘盈，却又以道家张良行太子少傅事，便是有说服力的证据。刘邦本人对待儒学的态度，有一个认识转变过程。据《古文苑》“手敕太子”逸文，他告诫太子，“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这说明刘邦已从过去的轻儒转而重视读书并以此督促太子。从现有史料看，陆贾奉敕所献《新语》，算得上这位开国君主所接触到的儒学著作了。陆贾在书中推崇圣人之道，批评“夫世人不学诗书”〔7〕的社会风气，应该对刘邦父子有所影响。
黄老之学既兴，遂成帝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史称“孝文好道家之学”〔8〕，又称“本好刑名之言”〔9〕。不过，文帝亦习儒，十三年《除肉刑诏》中便征引了《诗》。在黄老风靡之时，也酝酿着儒学的崛起，有识之士力倡新的君主教育方式。贾谊向文帝进言：“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正矣。”他征引《学礼》ｔｕō＠①言西周制度，主张储君分别入东学、南学、北学、西学和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达到“德智长而治道得”〔10〕，并把太师、太傅职守确定为教诲天子讽诵《诗》、《书》、《礼》、《乐》，“谕于先圣人之德，君国畜民之道”〔11〕。然而，文帝“不用其议”〔12〕。
后有博士晁错上书，他说：“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术数，是指“人主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知所以听言受事而不欺蔽，知所以安利万民”〔13〕，张晏注：“术数，刑名之书也”，张瓒认为，“术数谓法制，治国之术也。”晁错说，“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并谈到“臣窃观皇太子材智高奇，驭射伎艺过人绝远”〔14〕，可见这时传统六艺的一些内容还保留在帝王教育中。文帝善之，遂拜错为太子家令，“使晁错导太子以法术”〔15〕。当时又有张欧“以治刑名言事太子”〔16〕，东阳侯张相如任太子太傅（学术倾向待考），后免，推文吏出身的大臣石奋继任。文吏系指吏员出身以明习法令积劳积功晋升的官僚，多属法家倾向。由上可见文帝时期储君所学是以法家学说为主体的，并保留有旧的传统六艺内容。
景帝时期是帝王之学转变阶段。由于当时学术民主空气较浓，百家并进，儒学在朝野的势力逐渐滋长，景帝时治儒经的学者已占据了一些博士位置。所以尽管景帝登位前接受了大量的黄老刑名之学，但他也表现出对儒学的好感和器重。《史记·外戚世家》称，景帝母亲“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不得不”三个字把景帝矛盾态度揭示殆尽。在儒道互绌的辕固生事件中〔17〕，景帝予快刀助之，救其一命，亦有微妙态度存乎其中。因而，景帝初立太子刘荣时，就以好儒术的窦婴为太傅。后“既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召卫绾拜为太傅”，卫绾习儒学，是后来推行独尊儒术的重要人物。卫绾迁御史大夫后，复拜大儒申公的弟子王臧为太子少傅。由此观之，史称“乃至孝景，不任儒者”〔18〕，并不尽真实。武帝做太子阶段在儒师传授下开始研习儒学，这使他大量接受了儒家学术的熏陶，培养了对儒学的终生爱好，对他后来择定儒学为统治思想有直接影响。
武昭宣时期是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确立阶段。武帝即位后，发起尊崇儒学的努力，初次受挫于窦后势力，第二次终于成功，开创了儒家政治格局，儒学披上了帝王之学的光环。从帝王之师的人选方面看，主要由太子师傅和侍讲之臣两类人物构成。太子太傅、少傅之职品秩不算高，但为储君授学的地位是显赫荣耀的。武帝元狩元年立太子刘据，擢拔沛郡太守石庆任太傅。斯人“驯行孝谨”，“为齐相，举齐国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齐国大治”〔19〕，是恪守儒家道德又有些黄老无为倾向的君子型人物，学术上无所建树。太子少傅任安，文吏出身，西汉一大名士，于儒学亦无特殊造诣。所以这一阶段太傅少傅之职尚未完全以醇儒为任，这当是武帝不纯任儒生的指导思想所决定的。
昭帝因巫蛊之祸以幼冲承嗣登位，宣帝自民间入宫继大统，故皆无太傅之设。至宣帝立太子时，师傅职守以大儒充任成为常制。当时太子太傅之任，先后有《春秋》学大儒疏广，《尚书》学大儒夏侯胜，兼治《论语》《诗》学的名儒萧望之；少傅先后有疏受、夏侯建、夏侯千秋，皆博士出身的一流经学家。另有文吏出身的丙吉曾居太子太傅之任，系有恩于宣帝的旧臣，任数月即迁。此后，自元帝迄于东汉诸朝，莫不循由此制。如西汉后期任职者有《春秋》学大师严彭祖、《诗》学大儒韦玄成、匡衡、师丹、孔光等。东汉有王丹、张湛、桓荣、张佚、甄宇、张兴、桓焉等。这些硕学鸿儒多有著述传世，在两汉书中知名见纪；有些则创立流派，“别自名学”。他们卓越的学术水准，提供了高质量的儒学教育。
从研习的儒经内容看，汉初惠帝曾从田何生习《易》，并亲幸其庐以受业。武帝本来好文词，“尊公羊家”（即《公羊春秋》学），又曾习《尚书》，晚年又习《诗》。立卫太子后，诏太子受《公羊春秋》。“太子既通，复从江公私问《谷梁》而善之”〔20〕。卫太子死后，武帝有意传位幼子刘弗陵，遂擢光禄大夫蔡义以《诗》进授昭帝，又有博士、给事中韦贤“进授昭帝《诗》”〔21〕。昭帝《始元五年诏书》称：“朕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22〕昭帝死，霍光策立宣帝时称：“病已师受《诗》、《论语》、《孝经》，可以嗣孝昭，子万姓。”〔23〕宣帝在位时，“修汉武故事，讲论六艺群书”〔24〕，“善谷梁说”。元帝为太子时，“好儒术文辞”〔25〕，“张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疏广为太子太傅，“在位五岁，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26〕。又有高嘉以《鲁诗》授元帝。“孔霸治《尚书》，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27〕。萧望之“为傅，以《论语》、《礼服》授皇太子”〔28〕。元帝在位时“好诗”。
成帝为太子时，匡衡以习《诗》，“拜为太子太傅”，“韦玄成明于《诗》、《论语》，迁为太子太傅”，“博士郑宽中以《尚书》授太子”，张禹“授太子《论语》”〔29〕，伏理”以诗授成帝”〔30〕。成帝“及为天子”，“好儒雅”〔31〕。
东汉光武帝早年曾在长安太学习《尚书》，立国后亦兼重古文经。明帝立为太子后，“师事桓荣，学通《尚书》”〔32〕。章帝“尤喜《古文尚书》，《左氏传》”〔33〕。安帝为长安侯时，“能通《诗》、《论语》，笃学乐古”〔34〕。
除了储君阶段由东宫师傅授学外，君主在位期间又有延师入廷讲授的做法。武帝本不喜《尚书》，后来见到专攻《尚书》的大儒倪宽，语经学，“悦之”，改变了偏见，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35〕。晚年又曾召见擅长《诗》学的蔡义，“说《诗》，甚悦之”〔36〕。昭帝幼年继位后，由儒臣韦贤、蔡义，夏侯胜入授于殿内。元帝“好诗”，谏大夫张游卿“以《诗》授元帝”，匡衡以治《诗》“拜为太子太傅，而事孝元帝”，后迁为光禄勋，居殿中为师，“授教左右，而县官坐其旁听，甚善之”〔37〕。
东汉时期，君主习经传统又有所发展。光武“以习经术而涉大位”，格外降意于儒经研习。光、明、章帝时期开创了又一个鼎盛阶段。君主习经范围比西汉更为全面，光武在位时，担任两任太子儒学经师的，先后有治《韩诗》的郅恽，治《礼》学的王丹、张湛，治《春秋》的钟兴，治严氏《春秋》的甄宇，治《尚书》的桓荣、何汤，治《易》的刘昆，治《论语》的包咸等，这种遍习群经的做法在西汉是没有过的。
东汉时以皇太子出身登位的君主仅明、章、和、顺帝，其余诸帝皆是以诸侯王支系入继大统，故后期帝王没有经过太子阶段的师傅教育，而是依靠儒臣侍讲之制实施经学教育，这也是与西汉不同之处。明帝既位后“常与桓郁居中论经书”〔38〕，又数召张ｐú＠②入讲《尚书》，相互论难经义，并任为郎，“遂令入授皇太子，为人质直守经义，每侍讲间隙，数有匡正之辞”。后来其子张蕃“以郎侍讲于太子”〔39〕。楼望习严氏《春秋》，亦奉召“入讲省内”〔40〕。章帝既位后，尤喜《古文尚书》和《左传》，诏贾逵入讲北宫、南宫，建初元年又召魏应、召训讲于禁中，校尉桓郁亦继传父业，入授章帝。和帝即位，富于春秋，桓郁“复入侍讲”，又有张蕃“以郎侍讲”，郎中包福“亦以《论语》入授和帝”〔41〕。安帝、顺帝时，有儒臣桓焉“以经授二帝”，桓、灵帝时侍讲之臣有刘宽、张济、黄琼、桓麟、杨秉、杨赐等。东汉侍讲，视为宫廷中大事，故有注籍记载之制〔42〕，作为君主活动的档案传之后世。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