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官。专纂述之职，是专职史官，正八品。置女真、汉人各四员。现考得编修官１８人，其中除世宗朝二名女真族编修官外，都是进士出身，入史院的途径；或经人举荐，或直接被朝廷选召。 

    检阅官。俗称“从事”，掌书写，从八品，置女直、汉人各五人。现只考得５人。 

    从国史院编制看，第一，各级职官都有定数，官品较高的修国史与同修国史由他官兼任，专职史职则品位较低。与唐、宋的史官大都为兼职，“如有修撰大事，则由他官兼之，事毕日停”，［29］史成则去史职的制度不同。第二，各级史职都采取女真人与汉人对等设置，使女真人在修史部门中与汉人处于均衡状态，反映了金代民族政权统治的特点。 

    国史院的主要职责是修本朝实录。修史活动的具体情况，文献中没有专门记载，仅能从一些材料中推断勾勒。元好问《中州集》卷１０载：“旧例，史院有监修，宰相为之；同修，翰长至直学士兼之；编修官专纂述之事；若从事，则职名谓之书写，特抄书小史耳。凡编修官得日录，分受之，纂述既定，以稿授从事，从事录洁本呈翰长”。元好问曾经在史院任职，所言情状自然真切。这条材料讲到了国史院修纂工作的程序。可知国史院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在“日录”基础上纂修本朝史。日录，不见于它朝。据《金史、卫绍王纪赞》，元修《金史》时，缺卫绍王实录，到国史院取礼部尚书杨云翼日录四十余条，陈老日录三十余条补上，上记载李妃、完颜匡定策，独吉千家奴兵败，纥石烈执中作难等事。可知，日录是由尚书省左右司所录大事记，交付史馆，以备修史之资。又，章宗承安五年（１１２０年）尚书省奏：“右补阙杨庭秀言，‘乞令尚书省及第左右官一人，应入史事者编次日历，或一月、或一季，封送史院。’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润色，付之。”［30］可知，金在承安后又建立修日历的制度，由著作局掌修，将尚书省左右司所录“应入史事者”纂成日历，送交史馆。这又与唐宋制不同。中唐至宋修日历，是“以宰执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所书，会集修撰为一代之典”。［31］也就是在时政记和起居注的基础上纂成，然后再将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而金修实录，大体上是以记注院的起居注，左右司所录日录，承安后则是著作局据日录纂成的日历为主要资料来源，综而成之。 

    据元好问在元朝初年所见，金共修有九朝实录，除卫绍王和哀宗二朝实录外，其它各朝实录俱全。［32］金宣宗兴定五年曾计划修卫绍王事迹，［33］因为元兵入侵，竟不及为。哀宗是亡国之君，自然无人能为其修实录了。实录修成后，有正副两个本子，正本藏在秘阁，副本留在史院，元朝修《金史》，主要就是依据金实录。 

    国史院是否也修纪传体国史，文献无徵。世宗曾经对宰相唐括安礼说：“前代史书详备，今祖宗实录太简略。”唐括安礼回答说：“前代史皆成书，有帝纪、列传。他日修史时，亦有帝纪，列传，其详自见于列传也。”［34］可知，世宗时，国史院还未修纪传体国史。宣宗朝赵秉文《上章宗皇帝实录表》说：“夫良将之运筹，贤相之婉画，所表忠臣节妇，所举异行茂才，本兵兴赋之烦，生齿版图之数，所宜具载，以示方来。”［35］似乎《章宗实录》已是纪传志俱全。如是，则金代国史院所修本朝史，初为内容简略之编年实录，发展到后来，则修成纪传之国史，这与唐宋在实录的基础上修国史不同，而与辽代史馆修史的情况大体上是一致的。 

    由于修史与皇朝的政治密切相关，因此得到皇帝的格外重视。修史时，皇帝往往亲自遴选史官［36］，关心修纂质量［37］，并对成稿提出自己的意见。［38］每当实录修成奏上，皇帝必焚香立受之，是极庄重的场面。皇朝重视修史，从积极方面看，促进了修史工作更加认真。在元初所修宋、辽、金三史中，《金史》最为后人称道，这与金修实录态度之认真是分不开的。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史官往往屈从于统治者的意志，如修《海陵实录》时，因为世宗是篡权僭越，故借修史极力暴海陵之恶。当时人贾益谦即指出：“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仕，故当时史官修实录多所附会。”［39］观《金史·海陵纪》，多铺陈其淫暴之事，而对迁都燕京、正隆初政治改革等影响金朝历史发展的大事却不置一词，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种情况，也是封建社会高度皇权专制的条件下，皇朝修史的一般规律。 

             

二、金代史官的特点 

 

    目前可以考察到金代史官有７７人，包括：修起居注２３人，修史官５３人。［40］金代曾两次修《辽史》，这项修史活动不是由国史院史官承担，但预修者也应算做皇朝史职人员，有１１人。［41］金朝作为一个由女真贵族建立的民族政权，无论是政治统治抑或文化形态，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这个特点表现在史学上，便是封建史学的发展在这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呈现出新的气象。从对金代史官的考察中可以比较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特点。 

    第一，金代的民族史官 

    金制规定，国史院各级史职女真人与汉人对等设置，从制度上确定了选择史官的一个重要标准：强调民族成份，在修史部门中保持女真人与汉人处于均衡状态。由于史职不同于一般文职，要求任职者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因此，这个标准在实质上又是对女真人在文化素质上提出与汉人同等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和认识金代史官在各朝民族成份的变化，则可以进一步看出更深层次的问题。 

    金代各朝史官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女真人与汉人在人数上对等的要求。金初的太宗、熙宗朝，史官大都是亡辽和为金所用的宋朝知识份子，还没有女真族史官。［42］熙宗朝之后的海陵朝，女真和契丹等少数民族史官已占史官总人数的３３％，到世宗、章宗两朝，进一步上升到５１％。从金初到中叶，少数民族史官数量不断增加，达到与汉族史官相持衡。这一现象说明，金初，女真人能够从事文化事业的知识人才极少，几乎无人能担任史职。熙宗朝以后，由于女真统治者接受先进的汉民族文化，特别是通过设立女直学校，创立女直进士科等措施提高女真民族的文化素质，培养出一大批本民族的知识人才，世宗朝以后，已经彻底改变了女真人只能任武职，惟有汉士才能担任文职的状况。从金代少数民族史官队伍的发展，透视出女真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由于诸多少数民族史官参与史学活动，金代史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姿多彩。契丹族史官耶律履，在世宗大定初年率先以契丹小字翻译《唐书》，又经转译成女真文，使之传播于金代社会。［43］女真族史官徒单子温，最早将《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汉文典籍直接译成女真文，［44］此后，金皇朝不断译出《史记》、《汉书》、《春秋》等大部头史籍，译史成为金代史学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女真族史官温迪罕缔达，是金朝最早培养出的知识人才之一，于儒家经史“最号精深”，曾经受诏在女直学“教生员习诗，策，”［45］在金代统治者用儒家文化教育化成女真人文化素质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代曾两次修《辽史》，都注意任用契丹族知识分子任修史官。第一次修史，由契丹族史官耶律固、萧永祺、移刺子敬等人完成；第二次修史，诏移刺履提控刊修，他去世后，汉族史官党怀英、陈大任等人继之完成。两次修史的成就，为元初修《辽史》所承继，《辽史》的修撰，契丹族史官功不可没。上述少数民族史官从事的译史、传播中原先进文化和进行文化教育、以及修史的活动，直接促进了这一历史时期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在推进各族间的共同文化心理的认同上，起了重要作用。 

    史官的民族成份在金后期又出现一个令人深思的变化。章宗朝以后，女真族史官人数减少，又出现汉族史官占绝对多数的现象。考得末期宣宗、哀宗两朝史官１９人，女真族史官则未见。由于文献记载有缺，这一统计不能完全准确，但大体也反映出史职变化的情况。用文献资料与此相印证可以说明，在金末期，女真统治者在任用史职方面已经不特别强调民族间的界线了。如历宣宗、哀宗两朝史职的汉士王若虚，秉史笔十五年，在史院领史事，深得宰执信任。［46］这一时期的汉族知识份子，也不同于金初汉士对女真人怀有强烈的民族偏见，已经在思想观念上把金皇朝视为“国朝”，如宣宗时锐意图治，用史官赵秉文、杨云翼等人每日为其讲读《尚书》、《贞观政要》，他们为宣宗“编纂《万年龟镜》、《圣孝圣学》之类凡二十篇”，［47］为振兴朝政尽心竭力。这些都说明，金中叶以后，由于女真民族在许多方面接受了汉文化，在社会生活、思想意识等方面与汉民族渐趋统一，逐渐消除了民族间的差别。金代史职民族成份的变化，正是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这种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 

    第二，选用第一流的知识人才任史官。 

    这是金代史官的一个突出特点。金史官中进士出身者占史职总数的７０％，汉族史官几乎都是进士出身，其中还有不少科举状元，如胡砺、郑子聃、敬嗣辉、张行简、许古、王彪、张邦直、马天采、刘遇等人。金在世宗大定十三年（１１７３年）始设女真进士科，此后，女真族史官也基本上从进士中选任了。如女真进士科首科状元徒单镒，即是以史职入朝。后来成为宰相的被世宗称为“女真进士中才杰之士”的夹谷衡，也被任为史官。有金一代一些很有影响的各族学者，以及在政治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名卿，都曾经担任过史职，如熙宗朝史官韩昉，曾任熙宗老师，是熙宗推行封建化政治改革的重要助手。海陵朝的王竞、胡砺，也是海陵进行政治改革主要依靠的中坚。世宗朝的移刺覆，“自初入史馆，即被顾问，忠言嘉行不可一二数”，［48］党怀英，被士人推为大定、明章年间文坛盟主。后期的杨云翼，以才学名世，“元光、正大以来士大夫推公为中朝第一”。［49］赵秉文，经学、文学、史学都颇有建树，被称为“金士巨擎”，还有金末名士、著名诗人元好问，以及前面提到过的王若虚等人，可以说，金代的史官确为官卿士大夫中之极选，这反映出金代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金代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政权，文明发展进程起步较晚，但是在百余年间史学取得较大成就，与金朝网罗最优秀的知识人才从事史学工作不无关系。元代总结宋、辽、金三朝史学成就，修成三代史，“《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50］是情理之中的。 

    第三，史官多以翰林官兼任。 

    据考，史官中由他官兼者５０人，其中以翰林官兼者３３人，占６６％，而尤以金后期为多。《中州集》卷１０载：“旧例，史院有监修，宰相为之，同修，翰长（指翰林学士承旨），至直学士兼之”。说明在金后期，翰林学士兼史职已经成为惯例。由于官兼有翰林官的双重职责，可以通过入直禁中，应召问对、备顾问等多种渠道参预政治，从而使史学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政治。例如前面提到的韩昉，为熙宗顾问，用历史上唐太宗、唐明皇、周成王等治世明君的经验教训启发熙宗，使之下决心诛杀宗室旧贵族保守势力宗磐等人，为政治改革扫清了道路。［51］最明显的例子，是宣宗正大初年，为振兴朝纲，在内廷设益政院，在翰林院中选学问赅博、议论宏远者入直禁中，翰林学士、史官杨云翼等人，“每日罢朝，侍上讲《尚书》、《贞观政要》数篇”，“颇有补益”，［52］史称益政院“名则经筵，实内相也”。［53］金代史官制度的这一变化对封建社会后期修史制度的发展也发生着影响。元、明、清三代，翰林院与国史院机构合一，皇朝修史制度上的这个变化，金是重要的转折时期。 

    注释： 

   ［1］据洪皓《松漠纪闻》卷下，《大金国志》卷七《熙宗孝成皇帝》，《续资治通鉴》卷１１９宋纪，高宗绍兴七年。 

   ［2］洪皓：《鄱阳集》卷４《跋金国文具录札子》。 

   ［3］《金史》卷５１《选举制》。《金文最》卷４０《答请定官制诏》。 

   ［4］［6］《金史》卷５６《百官制》。 

   ［5］施国祁：《金史详校》卷４《百官志》记注院条。 

    ［7］见《大金集礼》卷４０。 

    ［8］《金史》卷９６《黄久约传》。 

    ［9］［10］《金史》卷７《世宗纪中》。 

    ［11］《金史》卷８８《石琚传》。 

    ［12］《金史》卷７３《完颜守贞传》。 

    ［13］《金史》卷１０《章宗纪》。 

    ［14］《金史》卷１０７《高汝砺传》。 

    ［15］《廿二史札记》卷２８。 

    ［16］《续资治通鉴》卷９９宋纪高宗建炎元年九月。 

    ［17］《中州集》卷２。 

    ［18］《金史》卷１０５《程勖传》。 

    ［19］见《金史》卷７６《太宗诸子传》。 

    ［20］《金史》卷４《熙宗纪》。 

    ［21］《金史》卷１２９《佞吏萧裕传》。 

    ［22］《金史》卷１２９《佞吏萧裕传》。 

    ［23］［24］《金史》卷１０７《张行信传》。 

    ［25］对史官的统计，来源于《金史》、《大金国志》、《中州集》、《归潜志》、《元遗山文集》、《续资治通鉴》、《潮北盟会编》、《金史详校》、《元史》等。 

    ［26］见《中州集》卷１０。 

    ［27］《归潜志》卷８。 

    ［28］《金史》卷５５《百官志》校勘记。 

    ［29］《旧唐书》卷４３《职官制二》。此为唐制。宋制，据《文献通考》；监修国史一人，以宰相为之。修撰、直馆、检讨，无常员。” 

    ［30］《金史》卷１１《章宗纪三》。 

    ［31］《宋史》卷１６４《职官制四》。 

    ［32］见《元遗山文集》卷３９《与枢判白兄书》，卷２７《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 

    ［33］见《金史》卷１０６《贾益谦传》。 

    ［34］《金史》卷８８《唐括安礼传》。 

    ［35］《金文最》卷１３。 

    ［36］见《金史》卷７０《思敬传》。卷１２５《郑子聃传》。 

    ［37］《金史》卷７２《彀英传》载：《太宗实录》修成后，世宗派史官亲往太宗旧人彀英家更定史事，即一例。 

    ［38］《元遗山文集》卷２７《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载：世宗观《海陵实录稿》，对未写海陵弑熙宗时血溅于面，大为不满。 

    ［39］《金史》卷１０６《贾益谦传》。 

    ［40］其中有６人曾任修起居注，故也统计在内。 

    ［41］其中有４人后来任国史院史官，已经统计在修史官内。 

    ［42］太宗朝完颜勖以宗室修《祖宗实录》，但未任史官。 

    ［43］见《元遗山集》卷２７《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44］《金史》卷９９《徒单镒传》。 

    ［45］《金史》卷１０５《温迪罕缔达传》。 

    ［46］见《归潜志》卷８。 

    ［47］《元遗山集》卷１８《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 

    ［48］《元遗山集》卷２７《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49］《元遗山集》卷１８《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 

    ［50］《廿二史札记》卷２８。 

    ［51］见《金史》卷４《熙宗纪》。 

    ［52］《归潜志》卷７。 

    ［53］《金史》卷５６《百官志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