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立国以后，效法中原皇朝的作法，建立修史机构，纂修本朝的历史，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修史制度。在此基础上，皇朝的修史工作取得可观的成绩，构成金代史学成就最主要的内容。但是，古代文献中有关金代史制的记载零星散落，迄今还尚未对其清理，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因此，有必要予以考察，廓清一代史制。 

            

一、金代的修史机构 

 

    金代修史机构的正式设置是在熙宗天眷元年（１１３８年）。［1］是年，熙宗效法唐宋体制进行政治改革，建立起一套中央行政机构，由羁留在金的宋朝使臣宇文虚中“为之参定其制”，“参用国朝（指宋）及唐法而增损之”。［2］设置的修史机构有：国史院，记注院，与修史有关的机构还有著作局，自是终金一代，未有更改。兹分别考述如下： 

   （一）记注院 

    金朝学习中原皇朝的政治制度，遵循“以汉法为依据”，“因时制宜”，“可则循，否则革”［3］的原则，史制的建立亦是如此。金代的记注院大抵是因袭辽宋而有所变更。辽代史制承袭唐制，但是变革了唐代修起居注工作分属于中书省和门下省的作法，于门下省设立专职机构起居院，不过辽代史料有阙，其制度不得详知。宋代也设起居院，但不是常设机构，仍然在门下省设起居郎掌录天子言动法度，于中书省设起居舍人掌录天子制诰德音。金代改宋起居院为记注院，为常设机构，将修起居注的工作事权统一起来。 

    金记注官修起居注，原则上不是专职专任，由他官兼之。初期多由秘书监和翰林院官兼，世宗朝改由谏官兼，章宗明昌元年（１１９０年）“诏毋令谏官兼或以左右卫将军兼，”［4］又改由尚书省左右司属官兼。记注官品位不高，大多数是六品、七品，但都是深得皇帝信任的“近习”、“慎密”、“谨厚”者为之。章宗明昌元年“有司言记注院勿有所隶”，［5］可知记注院的隶属初不明确，宣宗贞佑三年（１２１５年），诏记注官“以左右司兼领”，［6］记注院隶尚书省，遂为定制。 

    金代的记注院虽然设立于天眷元年，但是查考文献，熙宗一朝未见记载修起居注之职。检阅《金史·熙宗纪》，所载皇帝宣谕与臣下奏议颇为疏略，与后来的《世宗纪》相较，后者录世宗“嘉谟懿训”甚详，两纪面貌迥殊。这说明，熙宗时记注院并未开展实际工作，记注院只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海陵正隆元年（１１５６年）颁行“正隆官制”，二月，颁旨赴朝参拜官员制度，其中包括记注官，［7］金代正式修起居注工作，应当是从海陵朝开始的。 

    金代记注官的职责，大体有三： 

    其一，朝参日随朝记录朝议。《大金集礼》卷４０载：修起居注“遇视朝，起居毕分班升殿陛，于殿栏子外副阶下东西对立，俟奏事毕退”。并规定，常朝日“自五品以上职事得赴”，记注官“虽不系五品，亦合并赴”，以便于记录。 

    其二，记录皇帝与宰臣议事。按唐、宋制，皇帝与宰臣议事，因属机密，记注官不得预闻，由宰相记录，后改由宰相属官记录，按时封送史馆，称“时政记”。金代宰相不撰时政记，又规定“宰相奏事，则近臣退避”。［8］“上屏侍臣与宰臣议事，记注官亦退。”［9］因此，“圣训及所议政事”无人记录。为弥补这一方面的资料记载有缺，大定十二年（１１７２年），世宗指示：“史官记人君善恶，朕之言动及与卿等所议，皆当与知，其于记录无或可隐，可以朕意谕之。”［10］但是，当时记注官记录机密并没有实行。因此，大定十八年（１１７８年），修起居注移刺杰上书：“朝奏屏人议事，史官亦不与闻，无由记录。”这次世宗下旨：“择慎密者任之”，于是，“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11］有金一代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统治层内部政变频繁，对外与宋战事不断，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皇帝与宰臣议事，要求“勿泄于外”，记注官亦回避。章宗即位后，右谏议大夫完颜守贞与起居注张暐上言：“比来一令臣等回避，及香阁陈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则凡有圣训及所议政事，臣等无缘得知”。这次章宗接受了完颜守贞的意见，［12］但是在明昌四年（１１９３年）又敕令：“自今御史台奏事，修起居注并令回避”。［13］承安二年（１１９７年），左谏议大夫高汝砺上书请求：“有司奏事，谏官与修注官得以预闻。”章宗“从之”，［14］记注官又不回避记事了。上述材料说明，金代的记注官回避制度屡废屡建，修起居注工作历经曲折。 

    其三，平时随侍皇帝左右，以录其“言动法度，制诰德音”。如《金史·世宗纪》载：修起居注移刺子敬、张汝弼侍便殿；世宗幸西京，修起居注移刺子敬随侍；幸上京，领修起居注杨伯仁随之等。 

    综上所述，金代的记注制与唐宋略有不同，将唐宋由门下省起居郎，中书省起居舍人，以及宰相属官录“时政记”的工作都统摄起来，具有事权集中，政简易行的特点。金代的修起居注工作虽然经历种种曲折，但是因为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记注制度，因此仍能保证有金一代修注工作例行未辍，录存下比较丰富的皇朝资料。清人赵翼曾经论述：“金记注官最得职”，［15］肯定了金代的记注工作能够为金修本朝的历史提供主要的、较为丰富的原始资料。 

   （二）国史院 

    这是金代为修纂本朝历史而设置的修史机构。金代的国史院也设立于熙宗天眷元年，不过在此之前就已经设有史职。目前考察到较早的史职记载是在太宗天会五年（１１２７年），“金人遣直史馆王枢持册使高丽”。［16］大体也是同一时期的史职还有二人：直使馆祝简，［17］史馆修撰程寀。［18］直史馆和史馆修撰是辽、宋的史职，金代国史馆的史职未有此称呼。太宗天会六年下旨“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宗室完颜勖与耶律迪越掌其事，撰成《祖宗实录》三卷。［19］此次史事未见记载有上述史职人员参加，而参预修史者亦未授史职，可知金初的史职是承袭辽旧，尚未正式开始由史官修史。 

    熙宗朝可考见的史官只有韩昉。韩昉是辽末进士，入金后颇受皇帝密信，任熙宗老师。熙宗天会十五年（１１３７年）十二月，“命韩昉、耶律绍文编修国史”。［20］天眷元年（１１３８年），迁昉为翰林学士、修国史。韩昉所参修的“国史”，大概就是皇统八年（１１４８年）修成的二十卷《太宗实录》。熙宗朝见于记载的监修国史较多，有宗斡、萧仲恭、宗弼、完颜干、宗宪、宗贤等，几乎都是宰相或副相，说明其时已有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但史官记载寥寥，表明这一时期国史院修史制度尚不完备。 

    海陵朝见于记载的史职有修国史和同修国史，也有以宰相监修国史。海陵曾经对宰相、监修国史萧裕说：“太祖以神武受命，丰功茂烈光于四海，恐史官有遗逸，故以命卿。”［21］说明国史院已经开始修史工作。可以说，金代国史院正规的修史工作，也是从海陵朝开始的。 

    金代的国史院是常设机构，其史职设置大体如下： 

    监修国史。由宰相监领。金制，宰相有正副各四员。尚书令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为宰相，尚书左右丞、参知政事二人称执政官为副相。“旧制，首相监修国史”。［22］这是早期的情况。世宗朝以后，“凡修史，宰相、执政皆预焉，然女直、汉人各一员。”［23］副相也监领国史了，大多由宰执中有才学者任之。如章宗朝完颜匡，才学赅通，曾担任章宗、宣宗的老师。宣宗朝张行信，于史事“家学相传，多所考据”，故奉命领修《章宗实录》。［24］ 

    修国史。掌判院事，是国史院修史工作的实际领导者。据考，修国史凡１１人，都是由他官兼职。其中以宰相兼者１人、副相３人、翰林学士承旨３人、尚书省六部首领１人、翰林侍讲学士２人、侍读学士１人，官职最高者是宰相，最低为翰林侍讲学士，从三品。［25］金末元好问曾经记载国史院史职，其中没有修国史一职。［26］《归潜志》载宣宗、哀宗朝，王若虚秉史笔十五年，“在史院领史事”。［27］但王氏没任修国史之职，官止翰林直学士。说明到金后期，“领史事者”已经完全转为由翰林院官高者兼任。 

    同修国史。是修国史的副手。初置二员，女直，汉人各一员。章宗承安四年（１１９９年），增设女直、汉人各一员。［28］这一史职与修国史相同，也由它官兼任。现考得同修国史２３人，其中以翰林官兼者１５人，尚书省六部属官兼者４人，他官兼者４人，官品一般在五品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