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客观全面地记录历史的发展过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史”、“资治”、“育人”。编纂史书的不同目的和需要以及社会历史的内容，是决定史书体裁的主要因素。当前当代史编纂出现了若干体裁，虽呈现出了多样化，但它还不能满足当代史编纂的需要。 

    共和国已走过了50年曲折坎坷的道路。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共和国建立以来的重要史料，为今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翔实丰富、确凿可靠的史料，是当代史研究最基本的任务，全面总结共和国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深刻反思所经历的惨痛教训，更是当代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特别是当前，改革开放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许多计划经济时代堆积下来的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这些问题的解决，固然需要着眼现实、面向未来，但回首过去，弄清成因，则是最起码的前提，从中央到地方都迫切需要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审视过去，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现实、科学的决策依据。没有哪个史学研究领域比当代史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更具迫切性和现实性，因为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休戚相关。当代社会对当代史研究提出了广泛的要求，但史书体裁却相对单调。多种体裁融合的综合体的出现，为“存史”提供了较理想的体裁。但在叙述性史书体裁方面，单一的章节体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总论分论体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代史体裁相对单调的不足，但它本身存在的结构易陷于僵化、叙事长于排列史料而短于综合分析等不足，又影响了它的进一步推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史编纂体裁，在强调科学化、规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提倡社会化？既然对共和国50年历史进程的反思，是全民族的反思，是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的反思，就应有与此相适应的当代史编纂的多种形式。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的需要是发明创造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当代史研究者应不囿于原有体裁的成规，根据现实的需要，结合历史科学的基本原则，进行大胆的探索，以创造出更有利于当代史编纂的新体裁。对于新体裁，只要它能如实客观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能充分展示作者基于科学分析的历史认识，就应予以肯定。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发展，历史编纂学当然也要发展，它发展的强大原动力，就是社会的现实需要。当代史编纂体裁的社会化，已是大势所趋。 

    史书体裁作为形式，最终由史书的内容决定并为内容服务。内容变化达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体裁作相应的变化以适应新内容的需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史内容有了很大变化。社会分工进一步复杂化、专业化，新的社会部门不断出现，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社会活动的领域不断拓展，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无论从哪个层面、哪个角度考察当代史，都不能忽视科学技术的巨大影响。这些变化，对当代史编纂体裁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前所述，章节体对专业技术性强、内部构成复杂的当代史内容的表述已经显示出某种不适应，总论分论体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能较好地反映这些新内容的较理想、较科学的史书体裁尚未出现。所以，探索适应当代史内容新变化需要的新体裁，仍是当代史研究者面临的艰巨而迫切的任务。 

    另一方面，目前当代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编纂体裁存在一定的混乱现象，极需加强对体裁选择的指导。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的编纂主要是由地方党委、政府或有关部门组织，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而编研队伍中，又大多是方志工作者、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由于知识的限制，史学素养参差不齐，对史书的特点、编纂原则的理解也有较大差异。由于在编纂实践中对体裁的选择重视不够，因而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认识，有的甚至连什么是史书，所编纂的东西是不是史书这样的基本问题都尚未明了。如《当代中国外交》明明就是一部新中国外交史，但一些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员却认为这不是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才是史书（注：季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部门史研讨会”发言摘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其实， 两者只是详略不同，侧重点不同，怎可以后者否定前者的史书性质？有的地方，大体相同的内容，同时编几本史书，却缺乏体裁选择的意识，其结果可想而知。这是文化领域的重复建设，而且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可见，当代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编纂，需要加强史学理论及历史编纂的基本原则及方法，尤其是体裁选择的指导，需要进一步规范当代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的体裁。提倡史书体裁的社会化，是在科学化、规范化的同时，着眼现实对当代史研究的多种需要，创造为现实服务、具有当代特色的史书体裁，而不是否定科学化、规范化。两者互为条件，不可偏废。如果片面强调当代史体裁的社会化而忽视科学化、规范化，则不但使当代史的编纂步入无序、混乱状态，有损于当代史研究的整体水平，难以达到“资治”、“育人”的目的，而且可能使编纂出来的成果与志书、纪实文学作品等无法区别而丧失了史著的学科特性，使史书的作用无从发挥。 

             

三 

 

    实现当代史编纂体裁规范化，只要有关专门机构加强对此工作的指导，并积极促进编研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就不难办到。而要使当代史编纂体裁社会化，多样化，以满足当代社会现实的需要，则必须进行体裁创新。对史书体裁的创新，80年代以来史学界的呼声甚高，但体裁的创新毕竟不是易事，它需要相当的史学理论修养，更需要丰富的编史实践经验。罗尔纲先生著《太平天国史》创造出一种综合体裁，就进行了长达17年的探索。可见，任何一种体裁，都不是通过理论探讨直接形成的，而是在编纂实践中产生的。但是，理论思考能为实践探索提供指导，使实践探索少走弯路。笔者认为，当代史编纂体裁的创新，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考虑： 

    首先，应从传统体裁中继承合理成分，创新总离不开合理的继承。中国史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传统体裁，各种体裁都有它的长处，都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继承其中合理的、富于生命力的成分，可为体裁的创新提供丰富的渊源。编年体突出史实之间的时间联系，纪传体对史料包容性大、能从各个方面反映社会历史的面貌，纪事本末体完整记述历史事件的始末，典制体分门别类详述各项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近现代章节体结构灵活，较好地反映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充分展示作者的见解等等，都为如实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当代史编研者如能对这些宝贵而丰富的历史遗产进行研究、吸收，一定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创“新综合体”，就是直接借鉴了传统的纪传体；当代大型资料性史书所普遍采用的综合体裁，就是融合了传统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典制等体裁和近现代的章节体。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规律看，体裁的进步，都是在吸取原有体裁长处的基础上取得的，纪事本末体、章节体的出现莫不如此。 

    其次，新的体裁应当是多样的，真正实现当代史编纂体裁的多样化。当代史研究中“存史”、“资治”、“育人”等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对当代史反思的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体裁都有不同的要求。当代史体裁应服务于史学研究的各种目的，服务于不同的读者对象。相同的内容，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荀悦依编年体将篇幅浩大的纪传体《汉书》改写为辞约而事详的《汉纪》，袁枢苦《资治通鉴》之浩博而创纪事本末体将其改写为《通鉴纪事本末》，皆得与原著流行于世，即是典型的例子。当代史编纂体裁多样化，各种体裁互相配合、互相补充，才能充分发挥当代史研究的社会功能。 

    再次，应努力改善当代史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新体裁应反映当代史的新内容，当代史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大大拓宽社会活动的领域，而且使社会实践的专业化、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当代史工作者必须具有相当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才能适应当代史研究的需要，这就对当代史工作者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当代史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历史出身的，要掌握现代科技的基本常识和相关基本原理；搞技术出身的，要加强史学理论修养，掌握史书的基本特点和编纂的基本原则。没有两者的有机结合，不可能创造出如实地反映当代社会内容的科学体裁。特别是随着以微电子学和计算机技术为核心，包括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六大科学技术群体的迅速崛起，世界进入了现代科技革命时代，这场革命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影响，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当代史工作者应当高度关注这些变化并积极探索反映这些变化的史书编纂新体裁。 

    综上所述，在当代史编纂实践中，出现了多种体裁，这些体裁虽各有长短，但都在当代史研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现有这些体裁，还远不能适应当代史研究全方位、多层面、多视角开展和当代史内容新变化的现实需要。因此，当代史编纂体裁在强调科学化、规范化的同时，还应提倡社会化。当代史工作者应在继承传统体裁的精华的同时，立足现实需要，努力在实践中探索适合时代需要的新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