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从秦始皇以来，中国历代杰出的为政者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即使在社会、文化领域，也都想用自己信从的“善”、“美”标准来加以规范，并妄图以此来统治世界。但是，由于他们过于执信自己所信奉的“善”、“美”的绝对“正确性”，就很容易无视“真”的存在，从而具有极大的偏激性。 

    在今天，当我们研究这些为政者统治下的时代，并以他们下令编纂的文献为依据，来考察当时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情况时，就必须充分考虑到上述事实，从而对文献加以慎重的甄别与判断。 

    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一位杰出的为政者，为了唐王朝的安定，或许只是为了满足嗜好欲望，他也企图以个人确信的“善”、“美”，对唐代的各方面加以规定，并作出了种种实施。比如从《五经正义》中，我们能看到对经义事业的统制；从《南史》、《北史》、《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隋书》中能看到对史书编纂事业的统制等，这些均属上述企图中的一环。这其中，唐修《晋书》（以下简称《晋书》）是在原已存在多数晋代史书的基础上又特意加以改修而成的，从这一过程中，可更进一层体现出太宗的心理意图。 

    原来对《晋书》的评价，如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二十二史记》，都是通过对各种版本的校勘、或综合其它史书的比较，来详细修订载文内容的误谬、文字表现的异同等，而对《晋书》是“据太宗意图而有意识被改修”这一重要观点，几乎都未加考虑。不仅如此，直到今天，一般的看法仍然是：它是取在它以前各类晋代史的长处、避免了短处，从而被认为是最“标准的晋代史”。 

    当然，由于传存至今的完整晋代史只有《晋书》，所以在研究晋代诸问题时，不言而喻，仍然有必要把它作为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来加以采用，但是，这并非说它就是“标准的晋代史”了，而必须把“它是按李世民意图改修的”这点考虑进去，从而分析所载的真伪，这已成为当今考察晋代史实上重大的、且不可缺少的环节。 

    以下，笔者就《晋书》具体是以怎样的意图来进行改修这一点，先以晋代文人传记为中心加以论述。 

         

（一） 有关《陶潜传》的改修 

 

    陶渊明的生平事迹，在刘宋·颜延之《陶徵士诔》、梁·沈约《宋书·隐逸传》、昭明太子《陶渊明传》及《莲社高贤传》中均有记载。读《晋书·隐逸传》中的《陶潜传》便可知，它基本上是蹈袭《宋书·隐逸传》。本来，《晋书》只是晋朝的断代史，收录活到刘宋间的陶渊明的事迹对《晋书》来说是一种破例。尽管如此，此事也许如赵翼所说：“其列传编订，亦有斟酌。如陶潜，已在《宋书》隐逸之首。潜本晋完节之臣，应入晋史。故仍列其传于晋隐逸之内”（《二十二史记》），是《晋书》编者把渊明判定为“晋完节之臣”的结果吧。总之，这事本身就已明确说明，编者加以“斟酌”的意图来编订《晋书》的情况是存在的。 

    同时，只要阅读《晋书·陶潜传》，就可发现：它所蹈袭的《宋书·陶潜传》中能见到的“潜弱年薄宦”以下的文字，在《晋书》中却断然地被删掉了。正如以下引录所示，本来，这段文字是记述了陶潜是“晋完节之臣”的理由，作为把活到刘宋时代的陶潜收入《晋书》的依据来说，无论如何是必要的，是不应该被删除的。 

    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戒（省略）。又为《命子诗》贻之（省略）。 

    为什么《晋书》在其它部分几乎基本上把《宋书》记载照原样抄袭了，但却特地消除了以上这一段文字？这其中一定是存在着相当理由的。如果只以于史实有误为理由而加以削删的话，那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晋书》的编者之一李延寿在编纂《南史》陶潜传时，以上的引文大体上照原样被记载了。而且，也完全不能说明确实是陶潜所作的《与子俨等书》（《陶渊明集》载为《与子俨等疏》）、《命子诗》也被删去的原因。 

    在这里，我想分析一下与《晋书》一样是受太宗敕命、在真观年间经李延寿手编纂的《南史》陶潜传，通过与《晋书》相比较，试着来说明其中的原由。可以说，在这两书中，都同样有李世民的史书编纂意图在起着作用。 

    《南史》陶潜传，也是据《宋书》陶潜传编写的，改修点也大致与《晋书》同样是后半部分。但《南史》陶潜传并没有象《晋书》那样，把后半部分断然地全部削除，只是删了《与子俨等书》“序”的部分与《命子诗》。而《晋书》的削除，就如下文所述那样，从表面上看只不过沿着《南史》删除的方向更扩大化、整理更极端化，但实际上，在《南史》、《晋书》共同被删除的部分里，“按李世民政权需要改修”这一最重大原因却被隐藏起来了。首先，我们看到《南史》把《与子俨等书》“序”的部分被删除了，（此《书》无可怀疑是陶渊明的作品），《南史》编者为什么这样不自然地进行部分的削除呢？下面列出被削除的原文，并加以讨论。 

    天地赋命，生往必终，自古贤圣，谁能独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岂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邪。 

    以上引用的内容说的都是“死生”、“富贵”等天命观念，这与坚持用儒教治世观的太宗李世民及他的重臣、亲信们在思想上没有任何的龃龉，很难想像有什么必须要删除的理由。但是，如果对这部分仔细地分析，在“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地方，却隐藏着与太宗有关系的重大问题。这《与子俨等书》中的“子夏之言”，实际上是引自《论语·颜渊》：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