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有较强的政治性。探讨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为统治阶级提供历史借鉴，以制订和修正政治措施。褒扬善人善事，贬斥恶人恶事，极力宣扬伦理道德，加强人们道德修养，教化人民。正如唐太宗李世民给编纂史书所规定的政治原则那样“极为治之本，尽君臣之义”。使史学著作与政治紧密结合，得到统治阶级的普遍重视，促成了我国丰富的史著，也使史著在封建社会的全部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图举例探讨一下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政治性原则，以期为现代史著编撰提供有益的借鉴。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政治性原则主要表现在下面二个方面。 

    1  “明罗治体”，就是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探讨为政优劣， 以资治道和推测未来，给统治者提供全套的政治方针、策略、经验教训和行为规范。 

    我国最早的史书就是从服务于赞治的文字中编纂出来的，诚如柳诒徵先生在《国史要义·史源》中所说：“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即史书的最早编纂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春秋》编纂的目的就是“惩恶而劝善”，要明君臣之分，以维护周天子的统治。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为了“述往事，思来者”，以“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1〕为原则，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 他在《史记》中探求天人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视人事的作用，对鬼神提出大胆的怀疑，为后来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和教训。他在《楚元王世家》中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而乱臣贵。”这里祯祥即政治清明，是“君子用而小人退”的结果，妖孽就是政治黑暗，是“贤人隐而乱臣贵”的结果。他还直接批判今上（汉武帝）的施政得失。他在《项羽本纪》赞中指出，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过也’，岂不谬哉！”蒙恬以筑长城为绝地脉，司马迁在赞中责备他“轻百姓力”。他在《伯夷列传》中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这决不是由天命，而是人为造成的现实问题呀！说明事在人为。他在《封禅书》所载李少君、文成将军、栾大等，皆以鬼神欺诳为事，浪费了大量财物，这只能反映出统治阶级的贪婪无厌，为求长生不老，可以一欺再欺，而终不悔悟，“方土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司马迁目睹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腐败，人民遭受到剥削和压迫的痛苦，他深刻地揭露统治集团的腐朽，热情洋溢地歌颂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列之于世家，比之于“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实际是告诫统治者要引以为戒，否则腐败到一定程度就会覆灭在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之中。东汉荀悦提出了“君子有三鉴：鉴乎人，鉴乎前，鉴乎镜”〔3〕， 他认为编写史著的原则是“综往昭来”，记载“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让统治者有鉴于此。〔4〕在《汉纪》序中，他自信此书，“可以兴， 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薮”。班固在撰写《汉书》时，也是以为统治阶级提供前朝经验教训为原则的。他注重“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还通过篇后的“赞曰”，“论事非，寓褒贬”，以使皇帝“明鉴戒”。从而明显地体现出为政治服务的精神。他在《汉书》中充分肯定郡县制的作用，指出汉初郡国并行，诸候“骄骞，数不奉法”，“率多骄淫失道”，是皇朝离心势力，对统一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是才有贾谊、晁错之议，削藩之策。他评论贾谊之议“通达国体”，“吴楚合从（纵）赖谊之虑”；评论晁错削藩之策，“锐于为国远虑”〔5〕。这就为东汉推行郡县制，削弱诸侯国之权势提供了借鉴。班固认为西汉刑狱繁重，其原因是存在“五疾”：一是“礼教不立”；二是“刑法不明”；三是“民多贫穷”；四是“豪杰务私”而匿奸；五是“狱犴不平”〔6〕。这“五疾”之论，具有远见卓识， 至今对政治仍不乏借鉴意义。班固创立了《沟洫志》主要写治河，汉代以农业为基础，国家经常“劝农”，注意兴修水利，水利得失直接影响民生，贾让的《治河三策》，至今仍有借鉴价值。汉代武帝时之强盛而汉末之衰败，同黄河的治理与失修关系甚大。班固写历史人物，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使贤任能的思想。对汉初任用智士，他曾经发表议论说：“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智）辩，并成大业。语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使后人借鉴重用才智之士。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关系上，他强调与各族和邻国通使和好。《西域传》赞记说，武帝为“断匈奴右臂”，凭借丰厚的物质条件，穷兵黩武，奢侈浪费，以致繁重的赋税而导致民众起来反抗，“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班固认为汉朝时西域“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恩德，咸乐内属。……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可见，班固主张以德服人，自愿通好，反对索取和奴役各族，为统治者提供处理少数民族与邻国关系的借鉴，这就是为政治服务。 

    唐代李渊在命萧踽等修六代史诏中明确提出了编纂的政治原则，“考证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7〕。唐初所编六史都是遵循“贻鉴将来”的原则的， 突出反映了事在人为的思想。魏征主持修史，更明确提出了取“鉴于亡国”的原则，即从前代“危”、“乱”、“亡”的教训中，求得自身政权的“安”、“治”、“存”〔8〕。杜佑生活在唐代安史之乱前后， 亲身经历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变化，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编纂，总结经验教训，以寻求治国安民之术，从而挽救唐王朝政治经济的危机。于是，他在《通典》序中提出了编纂的政治原则，“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他在《献通典表》中说：“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于是，他据“往昔是非，可为来今之龟镜”的原则，编纂了《通典》。他认为唐中叶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盖是人事，岂唯天时”。抛开天的作用，从人的因素中寻找国家兴亡的原因，得人才则兴。他说：“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颍”，这些都是成“王业”、“兴霸国”、“富国强兵”的“贤者”。社会安定在于“薄赋轻徭”，律己节俭。他说：“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不节而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天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心，取非获己，自然乐其输矣。”显然，这就是通过编纂史书为统治者提供轻徭薄赋，开源节流，社会才能安定的借鉴。故清乾隆帝称誉《通典》为“经国之楷模”〔9〕。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则一语破的，道出了编辑的原则。直接以资治通鉴为名，宋神宗读后甚为赞赏，御赐书名，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一点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得很清楚：“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以戒者。”点明了编书的原则是为统治者治国施政提供借鉴。并通过编史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要“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胡三省更是把《资治通鉴》说成是统治阶级必不可少的东西，他非常肯定地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致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10〕这足以说明《通鉴》编纂的政治原则是治身治世，有利于政治教化。司马光完全抛开了天人感应说，主要从统治集团本身去探索治乱兴衰的原因。他说：“未通人理于万一，而遽从事于天，是犹未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几矣。”故而，他认为统治者“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11〕，“天下兴衰，系于用人”，这个结论至今仍对政治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元朝编纂宋、辽、金三史，也是以给政治提供借鉴为原则的。《进金史表》说：“汉高帝入关，任萧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征以作《隋书》，盖历数归真主之朝，而简编载前代之事，国可灭史不可灭，善吾师恶亦吾师。”《进宋史表》说：“鉴于有夏，鉴于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朱元璋建立明朝，下诏编纂元史，其原则在《进元史表》中说：“因已往之废行，用作将来之法戒。”明清之际，历史著作的编纂与现实政治也紧密相联，引古筹今，鉴往训今，从历史中寻求解救社会危机的良方。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为史为？”〔12〕这就提出了编史的原则是经世致用，为现实政治服务。 

    由上可知，传统史著编纂以探讨政治兴衰，为现实提供借鉴为原则，或以古为镜，帮助统治者修明政治，发展经济，俯顺民心；或考究国家政体的历史沿革，揭露封建专制政治的黑暗和专制君主的腐朽；或寻求历史根据、阐发自己政治主张，革除弊政；或探求历史发展的方向，实行社会变革等，充分发挥史学著作的社会作用，使史著对推动社会政治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 “扶明义教”，就是在史著中极力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记载的各个皇朝政务记录、王公将相的世系家谱、专制政治的政教典章，都贯串着儒家的伦理纲常，广泛推行礼乐教化政策，淳化社会风俗，稳定社会政治。 

    传统史著的编纂都以立德为先，一些虽无事功表现但在立德上有突出事迹的人物往往在列传中居于首要地位，身为平民的孝子、烈女亦在青史上留名。历史家柳诒徵所著《国史要义》中谈到“礼”（儒教伦理）与中国史著的关系时，曾有下面一段精辟的论述： 

    夫本纪世家何以分？分于礼也。封爵交聘何以表？表以礼也。列传之述外戚、宦官、佼幸、酷吏、奸臣、叛逆、伶官、义士，何以定名？以礼定之也。不本于礼，几无以操笔属辞。故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