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八年的特科——博学鸿儒在当时颇受瞩目，在清朝历史上也堪称盛事。当时录取的五十名博学鸿儒全都进入《明史》馆，纂修《明史》是博学鸿儒参与的最主要的集体活动。征召博学鸿儒特科，本是清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士人、稳固统治的有力举措。而让这些博学鸿儒纂修《明史》确为妙招。一方面，鸿儒们进入史馆，“位”和“职”都很恰当；另一方面，开局修史是抚慰士人心灵、缓和民族情绪的最佳药方之一。受到遗民情绪的感染，鸿儒们将修史作为经世致用的一个途径，带着强烈的责任感，不辱史官之使命。清廷的权宜之计，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 鸿儒收集史料的贡献 

  

　　史料是修史的基础。明代《实录》几经删改，各种野史、家乘、笔记记载失实，尤其是明末天启以后，《实录》缺载，不少问题众说纷纭。适值明清易代，许多触犯民族忌讳的史料未能名正言顺地采掇。鉴于此，鸿儒馆臣大胆要求不避忌讳、收集史料。总裁徐元文上《请购明史遗书疏》，请求“征遗献”，聘请明代故老，使李清、黄宗羲、曹溶等故老遗民，各上所著之书。潘耒上《请广秘府书籍以光文治疏》，请求悉访民间记载、奏议、志状之流上之史馆。朱彝尊在《史馆上总裁第二书》中提出“史馆急务，莫先聚书”，他建议让众多馆臣尽力搜索资料，互相考索，分类编目，或者让地方官负责收集，送交史官。  

　　纂修《明史》初期，康熙帝政策较为宽松，接受了史臣广徵文献的建议，不拘明朝遗老，不避忌讳。于是，馆臣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求书、购书的行动中。毛奇龄向遗民史家张岱请求将所藏资料借给史馆。黄宗羲也通过官抄、捎带和自献为《明史》馆提供了大量史料。在修史过程中，史臣能合理利用各种史料，考证分析，以反映历史真实，且鸿儒史臣与众位遗民及学术大师十分亲近，得到他们暗中襄助，所以能搜罗到价值较高、内容丰富的史料，这为后来《明史》纂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史书体例的学术争议 

  

　　开馆后，鸿儒认为以往私家修史强于官修的原因就在于体例的统一，为了尽量避免官修的诸项弊端，强调应充分重视体例。开馆逾月，未见颁示体例，朱彝尊便迫不及待地上呈《史馆上总裁第一书》，指出“盖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缪”。鸿儒注意到明代有许多前所未遇的情况，朱彝尊指出“历代之史，时事不齐，体例因之有异”，并特地指出明代与前代有异的众多问题，“劝立土司传，以补前史所未有”。汤斌主张本纪当效法《宋史》，因事定例，简而有要，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原则。  

　　《道学传》的设立与废除，是史馆中争论的焦点。是否设置《道学传》涉及对王学的定位，故《道学传》的废置，实际上是思想史上的争论在《明史》编纂体例中的体现。当时，《明史》总裁徐元文、徐乾学兄弟深刻领会到了最高统治者尊程朱、贬王学的意向，主张设置《道学传》，把他们认为是程朱后学的人收列进去，而王学及其末学则置于《儒林传》。但史馆内外大多不同意设置，且角度和立场各不相同。后来，黄宗羲所作《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由汤斌出示史馆中人。黄氏对徐氏兄弟的《修史条议·理学四款》一一驳诘，最终促使徐氏兄弟放弃设置《道学传》。  

　　鸿儒关于修史尚有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和思想，如建议不立年限、从容编纂，天文、地理等专业性较强的志传，要请专家分任、检阅等，这都对当时的修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