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历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著述，以冀达到“惩恶劝善，贻鉴将来”的目的。历代王朝都设置史官修史，至唐初更发展到建立正式的史馆修史制度。本文拟就唐初设馆修史的必然性、必要性、史馆特点、史馆修史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一论述。 

             

一  史官、史馆沿革及正式确立 

 

    中国是世界上重视历史最早的国家。“盖史之建官，其来尚也。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1］（P304）“唐虞三代， 《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2］（P1325）周朝有太、小、内、外、左、右史等史官且司职已有分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有史官已成史界共识。秦有太史令（如胡母敬），“汉兴之时，武帝置太史公”［1］（P305），司马谈、迁父子曾司其职。 政府设立修史机构则始于东汉，东汉的兰台、东观既是国家文献档案馆，又是“当时著述之所也”［1］（P310）。经东汉明、安、桓、灵四帝， 四次集合大量人力、物力编修国史《东观汉记》，开创了政府组织史官，成立机构修史的先例，对后世史馆建置有深远的影响。但这只是史馆的滥觞，非专职机构，参与修史的人员多是临时召集，由它官兼任而非专职。魏晋始设著作郎、佐著作郎。北魏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于“秘书置著作局”，后“别置修史局”［1］（P315）， 并由大臣监修国史（如谷纂）。北齐改修史局为史阁（又称史馆），“史阁史馆之名，自此有也”［3］ （P183）。隋沿袭之，以修北朝诸史。唐沿隋制，史馆制度渐臻完善。“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4］（P1089），修撰国史。同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4］（P1091）。至此，史官制度正式确立。史馆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隶属门下、中书省，地处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5］（P591）。史馆中设有修撰、直馆、典书、 掌固等职，分工明确。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正式确立史馆修史制度，这绝非偶然。一方面，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在史学领域的体现。唐太宗这位在中外历史上文治武功赫然的封建名君，深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他曾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6］（P6657）唐取代隋，政治上再度统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对应措施，以树立大一统的历史观点。而私人修史已无法适应、无法满足这种形势的需要。所以，设馆修史成为太宗治理天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唐初史馆制度正式确立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私修历史，多奉行“直书”传统书法，因而易触犯统治者禁忌，有的甚至以“直笔见诛”［7］ （P199）。私修历史，资料不如官方丰富，人力不如官修，一人不能尽通诸门学术，因而著述速度与官修不可比。私人著述的不利因素表明私修已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不利于史学的发展。所以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诏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8］ （P38）隋文帝的诏令很明确，官方就是要垄断修史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唐承隋制，正式设立史馆，修前代史和当代史。这是史学发展的必要，是唐政府对修史机构的进一步完善与确立。 

             

二  唐初史馆特点 

 

    唐初史馆与以前的史馆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过，东汉兰台、东观是中国古代史馆建置的滥觞，但当时兰台、东观主要还是中央文献档案馆，非专门修史机构；撰修国史人员如班固、刘珍、边韶、马日磾等多是他官，临时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馆是北齐统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础上设置的，其组织与编制相对固定，主要由监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书郎等组成。史官的品级、俸禄比较低，如著作郎（从第五品）岁禄一百二十匹（三十匹为一秩），校书郎（九品）岁禄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贿赂以求温饱。他们多无视史实，任情褒贬，以至于《魏书》刚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称之为“秽史”。 

    唐初史馆情形就大不一样。太宗将史馆移至“禁中”，在政治权力中心整理古籍，修前代史和当代史。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史馆中，除史官外，还配备修史辅助人员。在史料收集方面，制定《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报送方法、时限，诸部门不得拖延，有关条款近20项［ 4］（P1089～1090）。史馆环境优美，“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1］（P318）。 参与修史的史官多为国家重臣，如房玄龄、令孤德棻、魏征、褚遂良、长孙无忌等，这显然提高了史学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尤其是唐太宗亲自参与《晋书》的修撰，这在“二十四史”修撰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初史官享有很高的物质待遇，一部书成，朝廷另有优厚的物质赏赐，还加官晋爵。如魏征受诏总加撰定“五代史”，书成之日，除“赐物二千段”外，还“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9］（P2550）。唐政府不仅对修史官奖赏晋爵，其后人也常受惠。如太宗、高宗《实录》百卷“添成”，“是日，封敬宗子选为新城县男，德棻子进为彭阳县公”［4］（P1093）。唐初统治者大力抬高史馆地位，尽力为史馆的工作提供便利，因而史馆工作效率较高。